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16日报道（文/李铮）
21岁，他已经是久经沙场、转战大半个中国的解放军战士。一声令下，从广东一路向北奔赴朝鲜“保家卫国”的战场。作为容易暴露的通信兵，他在金城战役最前沿分秒必争抄收电报。现年89岁的志愿军战士黄吉福说：“我是替战友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坐了7天火车赴朝鲜
尽管1947年冬天参军时只有16岁，但从1947年到1952年初的四年多时间里，黄吉福参加了围困长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剿匪等，从首长身边的警卫员到“首长眼睛”的通信兵，入朝作战前，他已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
1952年春节之前，黄吉福所在的45军（入朝后改番号为54军）134师在惠州、东莞一带负责海防。“我们当时的任务是防止国民党反攻大陆，抗美援朝命令来得很急，三天整装出发。”黄吉福说。
接到入朝作战命令后，黄吉福和战友们坐了7天火车从东莞抵达安东（今辽宁丹东）。“我们知道和美国打的是硬仗，是反侵略、保家卫国的硬仗。”
“美国人都进咱们家开打了，为了保家卫国，我们必须打这个仗，这个仗必须打赢。”黄吉福说，战友们听说是执行抗美援朝任务，士气特别高昂，都盘算着和装备最先进的美国兵较量一下。
入朝第一年，54军在顺川负责保卫西海岸，反登陆、反空降。在西海岸备战训练将近一年半后，54军终于等来了硬任务，赶赴金城，和敌人进行最后较量。
资料图片：黄吉福旧照。（受访者供图）
惊心动魄的13个昼夜
1953年7月13日，抗美援朝打响最后一战——金城战役。到27日零时战役结束，是黄吉福军旅生涯最惊心动魄的13个昼夜，他说：“每天抱着电台穿梭在前沿阵地上抄收电报，炮弹、飞机就在身边，但那时候已经不知道生和死了。”
54军的3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是金城战役的主力部队，当面之敌是李承晚的4个师。在那成了一片焦土的战场上，最容易被敌机发现的通信兵既要及时完成通信任务，又要保证机关和自己的安全，黄吉福和战友们想尽了办法。
“因为电台有无线电信号，敌人的侦察机认为有电台的地方就是指挥机关，随即就是狂轰滥炸。”黄吉福说，他们负责师部和军部及各团的联系，不能离首长太远，但为了防止机关被炸，又不能靠得太近，所以一直抱着电台围绕在师部100多米的地方工作。
部队在坑道短暂休息时，24小时工作的通信兵位置都在坑道口。黄吉福说：“电线只能拉出来一点点，有信号能工作就可以了，天线一长，美国的飞机就像苍蝇一样扑来。”
黄吉福和摇机员、通讯员就这样昼夜不停地在前线阵地寻找隐蔽地方，抄收着一步步指向胜利的电报。“一仗下来，我们134师通信队26名战士，牺牲了5人。”
战友就倒在我肩头
1953年金城战役之前，黄吉福和河南籍战友高德安一个班次，每天一起上班抄收电报，一起下班吃饭休息。黄吉福说：“朝夕相处，亲如兄弟。”
7月13日，134师由驻地出发，向金城前线挺进。途中，在一条山坳里待命。“部队待命，但电台不能休息。”黄吉福说，他和高德安在临时驻地并排坐着，紧张地收发电报。这时，美军的轰炸机群突然来袭。“我们正准备抱着电台到坑道里躲避，一个弹片从窗户飞来，射进了高德安的右太阳穴，他一下子倒在了我的肩头。”
“等我掩藏好电台，回来给他包扎时，高德安已经停止了呼吸。”谈到67年前牺牲的战友，黄吉福哽咽了。
当黄吉福和摇机班的四个战友准备在驻地山坡埋葬高德安的遗体时，又一群敌机扑来。疯狂扫射后，梁仲发、章伟林两位战友又牺牲了，黄吉福的脚踝也受了伤。
黄吉福说，埋葬高德安、梁仲发、章伟林三位战友的那个瞬间，永远刻在了自己心里。“我们在三位战友坟头的木板上写下了名字。抬眼看整个山坡，无名烈士、无名烈士、无名烈士，一片一片的坟头，都是无名烈士，有名字的很少。那都是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啊。为了祖国的和平，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他们都长眠在了朝鲜。无名英雄，四字重千斤啊。”黄吉福感慨地说。
就在高德安牺牲的那个下午，金城战役发起总攻。经过13个昼夜的激战，志愿军给敌人以重创，迫使联合国军正式签订“停战协定”。
黄吉福说：“胜利了！烈士们可以安息了。”
资料图片：黄吉福近照。（杨青 摄）
【人物简介】
黄吉福，1931年出生，辽宁辽中人。1947年冬参加革命，1952年随部队入朝作战，担任54军134师无线电报务员，参加金城战役，获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念章一枚。1953年10月回国到沈阳通信兵学校学习无线电工程，1980年转业到抚顺市矿务局任供电部副主任，1992年离休。
【延伸阅读】志愿军通信兵荣凤岐：“人在电台在，炸了就一块死”
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报道（文/李铮）
从弱冠书生到阳刚青年，荣凤岐在朝鲜度过了19岁到25岁的6年时光。“去的时候是学生兵、新兵蛋子，回来的时候是技术骨干、坚强的战士。”荣凤岐说，“战火洗礼的成人礼是我一生的财富。”
抄电报的手拿起大铁锤
1951年9月，正在读中学的荣凤岐响应“青年积极参军参战”的号召，从家乡辽宁兴城中学入伍，来到抚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通信学校学习。1952年10月因战争需要，荣凤岐提前毕业被分配到16军通信技术大队，并于12月入朝参战。
入朝头三个月，通信兵干起了工程兵的活儿。荣凤岐所在的16军32师驻守朝鲜西海岸，任务就是反空降、反登陆，把海岸守好。“要防止敌人登陆必须构筑以坑道为支撑点的坚固防御工事。”荣凤岐介绍，“我们无线电排也组成了一个坑道班，我当班长，昼夜不停地干”。
于是，一双双抄收电报的灵巧的手，拿起了大锤铁锹，搬起了石头泥土，点起了雷管炸药。荣凤岐说：“炸开的石头泥土，就要用锹铲脚踹，手搬车拉，没几天裤腿就都磨没了，大家开玩笑说，冬天穿上了短裤衩。”
繁重的工程任务开始让学生兵吃不消了。荣凤岐脖子上长了疖子，疼痛难忍，总流脓水。
经过全体志愿军近半年的苦干，朝鲜境内的坑道连接东西海岸和一线阵地，成为坚固的防御体系。荣凤岐说：“我们在朝鲜东西海岸筑起了炸不毁、打不透的坑道，让美军胆怯了，不敢来了。”
荣凤岐军装照（受访者供图）
从学生兵到通信骨干
刚到朝鲜时，荣凤岐仅仅是一个入伍15个月的学生兵。入朝第八天，三颗炸弹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荣凤岐说：“那天刚下班准备睡觉，敌机就投下了三颗炸弹。房间的蜡烛灭了，窗帘掉了。我一个新兵，特别紧张。”战友们第二天早上出去一看，炸弹落在了300多米开外的地方，炸倒了一片树。“经历这次轰炸后，胆子好像一下子变大了。大家都互相说，美国飞机也不过如此。”
1953年夏季反击战，16军奉命向前线急行军。6月是朝鲜的雨季，天天下雨，通信排的装备都需要马拉着过河。荣凤岐说：“我就在马的两侧保护着装备，人两次倒在了河里，但装备完好无损地到达了阵地。”
通信兵抄收电报是看家本领。入朝之前只有学习经历没有实战经验的荣凤岐，也是在挫折中开始成长的。“刚开始独立值班时，不到100个字的电报，抄了40分钟，字码掉得稀里糊涂。”于是荣凤岐反复地练、拼命地背，并创新使用分段拍发的办法，终于一步步成长为业务骨干。1956年时，他已经是32师通信分队教导排排长，开始培养新的骨干了。
荣凤岐近照（受访者供图）
“部队的神经，首长的耳目”
从1953年3月打坑道任务结束开始电台值班，到7月27日签订停战协定，荣凤岐执行了两次引以为傲的重要任务，他说：“那时候来了艰巨的任务，大家都争着去，都觉得把最难的任务交给自己是组织的信任，光荣！”
1953年4月，师里要派3名报务员带一部电台去师前方指挥部执行任务，荣凤岐光荣在列。“去的时候遇到了敌机轰炸，还算顺利。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有一次电台出现故障，需要回师部修理，遇到了大麻烦。”荣凤岐说，他抱着电台坐在车里，山路崎岖不平，因为怕遭遇敌机，也不敢开灯。但还是被美国的飞机发现了。
听到空袭警报，同车的电话兵可以抱着电话机到隐蔽地方，但荣凤岐怀里的电台太重转移不了。“我就抱着电台在车里守着，当时就想，人在机器在，炸了就一块死。”荣凤岐说，幸运的是敌人投弹炸到了别的地方，他这个地方没挨炸，电台保住了。
1953年7月2日，停战谈判到了关键时刻。32师接到任务，派8名报务员带两部电台到距离三八线十公里的高岩山坑道执行通信任务。“8人名单没有我，特别难受，我就反复找领导请战。讲自己的决心、讲业务能力，最终说服了领导。”
在高岩山坑道的25天是距离胜利越来越近的25天。荣凤岐和战友们没日没夜地工作，高度紧张地抄收每一个字码、每一份电报。荣凤岐说：“通信兵虽然不扛枪，但我们是部队的神经，是首长的耳目。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指和耳朵顶上他几个团、几个师。”
【人物简介】
荣凤岐，1933年12月出生。1952年12月随16军32师通信连无线电排入朝作战，任报务员。1958年随部队回国。1971年12月任48师（原32师改称）司令部通信科科长，1978年9月转业到辽宁省电子计算机学校（2000年并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1963年晋升上尉军衔。
志愿军老战士薛广文：两次赴朝 亲历反细菌战
参考消息网10月14日报道（文/李宇佳）
如果没有战争，如今年逾九旬的薛广文老人也许会跟大部分普通人一样，经历着专心求学、顺利工作、安稳成家的平凡人生。而历史的车轮却从来不会行进在“如果”之上，这也注定了薛广文与众不同的人生。
“我17岁即将从卫校毕业的时候，还没想过要当兵，也没想过两次奔赴朝鲜战场，当兵后也没想过能活着回来。”薛广文老人感慨道。
“我是个医务兵，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位朴实的山东老人说。
树枝铺木板就是“手术台”
1950年10月25日，时任第38军警卫营卫生所调剂员的薛广文随部队从吉林省辑安市（今集安市）出发，奉命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与集安隔江相望就是朝鲜的满浦市，而此时的满浦，早已是一片火海。“房子全没了，死人到处都是，有时候就在我们的脚边。”薛广文摇头叹息道。
就在这一片废墟和尸体之中，年轻的薛广文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朝鲜婴儿。
“当时看到有个婴儿趴在大人身上，仔细一看发现大人已经死了，而婴儿还活着。”薛广文便立即把婴儿从尸体上抱在了自己怀里。“我记得那个婴儿也就1岁多，”薛广文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比画着，“身上还穿着对襟系带的朝鲜族小衣服。”由于还要负重赶路，再加上薛广文是个年轻小伙子，不方便带着婴儿行军。于是，薛广文捡到的这个婴儿就被警卫营政治部宣传队的女战士们接手了。
入朝后，被分配在警卫营卫生所的薛广文和护士们相互配合，对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进行包扎处理，为了便于后期救治，还需要将伤员按伤势轻重情况做区分。
“轻伤系白布条，中等程度就系黑布条，重伤就要系红布条了，然后安排担架队赶紧转运到能做手术的地方。”老人回忆说。
在前方战事吃紧时，部队也会立即组织手术抢救伤员，而手术条件异常简陋。“当时在一个山洞里，四周挂上白布围成的帐篷就算手术室，一块木板底下铺上树枝，旁边再放一些消毒的器械，这就是手术台了。”薛广文说。
资料图片：1949年薛广文（居中者）与战友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边“抓虫子”边学习防疫
1951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终于迫使美国接受停战谈判。同年11月，薛广文被调到医干大队回国进行学习。就在薛广文回国学习期间，不甘于停战谈判的美国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细菌战，残害中朝军民、削弱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
1952年6月，在医干大队培训结束的薛广文作为防疫队成员，再次返回朝鲜，从事阵地防疫工作。反细菌战正式打响。
“防疫队也就60人左右。虽然经过了培训，但是防疫工作还涉及动物学和昆虫学，到了朝鲜就请上海医科大学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课，边学习边实践。”薛广文说。
“实践”的一大部分内容就是“抓虫子”。薛广文他们每人分到一个玻璃瓶和一只镊子，只要有敌军飞机投弹，就要立刻到现场查找，如果发现可疑生物如昆虫，就要立刻抓到玻璃瓶里，送往化验室。志愿军队伍的反细菌战就在这样简陋又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着。
医务兵也经历战场生死
尽管从事防疫工作，但在朝鲜战场，薛广文同样也面临着生死考验。空中时常盘旋扫射的敌机，成为没有制空力量的志愿军战士们最大的障碍。
一天早晨，薛广文和当时防疫队的罗队长一起提前出发，前去阵地附近考察防疫场所。
“大概是凌晨3点左右出发的，一直走到了清川江大桥。刚过桥没多久就来了一拨又一拨的飞机把桥给炸断了。”薛广文回忆说，“而且当时天已大亮，我们只好在旁边山坡的防空洞里进行隐蔽。”
防空洞也就六七平方米，薛广文他们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躲着20多个朝鲜老百姓，其中还有几个孩子。在洞里隐蔽整整一天后，傍晚时分，薛广文和战友继续赶路。没走出多远，敌机又杀了个回马枪，开始了新一轮的轰炸。“当时路旁边是稻田沟，堵头处有两块木板，罗队长离得近就躲在木板之间，我离得远只好趴在地上。”薛广文仔细回忆着。
等到轰炸结束，薛广文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后脚跟处有些热热的。他回头一看，发现鞋后跟已经被炮弹穿透。“不过万幸，我的脚只被烫了一下，没有大碍。”
而他的战友罗队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喊他没有回应，走近一看，发现他被炮弹击中，当场就牺牲了。”薛广文借着被炮弹炸出的坑将战友安葬，并用散落在地上的一个炮弹箱板子做了标记。
资料图片：薛广文近照。（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薛广文，山东人，1930年1月出生。1945年7月考入长春市满慈医院创办的护士学校，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经历解放战争。1950年10月、1952年6月两次赴朝鲜战场，1953年8月回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主要从事阵地防疫、救治伤员工作。
志愿军老战士徐福绵：“没有一人因抢救不当死在我手里”
参考消息网10月14日报道（文/白涌泉）
今年91岁的徐福绵依旧耳聪目明，“我现在头脑非常清醒，夏天我双耳能听见蚊子‘嗡嗡声’，站着双眼能看见地上的蚂蚁”。
“最让我骄傲的是，我行医一辈子，从没有一个人因为抢救不当而死在我手里。”徐福绵对记者说，“我在朝鲜战场上抢救过多少人，我没有统计过，也记不住了，但我每天都是能做多少手术就做多少，尽全力救治战友。”
“要想入党，得好好表现”
“上学时我就特别想入党，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入党，那时党员身份也不公开，所以我也不知道谁是党员。直到党员身份公开后，我才知道身边一名医生是党员。”徐福绵说这位党员同事告诉他，“想当党员，你得好好表现。”
1951年1月，上级命令徐福绵所在的第七陆军医院全部开赴朝鲜。他们乘坐的火车白天躲在隧道里，晚上前进，但刚到朝鲜新义州，美军就发现了火车，虽然部队躲在隧道里，但洞口和铁轨全部被美军炸毁。
从1月至3月，徐福绵和部队步行两个月走到三八线附近。部队都是夜晚行军，徐福绵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就一个感觉：无论白天还是夜晚，24小时没有一分钟听不到飞机轰鸣声。
一天深夜，部队躲在路旁的壕沟休息时，美军投放照明弹，美军飞机发现部队后直冲过来，一顿扫射。徐福绵清楚地记得，“子弹从我的眼前穿过，打到地面上直冒烟”。
有了这一次教训后，部队决定找两个人作为先行军，白天先走100里，找到当地村镇领导安排好宿营，再接应后续部队休息。这两个人中，有一名是懂朝鲜语的朝鲜族护士，另一个人就是徐福绵。
当时徐福绵非常积极，主动申请承担这项任务，因为他想起了战友说的那句话：“要想入党，得好好表现。”就这样，部队一站站行军到达前线，徐福绵不怕艰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4月，党支部大会正式通过徐福绵的入党申请，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资料图片：徐福绵抗美援朝时期留影。（受访者供图）
设计十字形防空洞手术室
1951年7月，志愿军后勤部三分部指示部队另选地址，派工兵部队协助建立安全防空洞地下医院，由徐福绵负责设计。
新的医院分内外科两个区域，并用树木装饰防空洞四周。当时徐福绵特别设计了“十字形防空洞手术室”。这个手术室分为五个房间，在四个房间的交叉点设置第五个房间，作为洗手消毒间，这样不仅方便，而且极大地节省了洗手时间。在洗手消毒间，他让工兵把水箱固定在高处，用水箱自身的压力出水，这样就可以使用简易的“自来水”了。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做到无菌洗手消毒的好办法。
每到一个地方，部队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临时手术室。刚到三八线附近时，徐福绵带领两名军医助手、麻醉师和两名护士，建立起一个简陋的手术室。
那次部队到达目的地时天刚蒙蒙亮，美军发现了给部队送物资的朝鲜车辆，随后就是狂轰滥炸。等徐福绵走出防空洞时，那片区域只剩下一栋房子，他们就用这仅有的一间房子作为手术室。首先用白布将墙的四周围起来，并用钉子固定，防止灰尘掉落，保护手术室无菌环境。随后，用箱子和门板搭建了一个临时手术台，最后点燃汽油灯照明，这样就达到了手术的基本条件。
徐福绵说，当时使用朝鲜人家里的大锅对手术器械消毒：将手术衣和敷布等医疗用品放进有很多小孔的大盆里，再将大盆放进大锅里，用火加热蒸两个小时，手术器械就直接扔进大锅里煮沸，消毒后备用。
“能做多少手术就做多少”
在朝鲜战场上，徐福绵没有统计过自己抢救了多少人。在那种残酷的战时环境，只能是能做多少手术就做多少。
部队徒步向三八线行军的一天深夜，突然传来一阵飞机声，一个护士班从屋子里出来，向防空洞跑去的时候，被炸弹击中，10名女护士被炸身亡。有一名男护士叫张学政，炸飞的防空洞盖压在他身上，徐福绵立刻在现场给他做手术，最后抢救了一整天，他终于活了过来。
“根据我军的优俘政策，我也给美国士兵做过手术。”徐福绵说，第五次战役后，有一名美国士兵被送到徐福绵处，他身上有弹片。巧合的是，这名美国士兵也是卫生兵，和徐福绵是同行。美国兵担心徐福绵会害他，要求看着他取弹片。因此，手术时徐福绵给美国兵用了局部麻醉，让他盯着自己看。手术结束，美国兵对徐福绵竖起了大拇指。
资料图片：徐福绵近照。（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徐福绵，1929年生，黑龙江哈尔滨市人。1949年1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后，分配至第七陆军医院。1951年1月，随全院官兵入朝，任第29兵站医院手术组长，执行抢救伤员任务，1955年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