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众所周知，在汉文帝刘恒执政时期，为了尽快摆脱西汉初期那百废待兴的不良状态，与民休息。故而跟汉高祖刘邦一样，同样采用了道家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即“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所以对于廉政体系的建设也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廉政体系建设成功与否的核心，其实就在西汉官员身上，因此，汉文帝一边从自己做起，带头克俭率廉，借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一边又制定了一系列惩贪励廉政策做为保障，从而使得西汉在汉文帝的统治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赫然一副盛世之景。——《汉书·卷二十三》
“老子”示意画像插图
官员是“无为而治”统治体系的核心
相信在很多人的意识里，“无为而治”的意思就是“老子”《道德经》里面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指君主什么也不用做，然后凭百姓的自治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
实则不然，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君主“不妄作为”，也就是不去过多的干预，只需要制定一个能够促进政权发展的“基础框架”即可，然后才是让百姓发挥出无限的创造力，实现自治，继而完成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
正如《老子想尔注》中的记载，“道散形为炁”，看似玄妙，其实将其引申到政治上的话，统治者所制定的能促进政权发展的“基础框架”便是“道”。而“炁”就是处于这个框架之中的单个“个体”，只要不脱离这个“基础框架”，那么其就会在无形中接受“道”的法则约束，也就是“基础框架”中的“制度”约束。
那么“炁聚形为太上老君”这句话就容易理解了，将其放在西汉时期，其实就是“西汉臣、民”各自实现自治后对“当朝统治者”的反馈。——《老子想尔注》
孔子示意画像插图
“孔子”也曾经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而舜帝作为“三皇五帝”之一，其之所以能成就“上古贤君”之美名，就正是因为“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论语注疏·卷十五》
诸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为共工。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於是以益为朕虞。”赫然是大家觉得谁有能力去做好某一件事，那舜帝就会秉持着“知人善任”的原则相信他，让其放手去做。
这诸多案例，一方面足以证明“无为而治”的真正含义正是由“君主”制定治国的“基础框架”，然后由臣子去具体执行。
另外一方面也足以证明“官员”实则正是“无为而治”统治体系的核心之所在，统治者并不会去过多干预其具体执行过程，充其量也就是加以适当的引导，使其不脱离“基础框架”的“制度约束”。
所以，对汉文帝刘恒而言，如何用人为官，且还得是不贪污腐败的“好官”，也就成了他构建廉政体系的重中之重，从而也就有了汉文帝刘恒带头克俭率廉，从自身做起，提倡勤俭节约的现象，借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为臣子树立一个“廉政”的榜样。
汉文帝刘恒示意画像插图
汉文帝刘恒推行“廉政”，提倡勤俭节约
就像汉文帝刘恒曾在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所说的一句话，“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史记·孝文本纪》
无疑正是汉文帝为了尽快落实“廉政体系”的构建，实现与民休息，故而所下达的招贤纳士之举。
毕竟汉文帝刘恒也只是一个“人”，而不是机器，如果由他事事亲力亲为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分身乏术，力不从心不是吗？无疑就又从侧面证明了“官员”在政权统治体系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所以，对于汉文帝而言，他当时所能做到的，且能做到最好的，也就只剩下了发挥其身为“统治者”的影响力，从自身做起，推行“廉政”，提倡勤俭节约，然后“上行下效”，在潜移默化间影响西汉官员的一言一行，继而促进“西汉廉政体系”的建设进程。
“露台”示意插图
就好比汉文帝“尝欲作露台”，想要造一个能让他休憩、眺望等用的露天台榭，结果“召匠计之，直百金”，虽然在统治阶层的眼里，这“百金”可能不算啥，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却已是达到了“民十家之产”，所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史记·孝文本纪》
再比如汉文帝还曾明确要求“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欲为省”，俨然一副能省就省的模样。——《史记·孝文本纪》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过度的节省就是“吝啬”，是“抠门”，但汉文帝显然不是，毕竟他“省”下来的这些“财物”，可都是实打实的用在了百姓身上。
诸如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汉文帝下诏“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九月，又下令“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
类似的案例在跟汉文帝相关的史书记载中极为常见。
汉文帝耕地示意壁画插图
而且，汉文帝为百姓所做的还远不仅如此，他还曾“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赫然是亲自和皇后带头下地耕种、鼓励农桑，借以提升百姓耕种之时的积极性，使得西汉的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升。——《汉书·文帝纪》
从而也就使得汉文帝执政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极为俭朴，百姓的生活却是“海内殷富”，一片安居乐业的盛世之景。——《史记·孝文本纪》
试问，在汉文帝亲力亲为，带头推行“廉政”，提倡“勤俭节约”，且爱民如子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那些西汉朝廷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贪污腐败事件呢？
古人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汉文帝所营造出来的“廉政爱民”形象，实则就已经等同于给西汉官员制定了一个推崇“廉政”的政治风尚，也可以说是时代背景，是大环境使然，毕竟汉文帝作为西汉的最高统治者，其影响力可绝非只是说说而已的。——《李义山诗集·卷一》
西汉官员示意壁画插图
汉文帝刘恒“惩贪励廉”，为“廉政体系”提供保障
当然，也不排除依旧会有一部分贪官污吏表面上勤俭节约，实则在暗中却奢靡成风，这是人生而就有的“欲望”所致，而天生的“欲望”恰好又是除了自身道德约束，几乎谁也控制不了的东西。毕竟看不见摸不着，谁又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呢？
所以，一旦有些西汉官员的“欲望”超过了“道德”的“自我约束”，那么就势必会出现一系列因“欲望”而导致的贪污腐败案件，单纯的“以德服人”显然已经不足以对其进行制衡。
但是“法”却可以，虽然“以法治国”是“法家思想”的集中体现，但古代大家以及近代学者却普遍公认“法家思想”其实也只是“道家思想”的一个分支。
韩非子示意画像插图
正如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法家思想代表人“韩非子”所说，“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
“道”便是“纲常”，即封建时期基于“尊尊君为首"、"亲亲父为首”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行为准则而形成的“人伦等级观念”。“法”则是“根本”，即“律法制度”所能提供的“外界约束力”，只不过法家思想主张的“严刑峻法”统治体系是“一断于法”，重点突出了“法”的作用，而“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主张则是突出了“道”的作用罢了。另外，《汉书·刑法志》上“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的相关记载，无疑亦是足以证明汉文帝执政时期“以法惩贪”之所以会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合理性，属实是为了给“廉政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个“保障”。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法治”其实就是一个跟“无为而治”相辅相成的存在，区别就是在“无为而治”的统治体系中，“法”的作用会被弱化，相对比较宽松，但并不代表没有。
张仓示意画像插图
诸如在汉文帝刘恒执政时期，由丞相“张仓”、以及御史大夫“冯敬”所提出的“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皆弃市”之说，而汉文帝虽只回复了一个“可”字，但无疑就足以表现他想“以法惩贪”，保障“廉政体系”建设的决心了。——《汉书·刑法志》
当然，有惩罚自然就会有奖励，对于那些跟汉文帝一样推崇“廉政”的贤臣，且做出了一定政绩的，汉文帝也会给予一定的奖赏以示激励，借以起到“树立榜样”的作用。
好比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汉文帝下诏“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劳赐......帛，......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虽然物质奖励不多。——《汉书·文帝纪》
但背后那深受“封建统治者信任”的“精神奖励”，显然才是西汉官员所最想收到的奖励不是吗，毕竟那可都是实打实的实现志向、名留青史的机会呀。
贾谊示意画像插图
就像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不就因为汉文帝“深纳其言”，采纳了由他提出的《论积贮疏》以及《治安策》，从而让他满身才华有了用武之地，这才名留青史的吗？——《汉书·贾谊传》
如此一来，在汉文帝以身作则，亲自带头克俭率廉，推行廉政继而勤政爱民的模范作用下，西汉官员首先在行政风气上就有了很明显的改观。继而又加上一系列“惩贪励廉”政策的保障，自然也就极为有效的促进了“廉政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进程。
那汉文帝执政时期出现“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的盛世之景还有问题吗？答案很明显，定然没什么问题。——《汉书·文帝纪》
西汉概念示意插图
结束语
简而言之，汉文帝刘恒正是因为西汉初期那百废待兴，百姓急需休养生息的问题，这才继续采用了道家黄老思想里面的“无为而治”主张，从而也就导致在汉文帝执政时期，“廉政体系”的建设也就成了重中之重。
可“廉政体系”又重在用人，急需大量的贤良廉吏来填充，所以汉文帝便首先从自己开始做起，克俭率廉，提倡勤俭节约，并实打实的“廉政爱民”，为西汉官员树立了一个模范标杆，或者也可以说是“道德旗帜”。
继而得益于汉文帝“统治者”身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营造一个“廉政”的大环境自然也就不再是问题，从而为西汉“廉政”风气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基础条件。
再加上汉文帝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惩贪励廉”的“法治”政策，正好就弥补了“道德行为准则”在“约束力”上面的不足之处，让那些贪官污吏即便赢得了“道德约束”，也势必要输在“律法”的“外界约束力”上面。
文景之治示意画像插图
而这些政策，便可以说是汉文帝刘恒所构建的“廉政体系基础框架”中的“制度约束”，或者说是“道”的法则、规则。
因此，随着时间的变迁，“廉政体系”的不断完善，汉文帝执政时期的“贪官污吏”自然也就越来越少，虽然不可能悉数消失，但相对于贤良廉吏的数量而言，那是肯定比不过的。
所以，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汉文帝刘恒为构建“廉政体系”而付出的一切努力，属实对西汉整顿吏治、与民休息、摆脱西汉初期那百废待兴不良情势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当然，汉文帝刘恒对汉景帝刘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不容忽视，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的“文景之治”太平盛世之景了。——《资治通鉴·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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