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年），前宰相范纯仁在永州家中迎来一位叫蔡克明的宦官，他代新即位的宋徽宗和权同听政的向太后送来茶、药等礼品。
此时范纯仁已74岁，被贬永州三年，双目失明，疾病缠身，妻子离世，只有次子范正平在旁照料。前不久，范纯仁接到复官光禄卿的诏令，家人正在收拾行囊，准备去往邓州，蔡克明带来“二圣”的慰问让他们更受鼓舞—政治风向变了，他们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蔡克明与范纯仁聊起家常，先说二圣知道他为官忠诚，早有再度拜相之心，只是身边还有一些小人阻挠，又贴心地询问他的病情。一席话让范纯仁感激涕零，顿首而谢。接着，蔡克明问民间对徽宗的政策有何反应，并嘱咐他日后在邓州有不便的事都可直接奏报徽宗。
范纯仁在一年后就离世了，他与蔡克明的对谈却被门生李之仪记在《范忠宣公行状》中，并引发一场风波。崇宁年间，在权相蔡京的操纵下，范正平、李之仪、蔡克明全部下狱，其中蔡克明的罪名是假传圣旨。那么，究竟是蔡克明假传圣旨，还是李之仪夸大其词？这番对谈又为何会触怒当政者？
王安石变法加剧了士大夫集团的内部分裂，作为旧党中的温和派，范纯仁始终主张弥合裂痕，却被攻击与新党领袖蔡确勾结，被迫辞官。后来新党主政，元祐旧臣陆续被贬，范纯仁也被牵连，在贬谪途中双目失明。
徽宗即位后，旧党重返权力中枢，朝廷向德高望重的范纯仁伸出橄榄枝完全可以理解。即使范纯仁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再度拜相，但朝廷需要借他发出某种政治信号。
蔡克明的身份也很特殊，他是宦官，所以仅代表皇帝本人的态度，而不是宰相或其他权臣，这与范纯仁之前所接复官诏令的意义完全不同。而他送来的茶、药，自唐代以来就是皇帝嘉奖臣子的标准礼品，且有明确的等级划分，颇具政治意味。至于他当时宣读的是文本旨意还是口头旨意，史料并没记载，但从表面看来他的传旨过程挑不出毛病。
既然代表皇帝的态度，蔡克明为何会被揪出来定罪呢？因为到了崇宁年间，政治风向再度反转。徽宗在即位之初与向太后联合只是暂时的，他打压新党主要出于私人恩怨（新党领袖章惇曾反对拥他为君），而非真的厌恶新党。所以，待向太后离世，徽宗的政治倾向越发明晰，尤其在新党领袖蔡京当权后，旧党遭到更大规模的清算与打压。即使范纯仁已不在世，他“荣获密谕”的经历显然不合时宜，甚至被当作假料以攻击旧党。
蔡京之所以拿范正平开刀，还因范正平曾因秉公执法得罪过他。在种种不利因素下，范正平和李之仪受尽酷刑，几乎就要服罪了。这时，蔡克明拿出了重要的物证—圣语本。当时宦官宣读密谕并非口头传达那么简单，而要从皇帝那里领取盖了玉玺的圣语本，并在内东门司登记密谕的内容，之后圣语本一直由宦官本人保存。经核实，蔡克明的圣语本果然盖了玉玺，且与内东门司登记的内容完全一致。三人这才脱罪，但仍受朝廷监管，后来均被划入元祐党籍。
这场“假传圣旨”的闹剧背后，藏着党争的凶险暗涌，唯一可幸的是，范纯仁以为自己的忠诚终于被朝廷体察，怀着“拨乱反正”的感激和欣慰安然离世。垂死之际，他气息奄奄地口述《遗表》并让家人写就，其中还劝徽宗尽快平息党争，不料次日向太后就离世了，党争之祸最后还是殃及他的孩子和门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