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解决官员“皆安于苟且，不修职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的不良政治风气，故而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锦衣卫”，专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但受明太祖“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执政理念的影响，直接导致锦衣卫在审理刑狱案件之时，往往会出现怙势作威，屡兴大狱的不良现象，因此，明太祖又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令焚毁刑具，将刑狱案件悉数交由刑部论处，务求公平公正，对明朝君主专制体系的完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的目的
相信在很多人的意识里，都会认为“整肃吏治”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在发现官员贪污腐败之时，能够及时对其进行打击罢了。可能也就是“发现官员贪腐”的过程会比较困难一点，毕竟官员贪腐都是在暗中进行，明面上肯定不会大大咧咧的说自己贪污腐败不是吗？
但是对明太祖朱元璋而言，情况却截然不同，因为“打击贪腐”首先还得要满足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即“法制健全”。否则没有律法作为依托，又该如何对这些贪腐官员进行下一步的“定罪论处”呢？
毕竟自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之时，恰好就是政权新立，百废待兴之际，就连“国家机器”都尚且难以达成全面的运转，“法制健全”又该从何谈起呢？
而且，明太祖朱元璋是贫农出身，这也就意味着他如果真想彻底解决官员贪腐的问题，即解决官员“皆安于苟且，不修职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的不良之风问题，那么首当其冲，明太祖还得解决掉官员对他的“阶级敌视”问题。——《明太祖宝训·卷六》
元末农民起义示意画像插图
要知道，封建时期的“等级观念”极为浓厚，即便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取得了农民起义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又能如何呢？贫农出身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
这也就意味着“阶级矛盾”依旧存在，只不过随着朱元璋的上位，“阶级矛盾”也从表面上的敌视转变成了暗中的敌视罢了。所以难免就会导致很多官员在办事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意识、或者行为上的反抗。
明初很多官员“安于苟且，不修职事”便是这反抗意识、或行为的真实体现，虽然不犯错，但也不办事，而且朝廷还不能拿人家怎么样，毕竟没有理由。这也就直接导致行政效率极为低下，俨然已经成了明初政治体系建立和完善进程的沉重包袱之一。
那么该怎么办呢？唯有一种办法，就是尽快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君主专制”体系，给朝臣树立一个“皇权至上”的标杆，以一种比较强势的姿态来让朝臣不得不恪尽职守，忠于本职工作。换言之，就是要让朝臣意识到皇权的绝对权威性。
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专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的“锦衣卫”才应运而生。——《明史·职官五》
锦衣卫示意剧照插图
锦衣卫怙势作威
正如《明史·刑法三》的记载，“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
大家可以注意下“不丽于法”这个词，这里的“丽”可不是美丽、艳丽之类的释义，而是指附丽、附着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不以法律为凭借。这也就意味着锦衣卫是一个游走于“律法”之外，且直属于皇权管辖的特殊行动机构。
一方面证明了上文所说，明太祖朱元璋是为了建立皇权的绝对权威，这才设立“锦衣卫”，借以达到完善君主专制体系，加强皇权，以及督促官员在办事之时恪尽职守的目的。另一方面无疑也证明明太祖在推行“锦衣卫”加强皇权之时，同样是受“不丽于法”因素的影响，导致锦衣卫滥用职权、怙势作威，继而屡行大狱，导致明朝官员人心惶惶。俨然成了一把“双刃剑”。就像史书所记载的，“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狱，所诛杀为多。”——《明史·刑法三》
锦衣卫执法示意插画插图
执法过程也是极为不靠谱，往往“止属风闻，多涉暧昧，......凭其可逞之势，而邀其必获之功”，很明显，锦衣卫为了达到其邀功请赏的目的，往往只是听了一些风言风语，便倾巢而出，务求“一网打尽”。——《明书》
诸如明初四大案之一，发生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恒案”，“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明史·刑法二》
虽说皇权专制的目的是达到了，皇权的绝对权威也有了，但“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数量如此庞大的官员伤亡事件，是明太祖想要的吗？显然不是。
毕竟官员团体作为政权统治体系的根基之一，其存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统治者在治国之时往往也需要靠官员来进行政令的发布和执行。
可如此一来，朝中官员数量赫然被清除大半，那明太祖还怎么治国？行政效率又该如何提升？更别提明太祖的本意也仅仅只是“”加强皇权、“整肃吏治”而已，难不成让明太祖自己跑到地方去发布和实施政令吗？
这很明显就不现实。明太祖又如何不怒。
明太祖将刑狱案件交给刑部示意插画
明太祖焚毁刑具，将刑狱案件交给刑部论处
故而，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直接就焚毁了锦衣卫“诏狱”里面的刑具，并明文要求以后刑狱案件都交由“刑部”论处。——《明史·刑法三》
明太祖此举，显然是剥夺了锦衣卫最让人诟病的“审案权”，使其专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的职能演变成了“专掌侍卫、缉捕”之事，即是对锦衣卫的职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制约。——《明史·职官五》
如此一来，锦衣卫虽然还有监察、暗访的职能，也同样可以倾巢而出实施抓捕，但是却不能随意给官员定罪，而是要将囚犯移交给刑部论处，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冤假错案”事件的发生。
这也就意味着截至此时，虽然锦衣卫依旧还是一个直属于皇权管辖的行动机构，但是其却失去了“游走于律法之外”的隐藏职权。也就等同于是断绝了“锦衣卫”怙势作威，凭借权势滥行职权的可能。
而明太祖要把刑狱案件悉数交由刑部论处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因为刑部掌管全国“典章法度”，故而在审案时可以秉公执法，且务求公平公正。大家可别忘了，明太祖不仅只是想加强皇权，他同时还想“整肃吏治”，注意，是“整肃”而不是“清除”。而这点正好就是当时的锦衣卫所做不到的。
明初丞相胡惟庸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为何会把刑狱案件移交给刑部论处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既然明太祖是为了“整肃吏治”，那为何还要设立“锦衣卫”，而不是一开始就把针对贪污官员的“刑狱案件”交给“刑部论处”呢？
诚然，早在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受丞相“胡惟庸谋反”事件的影响，明太祖下令“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且“更定六部官秩”，直接就由他自己接管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明史·太祖二》
换言之，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刑部”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直属于皇帝统辖的政治机构。但是正如笔者前文曾说过的，“打击贪腐”首先还得要满足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即“法制健全”。
《御制大诰》示意图（局部）
可明朝关于官员贪腐的相关刑律，却是直到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亲自撰写刑典《御制大诰》，并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以后，才算是真正的出现在历史的大舞台。《大明律》更是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正式颁布推行。
也就是说，在《御制大诰》面世之前，明朝的“刑部”其实就只是一个“壳子”，空有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的职能，但是却并无太多行之有效的律法制度作为凭借，行事也几乎都是依托于前朝既定的律法。
大家想啊，明太祖作为一个政权的开创者，定然对前朝的法制不会过多认同，可是在治国之时，往往却用得前朝律法，那场景合适吗？
如若再加上明太祖还有树立“皇权至上”思想的最终目的，又怎么可能会愿意把“整肃吏治”的大任交给官员管理的“刑部”呢？毫无疑问，明太祖定然不会愿意。
明朝官员示意插图
但洪武二十年（1387年）制约“锦衣卫”之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还拿那场“郭恒案”来说，经此一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的结果，就意味着明初官场已经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官员势力亦是迎来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更新，当然，“皇权至上”的绝对权威也正因这场案件而得以真正的确立。
换言之，明太祖起初所面临的“阶级敌视”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另外，《御制大诰》也已经面世，如若再加上明太祖还将“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无疑就代表着明朝的“法制”，早在洪武十八年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初步健全”的状态。——《明史·刑法一》
也就等同于截至此时，明太祖已经有了“整肃吏治”的资本，即满足了“整肃吏治”的前提条件。
如此一来，既然“刑部”可以更加公正且合理的“整肃吏治”，且还能比“锦衣卫”更为有效的提升行政效率，那又何必再让“锦衣卫”去折腾的人心惶惶呢？显然没啥必要了。
锦衣卫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秉持着“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执政理念的朱元璋之所以会制约“锦衣卫”，将刑狱案件悉数移交给刑部论处的原因，属实并非只有“锦衣卫怙势作威”这一条。
或者说，“锦衣卫怙势作威”充其量也就只能说是“明太祖”整顿锦衣卫的一个诱发因素，即便锦衣卫不滥行职权，但明太祖终究也还是会想办法去“制约锦衣卫”的，无非就是时间上的差异罢了。
因为对明太祖而言，他之所以会设立锦衣卫，其主要目的终究还是为了能够“整肃吏治”，同时树立“皇权至上”的绝对权威。
继而等法制体系逐步完善以后，“皇权至上”的绝对权威也已经在官员的意识中根深蒂固，那么明太祖完善明朝君主专制政治体系的下一步，自然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行政效率”了。
毕竟不管是“整肃吏治”、还是“树立皇权至上”思想、亦或者是提升行政效率，其最终势必都会回到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是让“国家机器”获得更高效的运转，从而保证明朝的长治久安。
锦衣卫示意剧照插图
可是“锦衣卫”出于树立“皇权至上”思想的需要，所以在执法之时往往过于苛刻，正如上文所述，凡“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狱，所诛杀为多”，明显就用力过猛，反而闹得官员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明史·刑法三》
固然对整肃吏治、以及巩固皇权，缓解官员对朱元璋的“阶级敌视”等诸多状况行之有效，但是却注定对“行政效率”的提升极为有限，或者说是对“个人行政效率”有效，但是却对“整体行政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毕竟有很多官员都因为受到牵连而被抓到“诏狱”里面了不是吗？
话说这没了官员执行政令，那“行政效率”的提升又从何谈起呢？
所以，对于明太祖朱元璋而言，“锦衣卫怙势作威”的不良政治现象，其实也只是他将刑狱案件移交给刑部的一个“借口”。
从而使得洪武年间能够形成一个先由“锦衣卫”进行巡察缉捕，然后再由“刑部”负责根据律法治罪，大理寺负责审核、宣判，最后则让都察院负责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的刑狱案件审理流程，各个机构各不干预，但又互相牵制。
巧妙的搭建了一套“相对平衡”的刑事案件审理体系，有效促进了明朝君主专制统治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因此，单就明太祖焚毁刑具，然后将刑狱案件移交刑部论处的举措所起到的作用而言，显然对明太祖完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系、整肃吏治、以及提升行政效率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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