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官是社会关系的医生，追求的不是判了多少案子，而是实质性解决了多少问题。
“砰！”
几轮“背对背”调解过去了，听着对面当事人还在车轱辘话来回说，坐在调解席上的静安法院法官白云忍不住敲了桌子，紧接着是连珠炮似的一番话语。
“吵够了伐？你们两家楼上楼下这么多年邻居，大头都出了，为200块钱差价吵到现在有意思伐？”不等当事人说话，年轻女法官手一挥，“这200块钱我出了，你们都别吵了。”
喋喋不休的当事人愣住了，空气凝固了几秒之后，他眨了眨眼，试探性地小声说道：“要么我和楼上说下，这钱我们各出100？”就这样，一起因老房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在法官“发脾气”后终于得以顺利解决。
白云为参加今年上海法院十佳青年评选特意拍摄的照片 静安法院供图
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只有在某些时刻，白云才会“暴露”原本的东北腔，流露出东北人的“爽利”。30岁出头的她如今是上海静安法院涉老年人审判团队最年轻的法官。从1991年静安法院成立全国第一个老年法庭，到后来的老年审判庭，再到现在的涉老审判团队，这里审理的都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60岁以上老年人的民事案件。
短短一年多，这位来自东北的年轻女法官就被评上“上海法院十佳青年”，她也积攒了一肚子与上海老人的故事可以讲述。
当事人问“你有孩子了吗”
上海是个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城市，2019年底全市60周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已达518.12万，占户籍总人口的35.2%。在静安这样的中心城区，老龄化尤为明显。
和这些老人打交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人有时也被称为“老小孩”，因为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像小孩子一样反复无常。在老年人审判庭，白云见过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老两口，因为老头子爱吃鳝丝，老太太嫌贵非要离婚；也见过老太太和别人一起跳广场舞，老头子不乐意了；更多的还有几十年的邻居，因为漏水、养花等事闹上法庭。
白云在审理案件 静安法院刘宁 摄
2019年初，白云被分配到涉老庭，每日面对这些鸡毛蒜皮引发的官司，白云坦言，“和心目中的法官工作比确实有些落差”，直到她接手了一起案件。
案情看起来并不复杂。一对老夫妻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突然有一天老太太起诉离婚，理由很简单，丈夫家暴了几十年。老太太离婚的态度很坚决，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夫妻名下共有的房产该如何处置，于是对簿公堂。
“小姑娘，你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看到主审法官很年轻，即将开庭前，老太太突然问了白云两个问题。得到肯定答复后，老太太想了想，又问，“最近打算要二胎吗？”
“我当时有点被问懵了，几乎是下意识回答了。”白云很诧异，随着庭审的进行，真相逐渐揭开。老太太今年70多岁，前段时间检查出患上癌症，已是晚期，医生估计，只剩下几个月时间。回首这辈子，老太太感慨万千，从小就目睹母亲被父亲家暴，所以长大后特意找了个年长的丈夫，没想到还是逃不过。忍气吞声差不多50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决定为自己活一次，于是起诉离婚，“拿到属于我的那笔钱，我就去江西农村找个地方，过完最后的日子”。但即使到了这时，她还不忘提醒白云，离自己远点，“我刚做完检查，身上有辐射，怕对你不好”。
老太太的诉求是夫妻名下的两套房子折价，分一半钱给自己，房子归丈夫。但丈夫表示，手头没有现钱，要等房子卖了才能给钱。
“这案子要判很简单，就按夫妻共有财产，老头卖完房把钱给老太太。”白云说，但是等判决、卖房一套流程走完，或许人已经不在了。白云于心不忍，希望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
按照过往经验，亲属往往是解决涉老案件的重要助力。在给两人的兄弟姐妹一一打过电话后，白云把突破口锁定在了老两口唯一的儿子身上。只是，两夫妻几十年不和给儿子落下了难以抹去的阴霾。虽然从上海交大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月薪数万，但他很恨自己的父母：“如果不是从小目睹他们吵架打架，我也不至于到四十多岁还不想成家。”
这通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多小时，最初，白云费尽口舌也无法说服对方。“她毕竟是你的母亲，你就不能让她过几个月舒心的日子吗？”白云几乎是带着哭腔喊出了这句话。最后的结果还算圆满。儿子说服了自己的父亲，拿出50万给母亲。父亲也向母亲承诺，会在百年之后将房子留给两人唯一的孩子。
“我不知道老太太现在怎么样了，大概已经去世了吧。”白云说，虽然为一起法律上很简单的案子，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不过想到这是老太太最后的愿望，她觉得很值得。
原告想撤诉，她劝人家再等等
“以讼平讼，而归旨于无讼也。”在白云看来，法官是社会关系的医生，追求的不是判了多少案子，而是实质性解决了多少问题。
今年，一起“垃圾山”案件让白云小小地“火了一把”。静安某小区有一户居民侯某，从前几年开始便往家里捡各种垃圾。时间一长，他家里垃圾堆积如山，甚至没了落脚的空间。他和他80多岁的老母亲，便在垃圾山中爬进爬出。母子二人安之若素，周围邻居叫苦不迭，垃圾山臭气熏人，蚊虫滋生，老鼠横行。街道居委数次上门，却苦于无权破门清理。
垃圾堆积如山，白云实地勘察 静安法院供图
白云实地勘查数次，留下了一腿的蚊子包和一份限时清理的判决书。“权利的行使是有边界的。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得在家中堆放大量废旧物品，但侯某在家中堆放大量垃圾，散发难闻刺鼻的味道，确实影响相邻各方的通行与通风，更是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当行使在自家中堆放大量垃圾的权利与他人正常的生活居住权利发生冲突时，在价值取向上更应倾向于后者。”
白云特意将这起案件的审判地点放在街道而非法院，就是为了让更多街坊邻居从判决中学到些东西。这也是静安法院涉老审判团队多年来的传统——延伸审判职能，深入社区、居委会开展社区普法活动。
有时候，解决问题比审判，需要法官付出更多的心血。
75岁的吴老伯是一名返沪知青，房屋动迁后获得一笔安置款，其中8万元委托弟媳妇保管，两人还签了一份协议。“是真的只有一份，在他弟媳妇手里，他自己没有的。”白云说，可想而知，当弟媳妇赖账时，吴老伯毫无办法，他知道自己打不赢这场官司，于是提出撤诉。“我学过心理学，加上审判经验，能看出他说的应该是真的，但就是没证据。”白云说，吴老伯来撤诉时，她很难过。8万元对普通家庭来说也许不多，但吴老伯妻子智力低下，儿子腿脚又有残疾，生活十分艰难。
“您等等，这案子我再想想办法。”和从前一样，白云把突破口锁定在弟媳妇周围人身上。一圈旁敲侧击下来，她得知弟媳妇家是女婿当家，便把女婿请到了法院。“你学历高，收入高，道德水平肯定也高，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戴完“高帽”，白云切入正题，“你们家也不缺这8万块钱，你和我说实话，你岳母到底拿没拿。万一吴老伯之后想不开做了傻事，这会是你们一辈子的阴影，以后还能安心吗？”
女婿显然知道这份协议，也被白云的话打动，当即承诺会将8万元还给吴老伯。白云担心他们欺负吴老伯不会用手机银行转账，再出新状况，便要求支付现金。
白云至今忘不了吴老伯来法院领取现金的那一幕。老人家拎了个蛇皮袋，往手指上吐了口唾沫，便开始一张张数钱，边数边哭。一向伶牙俐齿的白云看着眼前的场面，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开口，事后才想起，“应该先去借个点钞机”。
一次不打招呼的“家访”
“我知道，你们是来保护我的。”打开房门，看到门外是白云和法官助理，83岁的孙老伯差点哭出来。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涉老年人案件也在变化。不少人盯上了老人名下的房产、动迁安置款等财产，想方设法据为己有。囿于知识背景、身体情况等多种因素，老年人的法律风险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这让涉老案件审理变得更加复杂。今年，白云审理了静安首例意定监护与法院判决相冲突的案例，孙老伯便是本案当事人。
孙老伯幼时曾患小儿麻痹症，有肢体残疾后遗症，结婚后也没有子女。上世纪70年代，孙老伯的母亲做主，将孙老伯的一个亲侄女过继给他当养女。手续办完后，当时7岁左右的养女从新疆搬到上海和孙老伯共同生活，但几年后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因此，两人虽然在法律关系上是父女，实际上没多少感情。直到7年前，离了婚的养女在上海无处可去，才再次带着孩子搬到孙老伯家中。
2019年，孙老伯居住的老屋迎来旧改，孙老伯可以分到300余万动迁安置款。得知消息后，养女对孙老伯热情了许多，主动提出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
“他们问我，今年是哪一年，我们国家领导人是谁。”到了“医院”，孙老伯感觉不对劲，这里的“医生”怎么总喜欢问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于是他坚持要回家。本以为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没想到今年4月，孙老伯突然接到征收事务所通知：养女拿着法院的判决书，要代替他领走300多万元补偿款。原来，养女带孙老伯去的不是医院，而是鉴定机构，鉴定结论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于是养女再向法院起诉，成了孙老伯的监护人。
白云审理了静安首例意定监护与法院判决相冲突案 图片来源：案件聚焦
孙老伯得知后，向静安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原判决。这个案子到了白云手中。
查看案卷后，白云发现，案情比想象中更复杂。在养女带孙老伯去做鉴定之前，孙老伯已经在公证处立了一份“意定监护公证”，指定大哥的女儿作为自己失智之后的监护人。一边是法院判决，一边是意定监护，弄清老人的真实意图，成了审判的关键。于是，便有了这次家访。
白云事前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还特意挑了孙老伯的养女、侄女都在上班时拜访，就为了能听到老人的真实想法。“这里是您侄女家，如果您感到不安全，或者受过任何威胁，我们现在就可以带您走。”白云的话很直白。老人的回答也简洁有力：“我就相信我侄女。”
至此，真相大白。静安法院判决老人的监护权归侄女所有，养女也未再提出异议。
“现在上海的很多老年人都有钱，不仅是子女亲属，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盯上了这一点。”白云坦言，她办理过不少老年人离婚案件，都是因为其中一方有了新欢，而新欢多半是为财。“这种事我们看得清，老人自己看不清，但这又是他的意愿。我只能尽量调解，想办法劝他们回心转意，不然之后会有更多麻烦。”
将心比心，学会和老人更亲近
在涉老庭呆的时间长了，白云觉得自己变得“婆婆妈妈”。
开庭前，她都会给当事人打电话，提醒他们带好身份证、证据材料，关心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疫情之后，又要在电话中指导他们准备好随身码。有些老人实在弄不来，到了法院门口便给她打电话，她再赶下来“救场”。
“有一次，老大爷不知怎么把脸给弄肿了，人脸识别怎么都过不了。我只好和保安说，这是我的当事人，你就让他过去吧。”白云说，还有一回，一位大妈开庭前突然直喊肚子饿，于是她拿出了自己藏在办公室的零食。
很多老人一辈子生活在这里，上海话是他们最习惯的语言。在庭外，白云尽量用上海话和他们交流。
“很多当事人不是不能讲普通话，但是一辈子可能就进过一次法庭，一紧张，上海话就出来了。”白云说，此时再要求老人讲普通话，实在勉为其难。唯一的选择，就是她自学上海话。
本科就读于英语师范专业的她，自认在语言这一块颇有些天赋。参加研究生面试时，同学们大呼不好：“来了位东北人！”果不其然，白云以面试第一的成绩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在上海，她的语言天赋又发挥了作用。白天上班，晚上跟着“嘎山胡”学习上海话，仅3个月左右，她就基本学会了上海话。当然，老人们一下便能听出来白云是“洋泾浜”，不过，这反倒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法官有心了”。
有人觉得，法官应该始终保持威严的形象。但白云认为，法庭上的威严与庭外的亲和并不冲突，尤其是在涉老年人案件中。
白云（中）在和当事人交流 静安法院刘宁 摄
“客观来说，其中很多案子其实没啥大矛盾，根本不需要到法庭来起诉。”白云说，她审理过的案件中，约70%以调解结案。“只靠生硬的法条，很难说服老人，他们也听不懂。但你像晚辈一样和他们聊聊天，他们也许就听进去了。”
白云曾经接待过一位老人。又一次听老人长达2小时的絮叨后，白云把老人送到门口，叮嘱他“总在外边跑，要注意身体”。没想到，老人竟然感动了，停下脚步道：“白法官，这个案子不管你怎么判，我都接受了。”
端午节送粽子的阿姨，怕空调太冷冻着她的大爷……白云说，她也总是被这些老人不经意间的关心所感动，“和老人打交道多了，慢慢地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家人的关系也更亲近了，现在也不烦我妈老喊我穿秋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