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因被视为列强侵华的产物而为人所熟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积贫积弱的晚清政府竟曾在朝鲜半岛拥有多处租界，并在其中享有各种特权，俨然列强之一。而其中的仁川租界甚至维持到了民国成立后的1913年。那么，这些奇迹般的“清国租界”是如何诞生的呢？一、清国加强在朝存在之契机——壬午兵变
19世纪中期以后，朝鲜同宗主国大清一样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邻国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对朝鲜蠢蠢欲动，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朝鲜被迫开国，国外资本得以涌入朝鲜，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失业。仇日排外的情绪逐渐在社会上酝酿。
而这一时期的朝鲜国内则呈现出了以大院君和王后闵氏为首的两派长期斗争的局面。1864年，朝鲜哲宗李昇去世，死后无嗣，作为王室旁支的李熙入承大统（朝鲜高宗）。由于高宗年幼，由其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十年后，王后闵氏以高宗亲政为由发动宫廷政变，掌握了实权。闵氏执政后开始效仿大清的洋务新政，实行了一系列“自强”政策。“闵氏新政”以“别技军”的组建最为引人注目，而正是这支新式军队成为“壬午兵变”发生的催化剂。
装备新式武器的别技军
一方面，此时的朝鲜国内弥漫着强烈的仇日气氛，而这支军队恰好由日本军官训练，因而民间对这支部队十分仇视，将其称为“倭别技”。另一方面，为了筹集“别技军”军费，闵氏宣布裁汰旧式军队，并长期克扣旧式军队的军饷。至政变发生前，旧式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军饷。此后颁布的将京军五营缩编为武卫、壮御两营的诏令更是意味着将近半数的旧式军人将失去生活来源。民间和军队的不满逐渐积聚，壬午年（1882年）六月初九暴动发生并迅速扩大化。
明成皇后（闵氏）的影视形象
此次兵变显示出“对内反闵，对外反日”的特征。在暴动中，闵氏逃往忠州避难，而退隐将近八年之久的大院君李昰应则趁机重掌朝政。此外，别技军杀害了别技军的日本教官并袭击了日本领事馆。此后，日本即以此为借口对朝出兵，而中日两国对朝的进一步干涉也由此发端。二、中日博弈——清国租界设立的内在动因
清日两国对朝鲜的争夺在近代朝鲜半岛大国博弈的历史上尤为引人注目。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不断挑战清朝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在1874年的琉球事件和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开始对朝渗透，朝鲜逐渐成为中日争夺东亚“宗主”地位的主战场。作为对日本挑战的回应，清朝开始调整传统朝贡制度中不干涉朝鲜内政的政策，积极寻求机会增强自身的在朝主导权。壬午兵变正好为两国提供了加强在朝存在的契机。
日本首先做出了反映。7月29日，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长崎，并立刻向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报告了壬午兵变的相关情况。7月30日至31日，日本内阁召开两次紧急阁会（日本天皇参加了第二次会议）。7月31日，日本决定对朝进行武力干涉。当天，日本向各国使馆送达了《关于朝鲜京城暴动的事变处理办法》以求各国谅解，并迅速将一个陆军大队和海军“金刚”“清辉”“日进”“比叡”号调往仁川，试图通过武力威胁朝鲜进行谈判以满足其侵略要求。
日本的迅速行动使朝鲜政府措手不及，大院君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表示难以接受，多次拒绝日本的谈判要求。但鉴于朝鲜实力不济无法与日本抗衡，遂只能采取拖延策略等待中国介入调停。
日方首脑：日本明治天皇
中国方面直到7月31日才通过驻日使馆的报告知道朝鲜发生兵变的消息。时隔几天，又收到了日本向朝鲜派兵的情报，事态的紧急程度已经不言而喻。8月4日，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派遣北洋提督丁汝昌、马建忠率领“超勇”、“威远”、“扬威”三艘军舰先行前往仁川观察情况。8月7日，在得到总理衙门批准后，下令吴长庆、袁世凯率领淮军3000名前往朝鲜。丁、马一行于10日抵朝，吴、袁一行亦于21日在仁川集结完毕。
中方首脑：《走向共和》中的光绪皇帝
在清军向朝鲜集结期间（10~21日），日本对朝谈判出现了新的情况。首先是8月16日，不堪朝鲜的拖延政策花房义质率日军1500名抵达汉城，当面向朝鲜高宗提出了赔款谢罪等七项要求，并下达了在23日之前必须给予回复的通牒，然而大院君仍旧拒不回复。23日花房义质将驻汉城日军撤往仁川与大部队汇合，准备集合全部兵力发动大规模进攻。花房没有想到，他一怒之下的撤退正好给了清军以可乘之机。
驻朝清军
清朝派兵的主要目的是助朝平叛，抵制日本对朝干涉，巩固在朝宗主地位。此前，张树声为了解朝鲜情况，曾委派周馥同朝鲜驻华领选使（相当于公使）金允植、鱼允中进行会谈以。作为闵氏集团成员的金、鱼两者一口咬定政变由大院君阴谋发动，并大肆渲染大院君盲目排外的形象，使清方将大院君视为对朝渗透的障碍。8月23日，利用日军撤出汉城的机会，清军迅速进驻，并于8月26日诱捕了对清军毫无防备大院君（此后被软禁在直隶保定，直到1885年才被放回朝鲜），帮助闵氏重掌朝政并迅速平定了暴动，壬午兵变至此平息。三、壬午兵变善后及领事裁判权的获得
由于对日强硬的大院君被软禁，加之清方对日采取“怀柔”政策，调解日朝冲突。8月28日，朝日谈判重新启动，双方签订《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约续约》。通过条约，日本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在汉城的驻兵权，并进一步扩大了在釜山和仁川的开埠范围。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
处于弱势地位的朝鲜为制衡日本，只能求助于清朝力量。清方顺势与朝鲜签订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该条约规定“中国商民在朝鲜口岸如自行控告，应归中国商务委员审断”“两国商民前往彼此已开口岸贸易，如安分守法，准其租地赁房建屋”。清朝由此正式获得了在朝领事裁判权和租地权力，拥有了独立的司法权力（包括警察权）和租地权力，离租界的建立只剩一步之遥。四、德兴号事件与清国租界的正式设立
所谓“德兴号”是华商黄耀东计划在朝开设的贸易分号。1883年10月，黄耀东派职员郑渭生、郑翼之兄弟到釜山的日本租界中央洞开设德兴号，经营杂货贸易。日本领事不许，但郑氏兄弟置之不理，日本领事遂动员日本商人阻止德兴号开业。
事件发生后，时任“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清方官员陈树棠对朝提出抗议，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清方在朝鲜没有租界，并借机正式向朝鲜政府提出设立中国租界，使华侨和日人享受同等待遇的要求。经过双方谈判，1884年4月中朝签订《仁川口华商地界章程》，仁川租界正式设立。
《走向共和》中的袁世凯：袁世凯“监国”朝鲜时大清朝对朝控制达到了顶点
此后，随着中朝贸易的不断发展，清国租界不断扩大。至甲午战前，清国在朝鲜半岛上已经拥有了仁川、釜山、元山等几处“专管租界”。由于采取了包括袁世凯控制朝鲜内政、垄断对朝贷款权等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干预政策，这一时期的清国在朝鲜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清国租界在这一时期也十分繁荣，一如美国人比德称赞“中国租界是稳固的，有着漂亮的衙门和会馆建筑，以及成排的装满商品的欣欣向荣的商店。伴随着繁忙和嘈杂的持续的爆竹声及锣鼓击打声，中国人在贸易方面明显将日本人远远甩在了后边。”
今日繁华的仁川中华街，前身即是大清的“仁川租界”
甲午战后，日本取代了清朝在朝鲜的地位。此后，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以朝鲜已经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为借口，要求清朝取消在朝租界。但清国租界聚集的大量华商毕竟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日本竟也不敢轻举妄动。随后，围绕租界问题双方展开了长期的谈判，直到1913年4月才正式取消了清国租界。而在这之前，大清帝国早已在辛亥革命的炮火声中土崩瓦解。文史君曰：
晚清中日双方在朝鲜半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清朝利用自身在朝鲜的传统优势以及洋务运动期间增强的国势在朝鲜一度占得了上风，朝鲜半岛上的清国租界正是这一时期清朝对朝政策的胜利成果。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日清两国对朝争夺的根本目的以及“清国租界”与列强驻华租界的性质存在根本不同。清朝的根本目的是利用近代国际法规则对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进行改造，以求得国际社会承认，抵制西方势力的进一步侵入，“清国租界”因此可以视为宗藩体制在近代的某种延续，其本质是防御性的，与日本和西方以殖民掠夺为根本目的设立的租界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