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坦克，更加易于制造的装甲汽车出现得更早，在一战中首次被大规模投入战场。紧随其后的俄国内战、德国内战和爱尔兰独立战争等局部战争中，装甲汽车也都曾发挥重要作用。
有据可查的在中国生产的最早的装甲汽车，是1921年上海瑞镕船厂（The New Engineering & Shipbuilding Co.）为上海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制造的装甲汽车。该车的装甲钢板购自英国，以平均一年一辆的速度制造了10辆，于1930年停产。但该车由外国人设计、装备由外侨组成的万国商团提供，称其为中国最早的自产装甲汽车恐怕并不合适。
此后各路略有势力的军阀都开始自造装甲汽车，其中最有特色的可能是军阀卢永祥和何丰林在1924年江浙战争期间使用从法国进口的12台雪铁龙-凯格尼斯（Citro?n-Kégresse）10马力半履带底盘制造的半履带装甲车，这种车辆同样是在上海制成的。然而军阀混战时期的装甲汽车资料存留非常稀少，其改装的时间和地点大多不明确。相对于这一时期被各方大量制造和使用的装甲列车，装甲汽车的参战记载也比较缺乏。
中国最早有较为详尽资料的自制装甲汽车，是1929-1930年上海兵工厂为蒋介石政府研制的两款装甲汽车。这两种装甲汽车产量很少（可能各2辆），同样也未曾参加过太多作战行动，但它们在当时南京的警卫工作中表现活跃，参加过隆重的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被调往华北与日军对峙，也曾赴江西“围剿”红军，甚至其照片还被许多国内外军事书刊当成日本装甲汽车一直刊登到21世纪。其经历反而比国民党军早期的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丰富得多。
缘起
根据台湾地区“国史馆”保存的档案，国民党军队最早考虑在上海兵工厂制造装甲汽车可以追溯到1928年3月。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的贺耀祖与冯玉祥手下的将领方振武、孙良诚联合进攻据守鲁西南的孙传芳军队。当时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和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是国民党军“北伐”的主要障碍。根据方振武部获得的情报，孙传芳军中装备了14辆“坦克车”。贺、方、孙三人对此十分担忧，贺耀祖于3月24日向蒋介石发报说：
“孙逆有坦克车十四辆之说，系方部所得情报。比以鲁西地形平坦，随处皆可使用；对此无法应战，极堪顾虑。商定由职电钧座，速饬上海兵工厂制办将汽车多辆装置甲板，并每辆据置山炮或平射炮一门，以资应敌等语。”
关于直鲁联军和五省联军的装甲车辆，目前能找到的资料非常稀少。根据《中国武备图志 装甲兵篇1930-50》作者、兵器史研究者张之维先生收集的驻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军官的报告和照片，美军军官1928年4月曾在天津附近的陈塘庄拍摄过一辆直鲁联军装甲汽车；美军军官的相册中还有同属直鲁联军的一辆来源不明的双炮塔坦克照片。考虑到当时大量直鲁联军的白俄装甲列车配属孙传芳军使用，孙传芳极有可能获得了直鲁联军配给的坦克或装甲汽车。
虽然上海兵工厂真正制成装甲汽车要等到整整一年以后，但考虑到此前可能没有制造装甲车辆的经验，不能排除上海兵工厂的装甲汽车研发与贺耀祖的要求有关。当然，等到真正造出装甲汽车，它们原先所要对付的敌人——五省联军和直鲁联军，早已灰飞烟灭了。
驻天津美军拍摄的直鲁联军装甲汽车与坦克，它们可能启发了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张之维 供图)1929年型装甲汽车
上海兵工厂制造的装甲汽车共有两型，当时可能没有型号而是被直接称为“铁甲车”或“钢甲车”。笔者为区分起见，根据它们的出厂年代，分别称之为1929年型和1930年型。
首先要说明的是，上海兵工厂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照片一度被大量西方军事书刊和网站标注为所谓“日本大阪造92式装甲汽车”，并被认为是日本早期装甲汽车之一。这种荒谬的错误可以追溯到1945年6月东南亚和印度的盟军总司令部印发的《日本武器与装备》（Japanese Weapons and Equipment）图册。直到近年大量日本资料的翻译出版，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种“大阪造装甲汽车”根本是子虚乌有，但一直罕有人指出这种装甲汽车的真实身份。
目前发现最早的有关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资料来自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其1929年2月22日的报道称：
“南京的军队司令部向江南制造总局（即上海兵工厂）订购的三辆装甲汽车壳体已经完成，将在几天后被送往南京。每辆车组装完成后，可安装四挺机枪。”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个报道有两处错误：第一，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总数不是3辆而是2辆；第二，装甲汽车的总装在上海兵工厂内完成，而不是送到南京再与底盘拼合的。
中文报纸对装甲汽车的报道则要等到一个多月以后。1929年3月27日《民国日报》称：
“兵工厂最新制造军用装甲汽车二辆，形式异常新奇，车身纯系钢板，可容士兵十人。前后置机关枪二辆，最适合于巡查之用。日前已完全竣工，昨据兵工厂工程处消息谓该项汽车已经拨借与第五师，现由该部派员领取应用。”这一报道对装甲汽车信息的描述基本准确。而同日《新闻报》的报道则称除了两挺机枪外车内还“置有迫击炮一门”，不清楚是确实能够运载还是出自记者的想象。
同年4月18日的《民国日报》跟踪报道了这两辆装甲汽车在上海龙华飞机场测试机枪的情况。两辆装甲汽车分别使用机枪向800米外的固定靶标射击250发，据称命中精度尚可。不过更有价值的是这篇报道中对装甲汽车自身的描写：
“是项钢甲汽车，外形纯系钢板，较普通汽车为大。二车内外构造相同，记者由明副官（第五师军官明萃五）指示，得见内部构造，精致无匹。机关枪装置前后二端，可以上下左右转动；两旁装置小铁门八面，预备开放手提机关枪之用。车顶有电灯四盏，另有一盏，高出顶上，亦能旋转，可照四五里之远。内部可容九人，并可装子弹箱一具，车身重量约二十吨。”除了重量较为夸张之外，文中的描述与照片中所见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都基本吻合。
1929年第1期的《兵工杂志》刊登了一幅非常清晰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照片，并附有这种装甲汽车的诸元。由此可知，该型装甲汽车长5.6米，高2.2米，宽1.1米，全重3021.5千克。武器装备为2挺同样由上海兵工厂制造的三十节重机枪（勃朗宁M1917重机枪的仿制品）和6枝手提机关枪（即冲锋枪），备弹10000发，乘员六人。该车整体设计具有浓厚的一战遗风，而3年后出现的西班牙毕尔堡1932年型装甲汽车的布局与之非常近似，可谓殊途同归。车身四周安装垂直的铆接装甲板，车头则有可以掀开的大型盖板，发动机舱两侧有散热格栅。两挺三十节重机枪一挺安装于车顶的炮塔中，炮塔似乎不能旋转但机枪的方向射界甚大，另一挺则安装在车尾。从一些侧后照片来看，1929年型装甲汽车炮塔后部有一个突出的半圆柱体，具体功能不详，或许用于容纳探照灯。此外，在车顶四角上还安装有4具小探照灯，与《民国日报》的报道完全相符。
《兵工杂志》刊登的照片拍摄于上海兵工厂机器厂门口，装甲汽车尚未安装车顶四角的小探照灯，应当摄于装甲汽车出厂之前。装甲汽车的车头有“国旗与党旗”交叉图案，并钉缀有工厂铭牌。
（左）《日本武器与装备》中的“大阪92式装甲汽车”，本身倒是一张不错的上海兵工厂1929年型装甲汽车照片；（右）《兵工杂志》1929年第1期刊登的在上海兵工厂内拍摄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
西班牙毕尔堡1932年型装甲汽车，整体布局与上海兵工厂1929年型装甲汽车非常相似街道巡逻与总理奉安
上海兵工厂1929年型装甲汽车制成时，全国局势处于暂时略为和平的状态，因此它最早承担的任务并非前线作战，而是在南京的街道上进行巡逻。南京蒋介石政府使用装甲汽车巡逻街道显然是模拟了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租界的做法，尤其是上海万国商团的装甲汽车。但相比于上海等城市的装甲汽车巡逻有维持治安、镇压工人运动等实际功能，南京的装甲汽车巡逻更像是显示新首都的“现代化”和蒋介石政府权威的一种城市景观而已。为避免突然出现的装甲汽车造成交通事故，当时的南京首都公安局甚至“特派员前往该团（装备装甲汽车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商洽行驶时间及地点，以便通知市民趋避，以免发生危害”。（“警卫团将以钢甲车巡街市”，《中央日报》1929年5月19日第7版）
1929年型装甲汽车在南京的使用似乎颇为顺利，不仅没有出现国民党军同时装备的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在南京巡逻时的“一走三抛锚”状况，而且还参加了国民党的多次大型政治活动。有记载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参加的首次大型政治活动是1929年3-4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刚刚服役的装甲汽车就承担了要人保护任务。但这种装甲汽车出镜最多的活动还是1929年6月1日的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在奉安仪式上，两辆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引导参加奉安仪式的队伍护送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下关码头登岸，沿着新修成的中山路一路抵达紫金山的中山陵，留下了不少照片，成为其服役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尽管没有参加战事，但从1929年型装甲汽车在南京的频繁活动来看，这种车辆的机械可靠性尚可，能应付高强度的日常使用。考虑到这是上海兵工厂初次制造装甲汽车，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尚算合格。然而短暂的和平转瞬即逝，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一触即发，上海兵工厂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始制造新一代装甲汽车。
（左上、右上、左下）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中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右下）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1930年型装甲汽车
1930年3月，由国民政府警卫团升格而来的警卫旅旅长俞济时向南京蒋介石政府请求再添置两辆装甲汽车，这次定制新装甲汽车的相关文件保存在南京蒋介石政府出版的《国民政府公报》中。俞济时在呈文中称：
“窃查职旅原有装甲汽车二辆，因内部构造不尽合法，使用期间又已较久，故其中机件每易损坏，时须修理，以致往往缓不济急。且京畿区域甚大，所有该车不敷调遣，巡查难期周到。际兹国内反动余孽未尽扫除，叛逆阴谋辄欲思逞，职旅维护首都，职责尤为重要，戒备自应严密。兹为未雨绸缪计，拟恳转呈主座，饬厂新造钢甲车两辆，发给职旅，以备急需而资防范。”
由此可见，定造新装甲汽车的原因除了原有的两辆1929年型装甲汽车因为设计不尽合理、使用强度大而出现损坏以外，还有1930年桂系及冯玉祥、阎锡山等陆续与蒋介石开战的因素。或许对1927年孙传芳进攻南京记忆犹新的蒋介石政府急需增强首都南京的防御力量，继续制造装甲汽车也成为应有之义。
或许由于1929年已经制造过装甲汽车，上海兵工厂1930年制造的装甲汽车并未在沪上报刊中引起那么大的关注。事实上，这款装甲汽车是与1929年型完全不同的全新型号。《兴华》杂志和1930年10月1日的《时报》都曾刊登过上海兵工厂1930年型装甲汽车技术特征的报道，从照片来看两篇报道内容都非常准确。《兴华》的报道称：
“其底盘系用孔时洋行最大之‘司底华特’卡车，车身四周全用四分厚薄之钢板，有机关枪位三。车身等以五彩杂色，俾在前方作战时，避免敌人目光。每辆造价，计一万六千元。昨日下午在龙华试车，成绩殊佳。闻日内即将运往前方云。”《时报》则称：
“该车用司丹华迪卡车改造，全部钢板，载重一万磅（5吨）。顶上置机关枪一，能随意旋转；车尾亦有机关枪一架，能旋转至八九十度；中可藏手提机关枪六架。车上有海照灯二，有旋转铁板，能遮隐光线，以避敌人攻击。”《时报》的报道还附有一张装甲汽车的后部照片。
从现有照片来看，这种装甲汽车比1929年型装甲汽车体积更大，而且一改原先的盒状外观，在车体前后和炮塔上大量运用了倾斜装甲板，具有良好的避弹造型。从研究者钟卜先生提供的一张在上海兵工厂炮弹厂前拍摄的1930年型装甲汽车原版照片来看，正如报道所述，该车在出厂前就在全车涂有云斑状迷彩，与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单色涂装区别很大。《时报》称该车“顶上置机关枪一，能随意旋转”，这种装甲汽车的炮塔体积较大，装有至少1挺重机枪，从照片来看似乎仅有一个机枪射孔，可能确实是旋转炮塔而非类似英制维克斯-克罗斯利1925装甲汽车那样的通过拆装机枪获得全向射界的设计。另一挺重机枪置于车尾，与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布置类似。该车底盘使用美制司底华特（Stewart）载重卡车底盘和配用实心橡胶胎的代顿（Dayton）钢制轮毂。司底华特当时在美国属于较小的汽车厂家，但其生产的载重卡车底盘性能颇为优异。有趣的是，在《时报》报道该车的第二天，经销司底华特卡车的上海友华汽车公司就不失时机地打出了广告，称“能用以装制铁甲车，其坚固耐用可知”。
（左）在上海兵工厂内拍摄的1930年型装甲汽车，注意迷彩涂装。车旁站立的或许就是参与研发的人员（钟卜 供图）；（右）不甚清晰的后部照片
司底华特卡车和代顿钢制轮毂的广告，上海兵工厂1930年型装甲汽车使用该型车底盘交二团装甲车队与前线服役
1932年，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将分散在各部队的坦克和装甲汽车集中到摩托化部队交通兵第二团，以便维护和运用。从张之维先生提供的两张照片来看，交二团除了获得16辆英制卡登-洛伊德Mk VI超轻型坦克以外，还获得了全部4辆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进入交二团装甲车队服役的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在涂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侧面出现了青天白日徽，车首散热器盖板和车体侧面靠后的部位则涂有白色编号；1930年型装甲汽车侧面也涂上了青天白日徽，从照片上无法判断原有的迷彩是否存在，有可能一律改为单色涂装。在交二团成立初期，这4辆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可能就是交二团装甲车队的全部装备。1933年4月15日，邱炜请示蒋介石交二团装甲汽车应调往北平还是南昌时，曾这么描述交二团的装甲汽车状况：
“查交二团共有装甲汽车四辆，内有钢甲二辆，重约四吨，行动较便；铁甲二辆，重约八吨，行动较难；各备有机枪二架。钢甲二辆曾奉令运赣，兹因何部长来电，饬开装甲车赴平应用。惟钢甲二辆即可开拔，铁甲二辆则尚需修理。上项车辆究应开平抑调南昌，祈电示遵。”
电报中提到的“钢甲”和“铁甲”装甲汽车的区分，应当就对应1929年型和1930年型装甲汽车的区分，但“钢甲”和“铁甲”具体分别对应哪种型号尚不清楚。将装甲汽车调往南昌显然是为了“围剿”红军，而北平的情况也十分复杂而微妙。当时的北平可谓是东亚战局的十字路口，一面是侵华日军和其控制的伪满洲国不断蚕食蒙古和华北，一面是与蒋介石政权貌合神离的晋绥军阎锡山、傅作义和二十九军宋哲元，以及退入关内的原东北军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在北平宣示军事存在对于蒋政权就显得十分必要。面对南昌还是北平的选择蒋介石也显得十分犹疑，先是写了“先调南昌”，随后又将“南昌”抹去改成“北平”。交二团得令后便将能立即使用的两辆“钢甲”装甲汽车运往北平。两周后的4月27日，何应钦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称交二团的两辆装甲汽车已经运抵北平归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后死于西安事变）指挥，在南京待修的另两辆装甲汽车修好后将运往南昌。
运往北平的装甲汽车此后并没有作战记录。但有意思的是，同年年底，驻北平的商震三十二军开始自行制造装甲汽车，据称“仿造装甲汽车、轻冲锋车十余”，并计划在六个骑兵师中每师抽两连改编为装甲车队。不清楚三十二军“仿造”装甲汽车是否参考了派驻北平的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而国民党军在江西使用的装甲汽车不止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一种，因此很难判断具体记录中的装甲汽车型号。在江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装甲汽车大多承担保护运输线、护送要员等二线任务，并未对战局起到太大影响。
（左）交通兵第二团装备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右）交通兵第二团装备的1930年型装甲汽车与卡登-洛伊德Mk VI超轻型坦克（张之维 供图）末路
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的结局目前并未发现文字记载，但日本兵器史研究者吉川和篤先生收藏有一张被侵华日军缴获的上海兵工厂1929年型装甲汽车与几辆战损的日军九四式超轻型坦克堆放在一起的照片，显然摄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遗憾的是，经吉川先生告知，这张照片时间地点均不明确，也无法由此判断曾在北平和江西服役的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是否最终回到了南京。
这辆被日军缴获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曾在1939年东京举办的“战车大博览会”上展出，并被正确地标注为“支那制装甲自动车”。另外根据一张来自战时日本杂志的照片，该车此时的涂装又有变化：正面散热器盖板上的编号被“军会特团”四字组成的圆形标志所取代（其具体意义尚待考证），侧面的青天白日徽的涂装位置也发生了变化，但车首的上海兵工厂铭牌依旧存在。
被侵华日军缴获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车头特写，可见圆形图案是由“军会特团”四字组成（张之维 供图）
被侵华日军缴获的上海兵工厂1929年型装甲汽车（吉川和篤 供图）上海兵工厂研制的两代4辆装甲汽车作为1920-1930年代国内少有的国有大型兵工厂制造的装甲汽车，其工艺水平在当时中国制造的各型装甲汽车中无疑是最高的，其性能虽然基本是一战水平，但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不少装甲汽车也是类似的水准。而1930年型相对于1929年型的改进，也让人看到了上海兵工厂在装甲车辆这一新生事物上的努力探索。
然而，由于蒋介石政府错误的决策，1932年淞沪抗战以后上海兵工厂并未完整地迁入内地，而是拆分归并入国内其他各兵工厂，上海兵工厂的装甲汽车发展也就此告终。讽刺的是，蒋介石政权也就此失去了唯一有研制装甲车辆经验的国有工厂，导致1933年4月国民党军在江西“围剿”红军急需装甲汽车时，只能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向民间企业订购，可谓自作自受。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是中国近代兵工人员试图制造装甲车辆的一次独特的尝试，而这一尝试悲剧性的结束，也是1930年代中国兵器工业混乱状况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