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迎来上海解放10周年。曾在南京饭店和鲁迅商量如何以笔为匕首的巴金，目睹新上海10年巨变，他难掩内心激动，于是写下了这样热情洋溢的文字：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1
1938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一周年之际，孤岛之中的上海，发起了一项捐款活动。
据媒体记载，从8月13日到15日两天内，报社共收到四万四千余元捐款，报纸为此刊文：“今后是项捐款，由仁记路华洋义振会继续代收，尚望本报读者继续解囊，勿令灾民有冻馁之虞。”此时，上海正处于日军占领时期，但人们却毫不掩饰同仇敌忾的心意，人们“或节消费、或减食用，爱国热忱令人感佩”。
在不久后见报的热心读者名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本埠山西路南京饭店全体仝人，默念前方忠勇将士为国牺牲，深怀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政府抗战之大义，特发起献金运动。旅客等鉴于职员茶房出店等有如此热心，故自动参加，当集得国币三百七十七元七角整，业已交本报馆送交代收银行转汇政府。”
仗还没打完，敌人环伺于侧，却能从旅客到茶房都纷纷捐款抗战。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家饭店，或许也不那么特别。毕竟，就在捐款发生一年前的1937年，当淞沪会战还在进行时，当中国军队已沿着苏州河向西撤退，上海即将沦陷时，南京饭店二楼里，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记者就怀着认真、热切、积极的心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开始团结全国更多的进步记者，推动抗日和民主进步事业。
光阴荏苒，82年过去了，在上海，许多老字号或者换了店址，或已换了招牌，但南京饭店至今保持原名原址。从最负盛名的南京东路转一个弯，就能找到它——山西路（今山西南路）200号。
2
1924年—1929年，杨锡镠（字右辛，江苏吴县人）在校友黄元吉办的凯泰建筑公司任建筑师。1929年，他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1930年在上海自办杨锡镠建筑事务所；1934年9月，任《中国建筑》杂志发行人、《申报》建筑专刊主编。受邀负责设计南京饭店，是杨锡镠打响品牌的得意之作。这幢建筑由新金记祥号承建，钢筋混凝土结构，属于现代派风格，具有装饰艺术特征。由南京饭店开始，杨锡镠声名鹊起，日后他在上海留下的作品还有1934年的百乐门舞厅和上海银行西区分行、1935年的上海商学院和大都会花园舞厅等。凭借这些设计成果，1949年后，杨锡镠历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第四届理事。
南京饭店落成时有700余间大小房间，以其内部精美的布置和陈设享誉上海，除了提供客房住宿外，所经营的餐饮、浴室和说书场也颇负盛名。评弹名家徐雪月曾在自述中提到，她本是苏州城里一家小杂货店店主的女儿，本名程观蠡，后师从徐雪行得艺名。在外埠码头唱了三年后，始来上海闯荡，但“那时女说书不多，上海的大书场都给男说书的光裕社占了，女说书的普裕社只有一个场子，就是现在南京饭店的南京书场。”
在1938年4月4日的《文汇报》上，的确还能找到设立于南京饭店的南京书场的演出预告：“山西路南京饭店三楼南京书场，于今明两天，日夜两场，商请两女弹词家弹唱开篇名作家倪高风先生精心得意杰作，对唱开篇“文姬归汉”(今夜明日唱)、“新黛玉焚稿”(今日明夜唱)，五音联弹，有唱有白，每阕可唱一小时之久……”
3
有住宿和娱乐场所，又地处交通便捷之地，南京饭店自然也成为文人雅士、名流墨客青睐的聚会场所。
1934年10月6日晚，巴金赴日前夕，由《文学》社友人在南京饭店设宴为他饯行。1935年8月，巴金带着在日创作的短篇小说回到上海，担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9月15日，由巴金等人做东，又在南京饭店设宴，请鲁迅一家、茅盾等聚餐，商谈有关《译文丛书》等大型丛书出版事宜。
然而战争打过来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许多青年记者立即奔赴华北和西北战场，采访战时新闻。11月8日晚，《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和新闻界同仁一起在南京饭店2楼客房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这就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
根据夏衍回忆，“青记”筹备酝酿始于1937年淞沪会战后，“由胡愈之出面，以‘上海文教’宣传部名义开过一次会，参加人有羊枣、陆诒、胡仲持和我。这时候范长江到了上海，我们商定这件事由范抓总筹备”。10月初在上海开了“青记”第一次筹备会，筹备会确定了“青记”主要团结青年人的方向。同年11月4日，又开了一次正式筹备会，参加者有十几位。这时，淞沪会战的战局发生变化。
11月8日晚，中国军队正从闸北向苏州河南岸撤退，分两路退向南京、苏州—嘉兴以西地区。整座城市被隆隆炮声笼罩。在这样的时刻，“青记”诞生。
翌日，日军连占虹桥机场、龙华、枫泾、青浦。11日，日军进至苏州河岸，12日，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但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屈服的种子，被这些青年记者，也被无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藏在心底。等待着和平、胜利重新降临的那天。11月8日，也由此被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4
生于南京路之侧，注定让这家饭店不仅仅是一家做生意的旅店。波澜壮阔的年代，上海这座城市所经历的每一步，也在这家饭店的身上，雕刻下荣辱与共的印痕。
1949年4月间，解放大军已经迫近上海近郊，国民党军队在做最后的挣扎。
在这种情形下，向上海市民宣传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十分迫切。当时上海的进步青年组织发出通知，要在某一天的12点钟，全上海都发出传单。位于虹口的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一共出动了十几队，其中一队到南京饭店，执行任务的青年学生于惠民同学对另一位伙伴说：“10分钟内我不下来，你就走吧，不必管我。”他一上去，他的父亲走上去流着泪阻止他，于同学坚决地说：“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传单发下去，一条是我跳下去。”10分钟后，传单一张一张地从南京饭店飘下来。
仅仅约半年后，1949年9月14日，上海已是换了人间。在麦伦中学的建团工作会议上，二百多名同学汇聚一堂，会上就说到了这个生动的故事。
南京饭店也迎来了新的历史一页。1950年4月5日，在《解放日报》第6版，登出一则短消息《南京饭店全部出让或出租承包》：本饭店建筑新颖，钢骨水泥，七层大厦，有房间一百四十余间，设备一应俱全，适合机关宿舍或招待所办公室之用，有意者请驾临山西路二○○号本饭店经理室接洽。
1951年，曾经在南京书场艰难“讨生活”的徐雪月在沧州书场参加大会，和刘天韵、蒋月泉等18名评弹响档出发参加治淮。这也意味着，旧日的评弹艺人从此成为有组织的上海评弹团成员。
1959年，迎来上海解放10周年。曾在南京饭店和鲁迅商量如何以笔为匕首的巴金，目睹新上海10年巨变，他难掩内心激动，于是写下了这样热情洋溢的文字：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