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他们课徒育人，流传下不少佳话。
了解民国大师们课徒的故事，“看看他们如何传道受业，如何设帐课徒”，对当今为人师者，大有裨益。
这也是《大师课徒》这本书的作者魏邦良先生的初衷。
李叔同一生经历丰富，身份多变，但无论身处哪种角色，他都是那么认真和纯粹。
做公子，则风流倜傥；当教师，则呕心沥血；为高僧，则弘扬佛法。
而他对待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身上散发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赤诚与热情”——比如，学生。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时，上第一堂课，就能够准确地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因为此前他早已熟读学生的名册。
初次见面，李老师的细致和热忱，便深深地折服了学生们。
李叔同担任图画与音乐两门课程的教师后，这两门原本在浙江第一师范备受学生“冷落”的课程，马上受到热捧。
根据李叔同的同事兼好友夏丏（miǎn）尊分析，原因一半是李叔同“对这两科实力充足”，另一半是他的“感化力大”。
学生们因为打心底里崇敬和佩服李先生，方才争先恐后地去听他的课。
在课堂上，李叔同多次向学生们灌输“先器识后文艺”的思想，也就是要学生们首先注重人格修养，再谈文艺学习。
有两位学生，牢记了李先生的教诲，后来分别成为音乐和绘画领域的一代大师，他们就是刘质平与丰子恺。
李叔同对这两位弟子悉心教导，热诚相助，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咱们先来说刘质平。
刘质平出身贫寒，学习刻苦。有一次，他拿着一篇习作请教老师，李叔同对他说，晚上8点在音乐教室见。
当晚，突降大雪，刘质平顶着寒风飞雪如期而至，却见教室之门紧闭，里面漆黑无比。刘质平便在走廊里徘徊。
十分钟后，教室突然大亮，李叔同从里面悠悠走出——原来他在考验这个学生，决定以后每周额外指导他两次。
后来，刘质平因病休学，李叔同去信宽慰弟子，说：“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并鼓励刘质平“镇定精神，勉于苦中作乐”。
在老师的鼓励下，刘质平在家边养病，边读书，学业大进；病好了以后，听从老师建议，留学日本。
后来，因为家境愈来愈糟，失去家庭资助的刘质平，眼看就要中断学业。李叔同听闻后，决定拯救弟子于水火，资助刘质平完成学业。
当时，李叔同的薪水并不高，家里负担又重，但他仍然慷慨解囊。
在给刘质平的信中，李叔同详细列出自己的收入和支出：
“每月薪水105元；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自己食物10元；自己零用5元；自己应酬费、添衣物费5元。如此，每月可余20元。”
李叔同表示每月给刘质平邮寄这节余下来的20元，作为求学所需的资金，并说“是馈赠不是借贷，不必偿还”。
千万不要和其他的人说起这件事，要他安心读书。
可见李叔同资助弟子，完全是出于内心的善良，出于爱才，而非沽名钓誉。
李叔同在出家前，什么都已经放下，唯独放不下的。是远在日本的刘质平的学费。
他写信告诉弟子，自己在出家前，会借一笔钱给他作学费。
李叔同表示“余虽修道念切，然不忍置君事于度外”，如果钱可以借到，他再出家；如果借不到的话，他仍然会教书，资助到刘质平完成学业。
“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
一诺千金的李叔同，对弟子深沉的关爱，显露无遗。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与刘质平的交往并未中断，仍时时去信交流。
李叔同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了刘质平非常大的帮助，影响了他的一生。
每次提起老师李叔同，刘质平都会忍不住流泪道：“老师和我，名为师生，情如父子。”
诚如斯言。
李叔同出家后，刘质平经常给老师寄去物品和用具，李叔同则以手书的条幅和佛经相赠。
作为大书法家，他知道弟子家境困窘，建议他把自己的作品卖给有缘人收藏，以作为“养老和子女留学费用”，前前后后，多达千件，多为书法精品。
但刘质平无论生活如何困顿，坚决不出售老师的书法作品——孔祥熙曾经托人开价五百两黄金，购买李叔同手迹《佛说阿弥陀经》，被他断然拒绝。
果然有其师李叔同的风范。
而李叔同的另一位高足丰子恺，我们更是耳熟能详。李叔同关键时刻的出手相救，改变了丰子恺一生。
丰子恺原本喜欢数理化，自从听了李叔同的课，才渐渐喜欢上绘画和音乐。
在丰子恺眼中，李老师从不疾言厉色地批评学生。
有学生在课堂上犯了错，他在下课后，会和颜悦色地指出，然后向这位学生鞠一个躬，提示他可以走了。
李叔同要的不是学生口服，而是心服。用丰子恺的话来说，就是“温而厉”。
丰子恺悟性极高，在绘画上进步神速。李叔同很喜欢这个非常聪明的学生。
有一天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学生。”
当晚，李叔同敞开心扉，和这位得意门生聊到深夜。
在李叔同的教导、帮助与勉励下，丰子恺走上绘画这条道路，终成一代漫画大师。
丰子恺后来回忆说：
“当晚，李先生的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几十年来，一直未变。”
不久之后，年轻的丰子恺因为琐事，与一位性情横蛮的训育主任发生口角，推了他一下。
得理不饶人的训育主任，马上要求学校召开会议，并力主开除丰子恺。
关键时刻，李叔同站了出来，说了一番话，维护弟子：
“丰子恺同学平时遵守学校纪律，没犯过大错。现在就因为这件事，开除他的学籍，我看处理得太重了。丰子恺这个学生是个人才，将来大有前途。
如果开除他的学籍，那不是葬送了他的前途吗？毁灭人才，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
李叔同这番话合情合理，训育主任也无话可说。接着，李叔同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的意见是：这次宽恕他一次，不开除他的学籍，记他一次大过，教育他知错就改，我带他一道去向杨老师道歉。
这个解决方法，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对于李叔同的建议，大家一致赞同，丰子恺因此逃过一劫，对老师感激一辈子。
丰子恺在李叔同出家后，仍与之保持密切来往。
有一次，丰子恺请老师去家中吃便饭，请他在藤椅上就坐。已经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摇了摇藤椅，方才坐下。
丰子恺不解，问老师为何如此。
李叔同答道：“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回避。”
这样的寻常小事，给丰子恺心灵以极大触动。从此，他无论做人，还是作画，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之心。
1948年11月，从台湾讲学归来的丰子恺，特意去泉州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凭吊圆寂六年的老师。
丰子恺在李叔同故居和他手植的杨柳前，徘徊良久，不愿离去。当晚绘画一幅，并题词曰：
“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如此良师，人生难遇。
和李叔同一样，吴宓（mì）也是一位学识和人品俱佳的大师。
吴宓虽然著述不多，但在教书育人方面，成就斐然——像钱钟书、穆旦和李赋宁这些大名鼎鼎的学者，均出自他的门下。
据北大教授温源宁回忆，吴宓“上课像划船的艄公那样卖劲”。
此话属实——每逢上课的日子，吴宓早上七点半，必定准时到达教室，然后写下这堂课要用的参考书，无论书名、作者、出版社和出版年代。
一写就是一黑板，无不正确。
无论是带学生们品味《红楼梦》，还是分析莎士比亚，吴宓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原文。
这既体现了吴宓超强的记忆力，也足见他事先的准备，是多么的充分。
上过这门课的学生，谁会不记得这位敬业的老师呢！
吴宓对待教学，极其敬业；对待学生，则有如亲子。
和李叔同资助刘质平一样，吴宓发现有个学生因为家里突然发生变故，眼看无法奔赴英国，立马掏出300元，资助他去英国留学。
吴宓经常接济家庭困难的学生，一有机会，就带他们下馆子，补充营养。
吴宓不仅非常关心爱护学生，而且从不摆老师的架子。就算弟子在无意中出言不逊，他也不与之计较。
比如，当时，年轻气盛的钱钟书在一篇英文书评里，竟拿老师吴宓与毛彦文恋爱失败一事开玩笑。
吴宓看到这篇文章后，心情非常难受，但他原谅了弟子的一时莽撞，在一首诗里，给了钱钟书极高的评价：
“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气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赖补天功。”
不久之后，钱钟书来昆明，为那篇文章向老师诚恳认错。吴宓笑了笑，说自己早就忘了那件事情。
吴宓身上散发着很浓厚的诗人气质，对女同学关爱有加。
有一次上课，内容涉及女孩子，男生们议论纷纷，女生们则都羞涩地低下了头。吴宓借机发了通感慨：
“有人重男轻女，女孩子有什么不好？林语堂是三个女儿，陈寅恪是三个女儿，我也是三个女儿。”
言语之中，颇为自豪，博得学生们的满堂掌声！
吴宓向来节俭，绝不因生活困顿而发牢骚。
当时粮食紧张，定量供应。有位学生考虑到吴宓营养不良，就买了一些腊肉和甜食，送给老师。
没想到吴宓很生气，立即拿出一封信，说道：
“宓是什么人？宓需要精神上的朋友，交谈学术上的事情，你怎么把我看成一个贪吃的人？”
学生解释了半天，吴宓才勉强收下，并告诉这个学生，以后不能这样了。
后来，吴宓没有享用弟子的食物，而是分给了家庭贫困的学生。
受文革打击，吴宓双目失明，晚景凄凉。病榻上的吴宓，仍经常用低沉的嗓音喊道：
“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吴宓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己的教师身份。
钱钟书在临终前，为《吴宓日记》赶写了一篇序言。
在这篇序言里，一向不轻易感动的钱钟书，饱含泪语，回忆先师，并将自己平生的学业归入“吴宓门下”。
吴宓何以令恃才傲物的钱钟书，深深折服？无他——治学的认真、做人的纯粹和对学生的殷殷关爱罢。
在民国大师中，因为家贫，无缘进入大学深造的钱穆，堪称自学成才的典范。
钱穆天赋异禀，18岁就走上讲坛，执教生涯长达74年，桃李满天下。
钱穆教学范围不限于课堂，任何人，不论何种身份，只要求教，钱穆总是有问必答。
有个学生很不解，就问老师：“有些人是慕名而来，欲一瞻风采而已，何以先生也很认真地赐以教言？”
钱穆答道：“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有智者，既不会失去朋友，也不会说错话）我宁失言，不肯失人。”
钱穆寥寥数语，尽显诲人不倦的执着。
钱穆关心学生，无微不至，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家长”。
钱穆有段时间经济条件不太好，但仍给学生们买鲜虾加餐，饭后还请他们吃香蕉。
有一天，一个学生因事外出，很晚才回到学校，食堂早已关门。钱穆就把自己的饭菜，分给这个学生一半。
每次开会，钱穆都会对学生说：
“你们孤身在外，来到新亚书院，就当来到你们的家一样。”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培养出来的最大学者是余英时。
余英时喜欢熬夜，钱穆出于对弟子的关心，就给他写信，希望余英时改掉这一陋习，说余英时的生活习惯，很像梁启超先生。
梁先生在日本时，“起居无节，深夜作文，日上起睡，傍晚四五时再起床”，结果过早去世。他希望余英时全力戒除这个坏毛病，“勿熬深夜” 。
关怀之至，令余英时感动不已。
余英时没有辜负恩师期望，后来留学哈佛，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哈佛大学曾邀请钱穆去学校演讲。因哈佛多次资助新亚书院，钱穆便对校方表示感谢。对方却说：
“哈佛得新亚一余英时，价值胜哈佛赠款多矣，何言谢！”
名师出高徒，钱穆功不可没！
山东大汉傅斯年，身材魁梧，生来爱读书，天性爱教书。虽然脾气火爆，对学生却有一颗“菩萨心”。
对于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傅斯年总是青睐有加。
严耕望大学毕业后，工作很不如意，想换个地方教书。就给傅斯年寄去一份刚完成的论文，傅斯年很快回信，答应了严耕望想进史语所的要求。
傅斯年见严耕望薪水低，家中常入不敷出，便又送给他一笔钱。后来又亲自拿着严耕望太太的履历，为她谋了一份工作。
傅斯年刚接手台大时，学校宿舍不够，很多学生不得不住进校医院的病房。
傅斯年想方设法，在短期内筹集到一笔资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八千多学生的住宿问题。
傅斯年曾对部下说：
“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求学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
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傅斯年常常去学生宿舍看学生吃饭，见到有些学生伙食太差，便摇头叹气，想方设法资助他们。
傅斯年去世后，许多学生前来悼念。有个学生拿出一笔钱，交给傅太太，说：“这是先生的稿费。”
原来，傅斯年听说这个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就资助他一笔钱。这个学生不肯收。
傅斯年执意要把钱给他，说：“这是我刚收到的稿费，不知道该怎么花。”
傅太太在接到稿费的那一刻，或许会回想起丈夫傅斯年的遗言：
“我不能看着许多有为的青年，因贫穷而被抛弃于校门之外。”
民国大师课徒，不仅“言传”，教学生学问，而且“身教”，教学生们做人的道理。
那些大师们的课徒育人风范，对当今为人师者，仍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