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火器在当时世界十分先进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到底先进到了什么程度？其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为了提高火炮的命中精度，明代军事技术家一直致力于弹药装填的定量化，通过改变火药量来控制火炮的射程。成书于隆庆五年(1571年)的《练兵实纪》对于火铳火炮弹药的装填量已有了较为明确的量化记录。书中提到无敌大将军的子铳，装火药三升，装铁子六七层；虎蹲炮装火药六七两，装小子百个，或装大子五十个；快枪，装铅子三四钱，火药则事先用竹木筒量好封贮候用。天启元年成书的《武备志》，对于火炮弹药的装填量已有严格的量化要求。
例如威远炮“用药八钱，大铅字一枚，重三斤六两；小铅子一百，每重六钱；”“百子连珠弹，装火药一升五合，装铅弹百枚”等等。为了在实战中较好地执行装填的定量化标准，明朝的军事技术人员发明了专门的装填弹药工具—药升，根据刘旭先生在《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中的描述:“药升呈撮箕状，两侧前收，前端口部幅宽仅约5毫米，便于插入铳口内，药升柄部刻有该药升的盛装量，因此，药升既是称量火药的量具，又是装填火药的工具”，因而能够同时保证装药的方便和称量的准确性。
为了便于弹药的装填，军事技术工作者将弹药的装填量刻在火铳火炮身管上，简化了装填步骤，确保了弹药的定量施放，由于炮弹的初始速度与弹药的重量有直接的联系，炮手可以通过调整火药量来改变火炮射程，从而保证了火炮射击的准确性。西方对于火炮命中技术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塔尔塔利亚、伽利略等人对于弹道学的研究。塔塔格里亚于1537年出版了《新科学》成为近代弹道学的开山之作。书中不但首次分析了弹道的特性(如火炮仰角为45度时射程最远)，且介绍了几种测量火炮仰角的仪器，为炮兵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16世纪后期，英格兰的兵工厂已经采用整体铸造工艺制造炮身，并得出炮口长度为口径的17-18倍时，所铸火炮射击性能最佳。伽利略是17世纪这一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于1638年出版《两种新科学的论述》一书中提出了投射物的轨迹为抛物线的论断，并列有炮表帮助炮手计算不同仰角下炮弹的射程。得到这些军事技术理论成果的支撑，炮手们开始使用炮表和测量射角的仪器进行瞄准射击，从而结束了靠目力瞄准的时代。
与欧洲当时铸炮工艺基本相同的“神威大将军”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神威大将军”炮的施放延续了明代弹药定量化的装填法则，同时实现了弹药施放的炮表化，在锐炮身管前加照星，后设照门，从照星孔内进行瞄准，“千步外皆可对照。”炮手用测量工具辅助瞄准，简化了操作步骤，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的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火炮的命中精度。也成为清军攻城略地的最强利器。
可以说清军能够战胜明军，关键就是应用了火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