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古典思想，一个封建王朝，强大的时候开疆拓土，衰落的时候疆域逐渐萎缩。
汉唐如此，明朝亦如此，清朝也不免如此，但是清朝疆域的萎缩程度远不如中国其他封建王朝。
这是因为清朝是唯一一个连接古典王朝和近代国家的王朝。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正式进入近代社会。
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朝统治者的无能与软弱暴露在全天下国民的眼中。
外族入侵，朝廷却毫无作为，这导致清朝的合法性尽管有传统的天命论的庇佑，到了19世纪晚期，也因为不平等条约所隐含的屈辱感而变成大问题。
又因为中国朴素的民族情感和西方已经理论化的民族主义相结合，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在孕育并进行反抗运动，喊出了驱逐满洲人的口号。
因此，在中国人眼中，纵然西方列强的入侵并不立即意味着清朝主权的丧失，能够在体制上加以容忍，但对这种丧失主权的迟来的反应却表现得更加有力。
尽管在条约口岸上，因为中西方观念不同，而导致清朝与西方列强的相处还算不错的话，那么清朝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些西方列强在另外一些地区对中国利益的威胁，尤其是在18世纪清朝发动的王朝扩张战争中巩固下来的内陆亚洲边疆地带，这一带上千年以来就一直是威胁清朝国家防务的边陲地区。
清朝很早就和沙俄打过一仗，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保证了上百年的和平，但是到了1880年，清朝又差一点和沙俄打了起来，旋即以现代外交手腕在俄国首都进行谈判，并于1881年签署了中俄伊犁条约》（西方称之为《圣彼得堡条约》），该约以准许俄国在华贸易特权为交换条件，收回了伊犁地区与中国准噶尔地区。
左宗棠通过抬棺出征的决心，终于清除了与沙俄相勾结的新疆叛乱分子，平定新疆叛乱，然后在1884年建立新省，称之为新疆，最西部一直延伸到伊犁地区。
促使新疆确定为省份的活动是假汉族官员而不是满洲官员之手经办的，这是汉族人对帝国认同感的见证，这种认同感超过了清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缔造的中国“文化区”范围。
中国人本来是在压力之下才被迫采用强加于他们头上的西方一套关于主权和国际法的概念来提高自己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水平的，但是微妙就微妙在这，这样一来，事情反倒在很多方面变得有利于中国人了。一方面，西方列强的成功蚕食被中国人当作与历史上和蛮夷打交道差不多的局面接受下来，从而减少了他们的损失感。
只是在后来，当中国人内聚力的民族主义基础加强起来时，那种关于中国利益的新观念才削弱了清朝。另一方面，此种外来的作为各国相互关系准则的对于主权和国际法的界定确立了中国领土管辖范围的明确界限，而中国人自己此前对于那些鞭长莫及的疆土一直满足于模糊不清的分界线。
尤其是，正值清朝已经没能力维持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之际，西方思想观念下的新的边界划分总的来说主要是稳定了清朝的疆域。
最后，在西方入侵开始阶段本是一种异己文化产物的国际法，后来就被中国人学会，当作一种为他们新认识到的目的服务的工具。
虽然直到二次大战，中国人都没能清除掉自己领土上的外国租界，但早在1880年中国就能通过谈判巧妙地与西方列强周旋，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利益（其他利益依然被西方列强攫取）。
西方思想观念对主权的中国式定义也导致了西方列强的某些荒唐之举。
其中之一就是西方人在纳贡制度上的落伍观念，时常令人啼笑皆非。他们以为纳贡制度好似是西方人在国际关系中不久前才发明的新鲜货，并不知它是在19世纪被国际法和国际外交取代了的旧国际秩序。
直到1970年代，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地图还标出一个包括了半个亚洲的圆圈，假定这就是中国的领土要求范围。
这个假定是建立在错误的观念之上的，即认为在过去任何时候曾经向中国朝贡的国家都因为这个历史原因而隶属于今天的中国宗主国，从而就在今天也仍然处在中国领土要求的范围之内。
其实大多数中国人自己已经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观念转变到了由民族主义情结促成的中国主权观念上来了，他们在这点上倒没有什么糊涂之处。
例如说，看到西方列强乐意犯这种傻乎乎的时代错误，中国那些开明士绅或官员也就顺水推舟，比如沙俄对东北和新疆的入侵，英国对西藏的渗透，西方列强对这些地区的入侵与渗透都小心翼翼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地方属于清朝的领土。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清廷的确曾经控制着这些地区，然而随着清朝的衰落，这些地区很多时候并不受到清廷的控制，但是清朝那些了解实情的官员都很有默契的不捅破这一点。
所以西方列强蚕食中国边疆的时候，中国依然能利用国际法将边疆大部分保留下来，而西方列强出于不了解也默认清朝划下来的边界。
从长远的观点看，古典封建帝制意义上的中国主权的确被西方列强和强加的西方思想观念所削弱，最终使得中国的朝贡羁縻体系被瓦解，中国很多边疆疆域被瓜分。
但就其缔造了现代的中国民族国家并使之具有团结和内聚力这一点而言，中国主权也正因为西方列强和西方思想观念而变得更能适应近代世界，从而将一些不能稳固的边疆疆域彻底变成中国的领土，这才有了近代中国庞大的领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