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权统治时期，对读书人思想禁锢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其全身心考取功名，而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隋唐科举制的盛行。也正是从科举制开始，文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文化的大繁荣也由此开始。在唐朝之所以能够出现李白之类的豪放文人，就是因为唐代对文人的包容性较强，不论是入世或出世，都有相应渠道，如投幕府、考进士、凭门第、走干谒、递行卷积极入世求取功名，也可也隐山林、游江湖、入释道独善其身。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唐朝构建的文化大繁荣现象，到了宋朝应该已经发展完善。但现实中，唐朝为寒门子弟搭建的上升途径到了宋朝却变得极其狭窄，甚至只剩下科举考试作为唯一途径。
不管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还是为了家境的转变，十年寒窗苦读使有朝一日考取功名，这显然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不管是宋朝重文轻武的趋势下，还是在唯科举论的影响下，宋朝文人极具增多，显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常规理解下，文人阶层的兴起对社会的发展有极强的带动作用，但在宋朝却出现了文人“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况。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的竞争显然已经不是最明智的抉择，那么宋朝文人除了考取功名，还有什么方式扬名立万？
社会结构的变迁致使文人阶层空前庞大
文人阶层在宋朝之前一定程度上代言的仅仅是“士族阶层”。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角逐致使社会原有秩序逐步瓦解。而一部分善于言辞的有识之士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力量，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体系，构建了诸侯王的王国。陆游对宋代之前的文人曾有高度概括“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一句话表明文人不仅能文，而且能武！文武兼具的文人阶层在社会进步的同时，思想发生碰撞，文化得到传播，而他们也成为朝堂上的顶梁柱，他们就是最早的文人。
在宋朝政治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同时，以往的“贵族社会”逐渐下移，平民阶层不断兴起。《通志》中记载：“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在唐代之前，贵族往往抱团取暖，群体不断壮大，“寒门出贵子”的现象并不多见。然而唐末的百年乱世使整个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在五代十国时期，大唐盛世的风雅显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民政治”兴起。
“崇文抑武”的政策就是根于经历动乱、戒惕动乱的产物。宋太祖建立宋朝时，社会规则几乎是重新设立。出于王权巩固，收揽军权扩充文官政府，甚至宋太祖曾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经过五代十国的摧残，官宦士族倍受打击，所以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承接市民阶层传送的新鲜血液填补贵族留下来的真空。而文人发展必然离不开政策支持，唐重视诗词歌赋，而宋朝更重视“时务策”，相比之下更贴近现实。在政治上侧重平民化，致使带有市井气、女性气的世俗文化成为社会主流，而这也成为宋代文人发展的大环境。
造纸术与活字印刷的改进对文人阶层扩大做出的贡献
有文化滋生环境却没有文化传播载体，显然对文化的传播十分不利，然而宋朝时期“纸”的发展，对文化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成为文人阶层扩大的助推器。五代十国的乱象，虽然对社会节奏有所破坏，但在造纸方面，竹纸和稻麦杆纸的发展却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在唐朝时期，纸仍是贵族阶层才能挥霍的珍品，在市民阶层甚至于仍有人用竹简写家书。但是到了宋朝，造纸术的发展使大规模印刷成为可能，这一点直接打通了文化向市民阶层传播的路径。苏轼在《东坡志林》有言：“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
宋代活字印刷的发展使雕版印刷技术突飞猛进，可谓：“肇自随，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在唐之前，有的人虽然想读书，但对于书籍价格却望而止步。宋初百废待兴，读书人想出人头地只能通过科举考试，无书本可读成为尴尬的现实。活字印刷使书籍的大量印制成为可能，文化载体的传播对宋朝书院与文人阶层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雕版印刷”的发展除了知识的传播以外，更对纸质作品在文人范围内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况且宋朝出现的皮纸几乎能满足文化人一切需求，如书法家的挥毫，画家的工笔设色等。
宋朝文人渗透各行各业
文人阶层的迅速扩大，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一朝及第毕竟是少数人的荣耀。除去入朝为官者，深入民间的知识分子大多从事了文化产业，而教书育人成为读书人首选。宋朝以前，官学占主导地位，而孔子之类的民学并不繁盛。在宋朝之后，书院传播文化致使文人阶层兴起，而文人阶层扩大后反哺书院，书院又因文人兴起而繁盛。在落榜者之中不乏能文会写善音乐之辈，这其中也他们对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贡献突出。嵩阳、岳麓这些著名书院就是兴建于这一时期。
在入世的才子中，也有一部分从事印刷、出版业，在活字印刷的驱动下，出版业如火如荼，由于之前印刷难度导致的市场空白显露在文人眼中。他们不仅参与了书籍的编纂工作，更是以自身学识参与了书籍的点评等一系列上游工作。于此同时，他们学识也能博得上层人士的精神满足，“幕僚”就是如此。当然纯粹的帮闲也并不稀缺，他们游走在亭台楼阁之间，只为了伺候官员与富庶人家一笑。
除此之外，城市的发展也为文人提供广阔舞台，勾栏瓦肆间，滑稽戏、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悄然升起。宋朝时期，扬州、明州之类的城市兴起且演艺业繁荣，为落魄艺人提供了谋求生活的场所。而且在文艺的吸引之下，文人阶层也能找到精神慰藉地，勾栏瓦肆之间着实培养了不少文艺水准出众的文化人。
文人除了文化的直接传播，文化参与也作为重要一环而存在，在雕刻，碑帖，陶瓷业等手工行业中文人都参与其中，在需要文化增值的行业中文人身影频现。如果仅是普通纯色瓷瓶，价值作用并不明显，但诗词书画的点缀之下文化意蕴则增色不少。而且笔墨纸砚之类的高端文化物品生产，哪里是寻常百姓能够触及的呢？相应手工业的发展为此部分文人提供了必要的生活保障。
除了上述几种谋生手段，最落魄的就是文人游士了，这一部分人在文学方面并没有太高造诣，但是也能识文断字，虽不能出口成章，但是随口冒出几句诗词还是难不倒的。在著名画作《清明上河图》，一方面我们能看到宋朝城市发展的繁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中寻找到各行业信息，如测字算命的先生，再如赤脚游医皆有所体现。普通文化人的扬名也许就在巷陌之间吧！
文人分化带来的影响
受教育的人增多使得文人阶层扩大的同时，也造成了文人阶层的分化。在士族门阀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士人”对文化的垄断导致阶层内部并不区分文武。而在科举考试刚刚兴起的阶段，虽然没人可以通过科举做官，但是地方举荐也并没有废除。文武虽然有所划分，但并不明确。而宋朝以来，不管是重文轻武的作用，还是文人阶层的扩大，不仅仅造成了文武分离，更造成了文人等级的分化。
不论何时，文人素质的高低必然有高下之分。在科举考试之下，一部分步入仕途，从此以“高山流水”为雅好。而这一部分，在宋朝300余年历史中仅占两三万人而已。不能进入官场却文化功底深厚的才子，则成为幕僚、帮忙、帮闲，如刘过依附辛弃疾、姜夔依附范成大、吴文英依附吴潜皆是如此。但是更多的则为“下里巴人”做出贡献，他们往往扎根基层，成为民间知识分子。
结语
宋朝经济繁盛岁月承平，但也因文人治国武备不修而乱战肆起。在治国方面，文人治国空有气节而缺乏强硬手段，导致金蒙对宋朝的不断蚕食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在文化方面，乱战与歌舞升平遥相呼应使“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文人中的翘楚进入仕途，使宋朝文化、生活更多元更繁荣。其余进入民间虽然剥夺了一部分文化人扬名的权利，但是也给了文化人无数机会，形成了宋朝独特的雅俗相依的多元文化风格。
宋朝文化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起，更带动了世俗文化的发展，让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除了考取功名，道路通衢、瓦子勾栏之间也都成为了文学的繁衍地。从宋朝开始文人与艺匠的身份差异逐渐消弭，整个社会文化基调奠定。如此数量众多、教养与谋生方式与以前迥异的文人，宋朝以前是不多见的，而宋以后，直到近世的文人也大致如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