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北京SKP商场禁止外卖员进入”的消息上了热搜，引发大众对于外卖员这个群体的关注。
外卖员是随着互联网兴起而出现的职业，类似的人群数量已经极其庞大。事实上，互联网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京东管理着几万名配送员，美团外卖平台上活跃着近400万骑手，滴滴招募了上千万网约车司机；就连以智能著称的AI产业，也养着大量的数据标注工和内容审核员。
严格意义上，这些人不算正式的“互联网人”，因为他们提供的是跟技术不搭边的体力劳动，他们也从来没有站到过舞台中央。最高光的一次，应该是两年前美团IPO，王兴邀请了一个外卖小哥一同去香港敲钟。
但这些人不可或缺，而且有人竟然围着他们发展出一门生意。7月10日，一家叫做“趣活”的公司，带着4万外卖骑手，顶着国内最大外卖配送包工头的头衔，在美国上市了，市值5亿美元。
这家公司的业务模型很简单，就是招来一大帮人（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共享单车运维员等），以劳务工的形式输送给美团、饿了么、滴滴等公司，跟巨头做生意。本质上，这是一家由“蓝领”兄弟撑起来的公司。
事实上，当今的互联网，已经无法离开这些基层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对于美团饿了么、滴滴、京东等平台型企业，这个群体已经变成水电一样的存在。
很多时候我们谈论互联网，总是将目光放在高大上的技术、牛气的程序员、光鲜的办公室白领身上，而忽略了这些为互联网添砖加瓦的人。更何况，“添砖加瓦”竟然也变成了一门生意，还上市了。
互联网越来越“劳动密集型”
“十年前创业，只需要一台电脑一根网线，现在创业，你可以没有电脑，但不能没有人。”一位连续创业者说。
他上一次创业，做了一个类似滴滴的打车平台，只不过用户打的不是乘用车，而是货车。本来以为软件上线，坐收渔利，但结果硬生生给做成了一个劳动密集型项目。他当时的最大困难是：招不到司机，管不了司机。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互联网的起点可以是技术和代码，但落地要靠人力。
这一点在前几年大火的O2O创业，以及共享经济创业大潮中，尤其明显。
最典型的是外卖和电商。外卖员和配送员的成本，分别是美团和京东最大的成本项之一。2019年，美团全年收入是975亿元，但支付给骑手的费用是410亿元，占了总收入的接近一半。
即便是以技术著称的人工智能行业，也存在“给人工智能打工”的戏说。比如数据标注的岗位，AI需要大量的人工标注，通过不断机械重复，来训练人工智能的算法。
商务部数据显示，滴滴平台上，51.5%是农民工、12%是退役军人、6.7%是贫困人员；2019年在美团平台就业的外卖骑手共有398.7万人，其中贫困人口占比约6%。
这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已经成为基层人民群众重要的就业地。跟赴美上市、千亿市值、技术驱动等光鲜词汇相比，它们也有接地气的一面。
当然，这是平台经济的特性使然。如果我们将范围扩大，会发现其实近几年兴起的很多消费互联网公司，都会有这个特点。它们要么成为劳动密集型公司，要么依靠劳动密集型平台开展业务。
京东庞大的配送队伍、每日优鲜的送菜员、货拉拉的货车司机、闪送的送货员、美团的跑腿员、58同城的家政保洁、e代驾的代驾司机……这些职业是伴随这些互联网公司出现的，他们依靠平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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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互联网可以做得很轻，但现在太轻就很容易没有壁垒。游戏、资讯、社交等轻资产的创业赛道，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被巨头占据，于是后起的小巨头，只能将目光放在更接地气、模式更重的方向。
技术是越来越发达了，信息也越来越通畅，但人却越来越懒。
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最本质的功能，是解决了人类“懒”的需求。现在，吃饭有人给你送到门口，打车不用路边招手，洗衣有人洗好给你送上门，开车可以找代驾，就连买包烟都不用下楼，直接叫个跑腿，买菜可以买半成品菜，加热即食。
某种意义上，技术释放了部分人的体力劳动，转移给了另外一部分人。这些人被裹挟进互联网的世界，也让劳动越来越密集。
于是2020年，那些笼络了这个特殊人群的创业公司，开始跟上巨头的脚步，去上市变现。
巨头吃肉，包工头喝汤
今年去美股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中，跟巨头的生意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是依附巨头而生存的公司有两个，一是达达集团，二是趣活。
达达集团在2016年4月由众包物流平台达达与京东旗下京东到家合并而来，京东成为控股股东，达达目前的主营业务是即时配送和即时零售，2019年二者的营收是六四开。达达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在网上下单，附近一公里左右的商铺，会通过达达把东西送到你手里。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体力活。截至2020年3月31日，达达平台年活跃骑手有63万人，这是它最核心的资源，这些骑手在全国700多个城市，一年能配送订单8亿单。
当然，要养活这么多骑手不容易。2017年到2019年，达达的年收入分别是12亿元、19亿元、31亿元，但支付给骑手的费用分别是15亿元、19亿元、27亿元，同期对骑手的奖励分别为1.27亿元、2.24亿元和1.92亿元。公司持续亏损。
体力活果然是个低毛利的生意。
如果说达达还是巨头孵化或延伸出来的项目，那趣活就是直接跟巨头做生意的独立第三方。
很多人没听说过这家公司，业内称它为“包工头”。它的业务有点类似于劳务派遣公司，或者称之为“灵活用工”。截至2019年底，趣活旗下有4万劳动者，这些人都是典型的蓝领阶层，其中3.99万人为外卖骑手，剩下一部分是网约车司机、共享单车运维员、家政保洁员等。
跟达达一样，趣活为巨头服务，它的客户包括美团、饿了么、滴滴等。巨头把那些劳动密集型的模块分拆，外包给了趣活这类第三方公司，从而实现“瘦身”。
在外卖行业，配送成本向来是平台的最大开支项。2017年到2019年，美团仅给骑手支付的成本，分别达到183亿元、305亿元、410亿元。高额的骑手成本，也是美团外卖过去长期亏损的重要原因。
外卖平台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将物流改为代理或众包模式。一位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对燃财经表示，美团和饿了么在早期都建立过自营全职配送团队，但后来慢慢转变为众包模式，将这部分重资产业务交给了第三方外包人力公司。美团直营只有运营团队和业务团队是总部的，骑手基本都是众包的。而且美团还在不断减少直营模式，把直营不断划分给一些优势代理商。
美团和饿了么是趣活的主要客户，为它提供了96%的营收。2019年，趣活靠给巨头提供蓝领劳动力，营收20.56亿元，净亏损1345万元，毛利率7.9%。它向骑手支付的配送费用高达16.4亿元，占总成本的79.8%。
一位投资人称，以外卖配送为代表的灵活用工公司，吃的是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红利，但赚的是巨头赚剩下的辛苦钱。平台是强势方，随着规模扩大能够降低边际成本，但重资产的骑手成本和管理风险，则被转移给外包公司。
巨头吃肉，包工头喝汤。随着巨头成长为超级巨头，包工头终于也有了做大的底气。
让平台榨干每一分钟
山东临沂的一位网约车司机，习惯在多个平台之间“斡旋”，就像当年网约车刚出现时，他同时用滴滴和快的接单一样，如今他同时用滴滴和花小猪接单，为的是“避免跑空车”。
这并非个例，他身边几乎所有的网约车司机都是这样。
在美团平台，很多外卖员都有两部甚至三部手机，外卖一部，跑腿一部，做生鲜一部。外卖高峰期，他们送外卖，闲暇时间，他们摇身一变去跑腿，顺便还送个菜。在滴滴平台，很多代驾司机，在疫情期间做起了跑腿业务。
过去，互联网将几百上千万蓝领工人搬到了互联网平台上，如今，技术的进步、业务的重合，将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锁定在了平台上。
就像打车的计费单上显示的一样，在这里，他们的每一分钟时间、每一公里里程，都会被充分定价——跑的越多、送的货越多，赚的钱越多。
互联网平台创造了一种“登录即可工作”的场景，将工人变成了临时工，并以秒为单位来使用他们。手机App的软件页面，只是这套复杂系统的入口而已。在英国，这种用工模式被称为“零时间合同”。
考拉基金合伙人丁柏然向燃财经表示，灵活用工能帮助企业管理大量基层员工的社保等五险一金，由于一些地方存在税收洼地，还有一些针对灵活用工的特殊政策，所以还能起到节税的作用。对于巨头而言，可以把部分成本转移，起到节省成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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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平台型互联网公司正在成为蓝领工人就业的重要阵地，这个数量庞大的人群，也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长期来看人工费用一定会涨，用机器取代人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个因互联网而产生的特殊群体，未来会以什么形式存在？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未来就业报告》显示，到2022年，机器将覆盖全球42%的工作任务，这一数字远高于当前的29%。而在2025年，机器所占份额还将进一步增长至52%。
在今年7月10日的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美团首席科学家夏华夏称，在至少50年到100年后，可能机器的确会替代人类现在很多的重复劳动。人工智能就像过往的每一次工业革命一样，都会极大提升社会的生产力，但也会催生新的工作，比如骑手可转为服务无人车和无人机，为之维修、保养、充电等。
今年2月，美团已经投放了几辆无人配送车在北京顺义区常态化运营。除此之外，美团还耗资过亿投资了一家室内配送机器人公司。
围绕平台型互联网公司的用工问题，未来或许还会延伸出更多的商业模式和生意，达达和趣活的上市，才只是一个开始。
而随着技术的升级迭代，互联网平台本身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但无论如何，支撑整个平台的基层服务人群，不可能被完全取代。你可以不在意他们，甚至可以忽略他们，但互联网需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