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部落的首领禹治理洪水，领导民众开凿山川，疏通河道，救民于水火，有了很高的声望。所以凭借古老的民主选举制，声望很高的禹被推举为舜的继承人成为天下共主。
《山海经》称尧的儿子为“帝丹朱”，有可能丹朱曾经一度继承父亲尧成为共主。有人推测有虞氏的首领舜不满于尧传位给儿子的行为，所以囚禁了尧，放逐丹朱，自己取得了共主之位。舜最后也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但是历史重演，禹用舜当年的借口逼迫舜把位子让给他。尧、舜、禹的顺序继承被后人称为“禅让”。也许“禅让”只是一种对真相的美化。
所谓“禅让”、所谓“传贤”，到了禹的儿子启的时代彻底被打破了。禹在晚年也曾经立了继承人，有的说是皋陶，有的说是伯益，反正是被推举出来的。但是在禹死后，启攻打伯益自己夺得了天下。《韩非子》里说“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启靠暴力破坏了禅让，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发生改变，“公天下”从此转变为“家天下”。如果说尧、舜都曾经在想传位给自己儿子的时候遇到了强大阻力，那么启继承父位就遇到了更强大的阻力。被后人称为“甘之战”的那场四千年前爆发的大战就是有扈氏对于夏后启建立夏朝，把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激烈反抗。
“甘”是地名，是这场战争的发生地点。夏部落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有扈氏是异姓部落，不是夏的同族，有人认为是东夷少昊之后，有扈氏的部落可能生活在今天的河南新乡原阳一带。战争发生的地点“甘”据推测在今天的洛阳西南。《尚书》里有“甘誓”，这是夏后启在面对有扈氏挑战时，做出的战前总动员。
夏后启召集六军将领，宣布了有扈氏的罪状，认为它违反了自然与社会的运行规律，也就是说违反了社会制度的演变规律。夏后启宣布有扈氏背弃了天、地、人的正道，所以自己要奉行皇天上帝的意思去惩罚它。启对自己的战士说：兵车左边的士兵如果不善用箭射杀敌人，那是不合格的。兵车右边的士兵如果不善用矛刺杀敌人也是不合格的。驾驭战车的战士，如果不会驾驭战马，也是不合格的。
在甘之战中用到了战车，而且是广泛使用战车作战，不然不会在誓辞里特别强调战车的作战要求。在启的这篇战前动员令里提到了“左”、“右”、“御”，可推测得知战车上有驾车的御手以及左、右两人，左执射、右执戈矛。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这和春秋时期的战车情况是一样的。
夏启打败了有扈氏，家天下的传承制度得以稳固确立，从此有扈氏被罚为牧奴。夏朝的存在不容置疑，但对于很多不确定性来说夏朝还只能是传说里的夏朝。夏时代的文化却可以找到很多确凿依据。传说“车”就是夏代的奚仲创制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中在地面上有双轮车的印痕，这表明当时确实有车的存在。可是真正出土的“车”已经是商代晚期。商代的车基本是两匹马拉的双轮独辀车。从殷墟出土残车复原可知，车箱的长度最多仅有1米，宽度最多也不超过0.8米，看起来乘坐三人是有点勉强。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代有车战，不但殷墟有车马坑，而且甲骨文里也有乘车打猎、作战的记载。商代的军队有车兵，以“师”为单位，每师有七十五辆车。除了作战的马车之外还有牛车。每师有牛车五十到一百五十辆。牛车是运送物资的。
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也是一场车战，据记载武王伐纣时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就是说有战车三百辆，束甲的战士三千人。当时一车配备甲士十人，三人在车上，七人在车下。周当时只是蕞尔小邦，这个军力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周建立之后，军队进行了扩充，常驻宗周镐京的有“西六师”，常驻成周的有“成周八师”，常见于金文。
西周建立之后，作战还是以车战为主，但是一乘战车的人员配备不断发生变化，不再同于古制的甲士十人。甲士应该是身份并不低的“国人”。军队扩充以后每辆战车配备的人员也增加了，西周中期的一乘战车配备是：车上甲士三人，包括御者、车左、车右，车左持箭，车右持戈矛。此外还有甲士七人，徒兵二十人。披坚执锐的甲士来源是国人，徒兵来源于庶人，身份地位有区别，庶人的地位要比国人低。甲士冲锋陷阵，辅助车上主力作战，徒兵做一些打杂的工作，后勤等等。西周末期一乘战车的人员配备又有了变化，车上甲士三人仍然是主力，车下徒兵七十二人。西周末期已经混淆了国人、庶人等区别，所以统为徒兵。
关于周代的战车，以及车战，在《诗》以及青铜铭文里都有很多记载。《六月》描写西周时期的一场伐猃狁之战，用了“元戎”就是大兵车开路，车上还挂着长长的绸缎制成的旗帜，上面画着飞鸟。这时候不仅周王朝用战车，戎狄也用战车。周宣王时方叔伐荆蛮出动了三千乘战车。方叔作为主帅所乘的战车极其华丽挂着鲜明的旗帜，以鲜红的皮革来作为车的装饰，车上还有八个鸾铃，在行车中发出和谐有节奏的乐音。方叔自己则穿着命服，戴着玉组佩，威风凛凛。
作者：沅汰，文化学者，历史作家
主要作品：《龙凤传奇》、《南北乱世之三国霸业》、《高澄传》、《情探泰陵》、《胤禛二十七年》，中国古代《古国迷踪》系列，《博物馆青铜器名称汉字解读》系列、《汉字》字形释义、《青铜铭文里的西周史》、《晋国霸业》、《梦回春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