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容斋续笔·天下有奇士》中，曾以唐代四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和五代前蜀的新津人王先成为例说明自己的观点：天下并不缺乏具有雄才大略的智识之士，每当社会动荡不安时，即使只有数百人在一起，或者只有数城之地的范围内，也必定会涌现出能够出奇谋、划异策的高人。高人，换言之，亦即是天下奇士之意。洪迈把新津人王先成看作天下奇士，并非信口说说，而是确有其充分的事实依据。
王先成，生于唐末乱世中的西川新津，本是一介书生，后为生存而从军，算是当时的社会底层人物，他是如何成为洪迈眼中的“天下奇士”的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道光版《新津县志》对王先成的记载
唐末至僖宗、昭宗两朝，已是皇纲解纽，群雄逐鹿的局面。在唐僖宗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由宦官田令孜把持朝政。广明元年（公元880年），田令孜害怕黄巢起义军攻打长安，便制定了逃亡蜀地的计划。他推荐陈敬瑄（田的胞兄）和自己信任的三员左神策军将领杨师立、牛勖、罗元杲作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蜀地三镇的节度使人选。荒唐的唐僖宗，竟然是用打马球赌输赢的方法来决定人选，陈敬瑄在比赛中胜出，于是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杨师立和牛勖分别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和山南西道节度使。光启二年（公元886年），田令孜因前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池之利发生冲突，王重荣便联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以“清君侧”的名义进犯长安。田令孜将僖宗劫持到兴元（今陕西汉中）避难，并任命王建为清道使。到达兴元后，面对着汹汹而至的责难与攻击，田令孜自知不见容于天下，便自任为西川监军使前往成都投靠时任西川节度使的胞兄陈敬瑄。
昭宗即位后，由于军政格局的逐步演变，以田令孜、陈敬瑄为首的旧的西川政治势力开始崩溃，新的以王建为首的忠武军集团迅速在西川站稳脚跟，并趁机扩张至三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王建于唐末加入忠武军，成为忠武八都的都将之一。因救护唐僖宗有功，成为神策军将领。后被排挤出朝，任利州刺使。文德元年（公元888年），王建投奔成都，为陈敬瑄所阻，王建与田、陈关系恶化，于是开始攻打西川。
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二月，为进一步扩大地盘，已经攻占成都的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王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挥史华洪、茂州刺史王宗瑶带领军队五万人围攻彭州。
当时彭州的守将是杨晟，杨晟曾是神策军将领，为田令孜故将。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唐僖宗避难兴元（今陕西汉中）时，田令孜以杨晟守大散关扼追兵，杨晟为叛兵所败，退入三川地区，占据了文、茂、成、龙等州。
王建围攻彭州一役，没有如意料中那么顺利，很久不能攻克。战乱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当地群众逃难藏匿于高山深谷之中。王建各个营寨的士兵军纪极差，早出晚归对百姓掳掠抢劫，谓之“淘虏”，对抢劫来的财物，先由将领挑选，余下的才由士兵瓜分，久而久之，习以为常。
王先成此时为王建军中的普通士兵，他看到众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心中非常不忍。几经考虑，他决定找北寨将领王宗侃陈说利害，因为他听说王宗侃是一个比较贤明的人。
王宗侃见一个普通士兵要求见自己，心中有些诧异，他见了王先成后，感觉到面前这个士兵不像一般行伍出身的人，而隐隐有一股书卷气，且神态自若，便和气地问王先成有什么事要说。
王先成对王宗侃说：“彭州本来是西川的属地，田令孜、陈敬瑄召来杨晟，割出四个州授于他，并委任其为观察使，与他们共同抗拒朝廷命令。现在田、陈已经平灭，而杨晟仍然占据着彭州，彭州的百姓都知道西川是他们的大府，而检校司徒王建是他们的官长，所以我军到达彭州之初，当地群众并不进入城内归附杨晟，而是在城外等待我军的招抚。现在已经到此好几个月，百姓不仅没有听到招抚命令，相反，各寨却纵容士兵大肆抢掠，这与强盗何异？百姓骨肉分离，愁苦怨怒。那些在山谷中的百姓，酷暑暴雨之下无遮无盖，不时受到毒蛇猛兽的残害，孤苦危险，有苦难诉。彭州的百姓开始认为杨晟不是他们的官长而不遵从他，现在检校司徒王建对他们不加爱抚救济，他们就会改变初衷想念杨晟了，这实在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啊！”
接着，王先成还提醒比上述更加危险的事，他说：“现在各个营寨每天早上出动六七百人，进入深山搜掠百姓财物，天黑时才返回来，守寨竟然如此疏忽。这不过是赖于彭州城内没有能人罢了，万一有足智多谋的人为杨晟出谋划策，让他乘虚出击，事先在彭州城门的里面埋伏下精壮人马，当登上城楼望到我军营寨的士兵外出抢掠走远时，便派出弓弩手，炮手各一百人，攻打营寨的一面，紧随着派五百名役夫士兵，身背柴草土石填满堑壕，垫好道路，然后出动精锐军队奋勇攻打，并且焚烧营寨；又从彭州的另外三面突出奇兵攻击，各个营寨各忙防备抵御，没有功夫相互救援，彭州城内得以增派军队相继杀出，这样一来，我军怎么能不失败呢？”
听完王先成的一席话，王宗侃的脸上露出惊惧的神情，不禁几次移动座椅，问王先成：“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办？”
王先成说，我有七条建议，想以您的名义，分条开列写成文状以便禀告王建，王宗侃当即命王先成提笔起草。文状大意为：“今天所禀告的事，必须要求围攻彭州城的四方营寨共同遵守行动。其一，请求招抚山谷中的百姓；其二，请求禁止各营寨的士兵和子弟，一个也不准出去搜掠百姓，在各营寨的旁边立石碑，七里方圆之内听凭打柴放牧，有敢超越者斩。其三，请求设置招安寨，寨中能容纳下几千人。以安置所招来的百姓。其四，招抚百姓这件事，必须委派一个人总管，为了避免百姓的惊疑，必须有恰当的方法，希望颁下文告，委任我王宗侃专管这件事。其五，请求严格勒令四面营寨的指挥使，把从前掳掠的彭州男女老幼全部集中在营寨的广场上，有父子、兄弟、夫妻自己相互认出的，就让他们相聚，在公文上注明人数，分次送往招安寨，有胆敢私自藏匿一人者当即处斩。其六，请求在招安寨中设置九陇行县，委任从前的南郑县令王丕暂摄九陇行县县令，设置曹局，招抚安顿百姓。从这些百姓中挑选身强力壮的子弟，发给他们文告，让他们自己入山招请其亲戚，百姓知道王司徒严令禁止士兵侵扰抢掠，原来抢去的人也都很平安，他们必定会欢呼雀跃，纷纷下山，如子归母，用不了几天，就会全部从山中出来。其七，彭州的土地适合种麻，这里的百姓在没有进山时将大量的麻沤藏起来，应该要求县令明确告诉百姓，分别回到田间故里，挖出沤藏的麻卖掉，换取资财粮食，这样必定会恢复旧业。”
王建接到文状，大为欢喜，当即命令按文实施，不出三天，老百姓竞相出山，奔赴招安寨。一个多月后，百姓见社会秩序已经安定，便纷纷回到故里，恢复旧业。
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五月，彭州城内由于粮食缺乏，出现了吃人充饥的现象，杨晟败局已定。王先成建议在彭州城外修筑象龙尾一样的登道，连接城上的短墙，王建的军队登上彭州城墙，杨晟在竭力奋战后被杀，彭州城为王建占领。
彭州一役结束后，王先成的人生有了重大的转折，他由一个普通士兵，受到了王宗侃和王建的重视。公元907年，前蜀政权建立后，王先成逐渐进入了前蜀统治集团的中层。约在前蜀永平四年（公元914年）之前，王先成被授予夔州刺使的要职。
唐五代时期，夔州下辖云安、巫山、奉节和大昌四县，其范围相当于今重庆市东北部的云阳、巫山、奉节和巫溪四县。夔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地，“凭高据深，贯水陆之津要”，为“西南四道之咽喉，吴、楚万里之襟带也”（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王建把王先成放在这里担任最高行政长官，掌管政权兵权，想必是寄予了厚望的。
王先成担任夔州刺使后，遇到了一个十分麻烦的敌人，他便是荆南国的高季昌。从夔州的自然形态和历代战争实例来看，在夔州作战，骑兵和车战部队几无用武之地，唯步兵和水师方可施展，且以水师为佳。而高季昌的军事优势恰恰在于他有强大的水师。高季昌与占据巴蜀的王建之间进行了多次较量，王建的几次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多少便宜。
前蜀永平四年（公元914年），高季昌因为前蜀的夔州、万州、忠州、涪州过去曾隶属荆南，打算用武力夺回，一开始就用水军攻打夔州。当时前蜀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王宗寿镇守忠州，王先成请求他派甲士增援夔州，王宗寿只把穿白布袍的士卒配备给他，面对强敌，王先成只好率领这些白袍士卒迎战高季昌。高季昌放出火船焚烧了前蜀的浮桥，前蜀招讨副使张武架起铁索桥来阻挡高季昌的火船，结果火船无法通过。这时正好遇着风向调转，荆南高季昌的部队被火烧死和淹死的士卒很多，在这次战役中，荆南兵大败。
王先成认为这是一次险胜，如不遇上风向调转，后果则很难预料。出于对顶头上司王宗寿轻敌思想的不满，王先成秘密派人向王建奏告王宗寿不配备戴甲士卒的情况，结果被王宗寿获知，早就对王先成心怀忌恨的他，召见王先成，将之杀害。王建知道后，大发雷霆，但念在王宗寿是自己的义子，最终没有过多深究。
纵观五代十国，英雄甚少，枭雄甚多，新津奇士王先成，生逢乱世，壮志难酬，满怀忠信而见忌于人，竟以这样的悲剧结局，其冤殊为可悯，其事殊为可叹！若无《十国春秋》、《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恐怕只能与草木同化为土灰了。
来源：方志新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