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从论诗诗看梅尧臣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上）
李 沛
第758期 摘 要：论诗诗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以诗的形式论诗，其内容可以是对诗人、诗作的评论，也可以是对诗歌理论的阐释。梅尧臣作为专力作诗的北宋中期著名诗人，又是诗文革新中的关键人物，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学观念都对后世影响很大。梅氏诗作现存两千六百余首，其中有百余首论诗诗，从中可以窥视他的诗学思想。梅氏在论诗诗中提及韩孟诗派的次数最多，表现出师法的倾向性，其论述的焦点集中在韩诗力主复兴古道与极富创新精神两个方面，这是梅尧臣广阔诗学视野的体现，也是对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这一时代思潮的回应与引领。 关键词：论诗诗；梅尧臣；韩愈；复古；革新
严羽《沧浪诗话》言及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 ，方回《桐江续集》评梅诗“绰有盛唐风” ，刘熙载《诗概》论断“梅圣俞出于东野” ，这些基于对梅氏诗风体认的评骘颇具代表性，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由此可见，诗评家们在梅氏的主要诗风以及渊源流承的问题上，仁智互见且难有定论，而这也从侧面印证出梅诗博采众长、熔铸前贤之功。梅诗中提及的诗人及诗作很多，从《诗经》《离骚》到同时期的欧、苏，从个别篇章到“元和”“我朝”的时代观照，反映了梅氏本人广阔的诗学视野。
一、从论诗诗看梅尧臣对韩孟诗派的倾慕
关于梅诗的师法对象，或者具体来说学唐主谁的问题，历代诗评家众说纷纭，但有一共通点，即都是基于对梅诗某种风格的体认而索隐前贤中与其近似者，以定位其渊源流承关系。本文拟以论诗诗为中心，梳爬梅氏对前代诗家的评骘，以考察他推崇的是哪位前贤，并结合论诗诗的具体内容推详其师法渊源。
梅氏诗集中提及的前代诗家很多，但是大多只提及一两次，且主要有三种倾向：
一是在称誉时人或赠寄友人时，援引与其姓字或仕宦之地相同的前贤，以恰切称赏对方，如因姓氏暗合而屡次以谢灵运典故或诗才褒扬谢绛，如“柳恽在江南” （《任适尉乌程》），以柳恽曾任吴兴太守职务而以之附会，且此句又出自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是直接援引白氏成句，不能完全表现梅氏自己独特的诗歌观念，因此不以之为论诗诗。
二是对前代诗人的生平事迹关注较多，对其诗歌创作关注较少，如以“嗜酒”“爱菊”标记陶渊明，多用其以葛巾漉酒之典故，如以韩愈与柳宗元被贬蛮荒之地而品尝异味引出河豚鱼，“退之来潮阳，始惮餐笼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又如因阮籍有竹林之游而称“阮家竹”。
三是称颂前贤或陈说自己的创作情况时，只是泛泛以“嘉辞”“丽句”或夸饰的表现手法形容之，并无诗歌评骘的具体内容。如“城霞与琪树，璨璨助诗才。嘉辞遍人口，幸足息岩隈”（《送梵才吉上人归天台》），虽然高度颂扬梵才吉上人的诗歌创作，但是并没涉及诗歌审美等具体问题，又如“更爱西垣旧词客，共将诗兴压曹刘”（《和永叔中秋夜会不见月酬王舍人》），描述与诗友相携创作的快意，提及“诗兴”“曹刘”等诗歌创作及诗人特质的问题，但是也仅仅止步于提及，从探究梅诗源流的出发点来看，这些诗作并未提供多少有价值的论述。
因此，出于重点考察梅氏师法渊源的目的，在择取相关论诗诗时，应该筛选掉这些相关性不大的诗作，以重点分析能展露其诗学思想的内容。以此标准摭拾梅尧臣论诗诗后，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1 梅氏论诗诗中提及的诗人诗作情况一览表
由此可知，梅氏论诗诗中提及次数排在前几位的诗人及诗作情况大致如此：一是对于建安之前的诗歌，提及《诗经》次数较多，具体表现是梅氏诗中屡次提及“二雅”“国风”“二南”等代称。二是对于建安至六朝时期诗人，提及陶渊明、阮籍次数较多，且涉及到具体诗歌评价问题，得见梅氏之独特诗观，如称“阮籍思玄虚”（《咏王右丞所画》），涉及其思想内蕴，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答中道小疾见寄》），力主“平淡”之说。三是对于唐代众诗家，独对韩愈青眼有加，如果将孟郊、张籍、卢仝等韩门诗人一并考虑，则梅氏对韩愈诗派的论述着力最深，评骘之语最多，其次则是李杜。
上表与朱少山、余恕诚《论梅尧臣的唐诗观》 一文中《梅尧臣点评唐代诗人及拟唐体诗一览表》相关内容的统计数据有所出入，如该表认为提及李白最多，韩愈次之。究其原因，该表是统计梅氏诗歌文本中提及的诗人次数，而本文上表则筛选掉了一部分与诗歌评论关系不大的内容，如梅诗中虽然多次提及李白，但多是泛泛称颂其诗名，故本文有所取舍。但是两表均揭示出梅氏提及韩愈次数远较他者为多的事实，对梅氏与韩愈诗派的渊源关系有所认同。
事实上，上表是从梅尧臣的诗作看其论述的倾向性，并不能解答梅尧臣师法渊源的全部问题，正如本文开头所列举的那样，就其作品呈现出的风格而言，体现出了对前代诸多作家的学习与融合，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学界许多论者也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而本文意在探索梅尧臣本人的诗学思想，考察其论述中表现出来的对前代诗家的选择性观照，并据此分析梅氏对这些诗人的认识与接受。
综上，从梅氏多元的诗歌观念来看，他对不同时期的诗人及诗作的论述程度不同，明显流露出师法前贤的倾向性，其中关于《诗经》的师法与教化功用的颂扬，始终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底蕴，也是诸多诗人创作实践之旨归，梅诗之个中深意与此传统紧密相关，因此不予过多提及，而关于对韩愈诗派师法的内容将在下文展开详论。
二、师法韩孟诗派的表现及原因
梅尧臣论诗诗中提及韩愈次数尤多，孟郊、卢仝、张籍等韩门诗人也屡屡涉及，其评骘之语显示出对韩孟诗派的倾慕。究其原因，则与北宋中叶的儒学复兴思潮、诗歌复古风尚以及与欧阳修等诗友的交游等因素密切相关。梅氏对韩孟诗派多所肯定，既是历览前编的表现，更是对时代思潮的回应与引领。
首先，梅尧臣结合儒学复兴的时代思潮，称颂韩愈复兴儒学的功绩，显示出道统文学观的绍继关系。景祐五年（1038），梅氏有《依韵和刘敞秀才》： 安得采虚名，师道欲吾广。虽然成术业，曾不计少长。孔孟久已亡，富贵得亦傥。后生不闻义，前辈惧为党。退之昔独传，力振功不赏。舌吻张洪钟，小大扣必响。
尧臣不满北宋中叶儒学不振、孔孟之道不传的学术风气，对“不闻义”的士风及缺乏斗争精神的政治表现亦颇有微词。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在与吕夷简的政见之争中失败而遭贬谪，支持范仲淹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也都被贬。仁宗于景祐五年（1038）十月下诏，“向贬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侄，非但诋毁大臣。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 ，反映出皇权对朋党的指责态度。而梅氏在诗中申斥“前辈惧为党”，并以韩愈坚持儒学复兴及政治斗争作为对照，表现出不畏强权的斗争意识。
唐代元和之际，士人阶层普遍怀有革除社会弊病的政治愿望，韩愈曾言“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龊龊》），可以视作当时诸多在朝之士的心声。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韩愈在其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追溯孔孟之道，希望“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与孟尚书书》），所作文章亦贯穿儒家之“道”，“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答李秀才书》）。韩愈在改革文体文风的同时，也积极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实践，二者相互促进，使文风、士风及政治、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得以改善，唐王朝出现中兴之态势。
北宋中叶与韩愈之时代同样存在着诸多社会弊病，梅尧臣等有识之士亦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发扬诗以讽谏的诗教观念，创作数量众多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歌诗，与儒学复兴的思潮相应和。在文道关系的讨论与偏重古文的创作实践依次展开的过程中，士人们深刻体认到韩愈的儒学复兴功绩与文学成就，不论是古文还是诗歌创作领域，都出现了学习韩愈的热潮。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唐宋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