宋神宗元丰年间，活跃在北宋政坛上官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势力：第一，被“奸臣”占据的中书；第二，被直言敢谏之臣占据的台谏；第三，被逐渐弃用的原先变法派的骨干；第四，重新受到重视的保守派老臣。宋神宗用他的御下之术在这几种类型的官员中间选择、取舍，形成了元丰年间特殊的政治氛围。
一、被“奸臣”占据的中书
宋神宗朝被列入奸臣传的五位官员中，有三位是在元丰时期受到重用的，且都位至中书，他们分别为：蔡确、邢恕、章惇。蔡确，字持正，进士及第之后调邠州司理参军。熙宁时期，受到王安石和邓绾的提拔，当上了监察御史里行。熙宁六年正月，王安石从驾观镫，乘马入宣德门，衙士呵斥之，并刺伤了王安石的马。
王安石因此大怒，先是将衙士送到了开封府，又罢免了一位御药院的内侍，但是王安石犹觉不平。蔡确知道宋神宗此时已经对王安石的强权有些不满，所以上章弹劾王安石曰：
“宿衙之士，拱衙人主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衙士所应呵也。而开封府观望宰相，反用不应为之法，杖衙士者十人，自是以后，衙士孰敢守其职哉？”
宋神宗并没有追究王安石的措，但是却对蔡确的言辞表示称赞。蔡确猜透了神宗的心思，从这时候开始，宋神宗就属意欲于蔡确了。元丰元年四月，蔡确知道宋神宗不满御史邓润甫在治相州狱中的表现，故上章弹劾邓润甫欺下罔上，邓润甫因此落御史中丞知抚州，而蔡确顺利代替邓润甫坐上了御史中丞之位。
不久，蔡确又弹劾沈括作为近臣，见朝廷新法不便，不公开谈论却私下与执政商量，有撼新法之意，沈括因此黜知宣州。蔡确颇能揣测神宗的心思，故屡次凭借宋神宗对新法的坚持弹劾他人有不轨之心，以加强神宗对自己的信任。
元丰二年，蔡确再次弹劾宰相吴充不可以一人之力阻坏新法，被神宗提拔为参知政事，正式入主中书。元丰五年，新官制颁行，蔡确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获得了仅次于左相王珪的高职。终宋神宗的一生，对蔡确都非常信任。在宋神宗看来，蔡确是自己亲自选拔出来的大臣，必定对自己忠心耿耿，所以一度将立太子的大事嘱托给蔡确。但是宋神宗不知蔡确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他的存在让立太子之事一波三折，多了许多的阴谋与算计，哲宗继位之后，宣仁太后召回司马光等老臣，蔡确素为士大夫们所不耻，遂于元佑元年罢相。
邢恕字和叔，初出入于司马光、吕公著门下。元丰年间，宋神宗对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颇为重视，蔡确为了迎合神宗，便向神宗推荐了邢恕，邢恕升任职方员外郎，从此蔡、刑二人共为一党，为虎作伥。
元丰末年，神宗不豫，欲立延安王为太子。蔡确、邢恕知道司马光等人早晚要复起，所以心生歹意，谋划将定策之功归己，以期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但是这条奸计因为宰相王珪的坚持而没有得逞，预示着蔡、刑二人必将失势。哲宗继位之后，邢恕很快贬知随州。章惇字子厚，熙宁年间颇受王安石和宋神宗的重用，命为湖南、湖北察访使，后召还，擢升为知制诰、直学士院、判军器监。
熙宁七年九月，三司大火，章惇帅兵来救，第二天即被宋神宗提拔为三司史。之后章惇受邓绾弹劾，出知湖州，但不久就被召回为翰林学士。元丰三年，章惇为参知政事。后因其父占田被罢。元丰五年行新官制之后，章惇为门下侍郎。哲宗继位之后，司马光尽废新法，章惇独上章言法不可尽废：“若役法……今复为差役，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贻后悔。”当然，此时的中书并不只有这几个“奸臣”，比如官位略高于蔡确的宰相王珪，也是从熙宁年间就逐渐提拔的老臣。
元丰年间，王珪与吴充并相，王珪忌妒吴充，遂听从蔡确的建议怂恿宋神宗大兴边事，以保其位，实在算不上是一位君子宰相。元丰年间，宋神宗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任用官员的手段也逐渐纯熟，当然“纯熟”是相对于熙宁年间的表现而言的。此时的宋神宗没有了王安石及其周围的变法派，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培养“耳目”与“股肱”，但是遗憾的是，宋神宗将他任用“耳目”、“股肱”的心得延续到了元丰年间——在宋神宗的心中，官员的才能比人品重要，而忠诚又比才能重要，正是基于此，蔡确、邢恕等擅于揣摩上意的小人才能够长久的侍奉左右。
二、被直言敢谏之臣
占据的台谏宋神宗对于言官的选择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即向司马光看齐。熙宁四年二年，宋神宗向近臣感叹道：“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以无过矣。”元丰五年，新官制即将颁行之际，宋神宗依然向辅臣说道：“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司马光在言职，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敢谏，且博闻多识，对很多政事有独到的见解，宋神宗对他非常尊敬且器重。熙宁年间，宋神宗提拔杨绘、刘挚等人为言官，就是看上了他们直言敢谏。
后因他们与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宋神宗迫于无奈，将他们贬知地方。元丰年间，宋神宗完全掌握了变法的主动权，对于言官的任命完全自由，与中书多小人相比，这时期的台谏倒显得更加“清流”。
其代表人物有邓润甫、蔡承禧、周尹、王安礼等。邓润甫，字温伯，熙宁年间被王安石提拔为编修中书条例，后神宗擢升他为知制诰。熙宁八年，与邓绾一起治郑侠狱，颇得神宗器重。郑侠狱过后邓润甫上言：
“近者群臣专尚攻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登用淳厚之人以变风俗。”
因此受到神宗的肯定。熙宁九年，邓润甫上章参用旧人，又言李宪不可以为征讨安南的将帅。后又屡次率言官蔡承禧、彭汝砺等人言不可妄兴边事。元丰元年，因受蔡确诬陷落御史中丞知抚州。蔡承禧，字景繁，熙宁八年擢为监察御史，蔡承禧大体上是支持神宗推行新法的。熙宁九年，邓润甫上章参用旧人，在蔡看来“今之患在乎百职之不自任其职而已”，因此在他看来朝廷是极其缺乏“精明强敏之士”的。而宋神宗再次提拔吕惠卿等小人，无疑是加剧了这种状况，蔡承禧屡次上言皆不听，所以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在言职，乞罢。
熙宁十年，蔡承禧为集贤校理、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结束了他的言官生涯。周尹，熙宁九年任侍御史，对于免役法、钱法之弊均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曾上言：
“役人仓法太重，募钱太轻，无以自养，不愿就役，上下失所，公私共患。”又言：“官中见成数百万贯钱，顿为弃物，兼别行改铸，又废一重物料，经隔数月，未能敷及原数。就令改铸物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曰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三二年间，未满数百万贯，骮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
由此可见，周尹不止是一位只会风闻言是的言官，还有很强的行政能力。但是也正是他这种敢于指出新法弊病的性格，熙宁十年他又上言茶法不便而遭贬黜。王安礼，字和甫，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素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乌台诗案中为苏轼说情，让苏轼少受了许多牢狱之苦。宋神宗对王安礼的才学颇为推崇，言“安礼于训辞初不经意而典瞻丰润”。但是王安礼的私生活比较混乱，神宗的诏命一下达，便遭到了御史丰稷的弹劾。
元丰四年到五年，北宋对西夏用兵，王安礼屡次劝说神宗不可兴兵，并告诫神宗“（徐）禧志大才疏，必误国。”神宗不听，结果永乐城在徐禧的错误指挥下陷落。神宗由此才感叹道：
“安礼每劝朕勿用兵，少置狱，盖为是也。”
王安礼对宋神宗的不当之处总能切中要害的指出，比如他曾当着宋神宗的面指出：“臣观陛下行事时轻时重，一屈一伸。”元丰七年，王安礼因“子侄差遣用例奏钞”，受到御史张汝贤的弹劾，罢知江宁府。
元丰年间，台谏官中多“清流”，但是也不乏舒亶等见风使舵的小人。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上述所列举的几位言官，他们在言职的时间都不长，这也是元丰年间宋神宗选用言官的一大特点。元丰六年，监察御史朱京向神宗指出“御史台假之则重，略之则轻。
今耳目之司，屡进屡却，则是言者不若静默之为贤，直者不若柔从之为智。偷安取荣，虽得此百数，何与国事耶？”如此鞭辟入里的见识着实让神宗有醍醐灌顶之感，不久，宋神宗特意夸赞朱京曰：“昨览奏疏，其补多矣。”但是宋神宗自己已经是强弩之末，虽然看到了问题，却已经没有办法再弥补了。
三、被逐渐弃用的原先变法派的骨干
熙宁最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以王安石、吕惠卿为核心的变法派从北宋中央政府渐次失势出走，但是这只是代表变法的直接主导权由王安石转移到了宋神宗手中，那些具体推行新法的骨干分子并没有因此受到牵连。元丰年间，随着宋神宗本人对新法逐渐趋向保守，原先变法派的骨干分子比如薛向、李定等辈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宋神宗斥责或贬黜。
薛向，字师正，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宋神宗继位早期曾献西陲利害十五篇，早年与种谔一起招降横山一带蕃部。但是相比于他的军事能力，薛向的理财能力更加突出。熙宁初，宋神宗任命他为江、浙、荆、淮发运使，熙宁三年权发三司使，明堂礼成，提拔为右谏议大夫。但是宋神宗对薛向也不完全信任，早在熙宁四年宋神宗就有过“向性質不如羅拯”的评价。元丰元年九月，薛向与吕公著同知枢密院，薛向对吕公著颇为恭敬，吕公著对他也有所改观。元丰三年，薛向因反对让百姓养马导致百姓家破人亡，被谏官弹劾为“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陈，而背后诽以盗名”，遂被宋神宗认为是“论事反复，无大臣体”罢知颍州。
李定，字资深，受学于王安石，因言青苗法善，被王安石重用并推荐给宋神宗，被宋神宗除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而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等人皆因弹劾李定越职入位而遭罢黜。熙宁年间，李定因为不除生母丧，被士大夫们集体弹劾，唯有王安石位李定辩解，李定不自安，故解职。熙宁八年，李定加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元丰初年，李定再次受到宋神宗的重用，并一度提拔为御史中丞。宋神宗非常喜欢李定，曾有“听卿言足矣”之语。熙宁四年，李定也受到养马事件的牵连，被神宗认为是“既见朝廷黜薛向，兼元法变无改更，定即不敢论列。乃是从初有失审实。”遂罢李定知河阳。就宋神宗元丰时期对新法的反思上来看，他不至于因为薛向不满养马伤民就予以贬黜，其实宋神宗最在意的是他“论事反复，无大臣体”，实际上就是蔑视皇帝的权威。
早在熙宁七年，宋神宗与王安石在知定州的人选上有了争议，王安石认为应当用薛向，而宋神宗却认为“向不忠信，不如赵卨”。《长编》卷二百三十五引《陈瓘尊尧集·圣训门》中给了我们一条重要的提示信息，陈瓘论曰：
“臣尝谓（蔡）卞等初意专以熙宁宰相为圣，而不以元丰独断为是，故其所欲继述者熙宁而已。”
薛向、李定等人作为王安石变法时期的重要骨干，是否怀有和蔡卞一样的心思也未可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尝到皇权独断的“甜头”后的宋神宗，再也不允许大臣有丝毫僭越的行为了。四、重新受到重视的保守派老臣熙宁八年，邓润甫说要用淳厚之人以变风俗，受到宋神宗的赞赏。
元丰年间，宋神宗对已往的新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其反思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再固执地认为保守派的所有观点都是错的，因此开始广开言路，一方面听取各家的批评之言，另一方面给予当初被他亲自贬黜的保守派老臣足够的尊重。比如：元丰元年正月，鲁国公曾公亮卒。神宗知道以后恸哭之，并罢朝三日以示尊敬。他曾经对辅臣们评价曾公亮道：
“公亮谨重周密，内外无间，受遗辅政，有始有卒，方可汉张安世。”
元丰四年末，文彦博上章言应当深责怂恿出兵攻夏的将领，并告诫宋神宗不可再次兴兵。元丰五年年初，五路大军攻夏的败局已定，宋神宗亲自以手诏答文彦博曰：
“朕涉道日浅，昧于知人，不能徒任将帅，以天锡可乘之时，上为祖宗殓灭一方世仇，深用厚颜。……今日之势，岂复可远举深入哉，惟固境自全而已。”
宋神宗向文彦博表示自己不会再兴兵事了。文彦博对皇帝亲自批付自己非常感动，特地上章表示感激。元丰六年八月，宋神宗向大臣们感叹道无人才可用，蒲宗孟对曰：
“人材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其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没过多久，蒲宗孟即守本官知汝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些保守派的老臣，宋神宗采取的态度是听其言而不用其人，从始至终，除了吕公著一人受到重用之外，其他人依然没有实际的提拔。或奸诈、或庸懦的中书，直言敢谏却仕途不长的台谏，被逐渐抛弃的原先变法派的骨干分子，以及获得了荣誉却得不到实职的保守派老臣，共同形成了元丰年间北宋官场上的独特现象。这一切都是在宋神宗的一手操纵下形成的。
南宋朱熹在回答弟子“神宗元丰之政，又却不要荆公”的问题时说道：
“神宗尽得荆公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
朱熹的话算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就宋神宗在元丰时期的表现来看，至少在用人上，宋神宗是没有学到王安石的“伎俩”的。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期，对王韶、程昉、吕嘉问等变法派骨干分子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而宋神宗对他们却将信将疑，或者直接任用亲信，对他们进行干扰。
熙宁年间，王安石屡次直白地指责宋神宗用人不当，比如“陛下御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再如：“凡今欺诬众而忠信少，乃是陛下致其如此，不可专责人臣也。”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遗憾的是，宋神宗将他任用“耳目”、“股肱”的精神在元丰年间继续发扬更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体制，因为皇权的介入而分崩离析，缺少向心力，这时候的宋神宗是完全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掌控整个局面的。正所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主独裁专制体制最大的特点在于在保障皇帝最终的决策权力的基础之上，将实际的行政权力让渡给士大夫官僚们，以保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宋神宗一人包揽了国家的大小决策，实际上是与北宋君主独裁专制体制创立的初衷相违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