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画像石上，有翼仙兽和无翼仙兽的形象意义基本一致，带翅膀并不是仙兽必有的特征。尽管有翼无翼的造型没有明确的规律，但是能带翅膀的神兽往往是被挑选过的。除了少量的多种翼兽造型之外，有翼造型基本上限于本来就是先秦文化中地位等级最高的神兽：龙和虎。而且因为老虎属于保护天界西域的神兽，经过与老虎的接触死者才能升天，在汉墓画像上老虎带翼的资格比龙更高，汉代翼虎的构图数量远多于翼龙。而且在这方面老虎的资格比龙更高，汉代翼虎的构图数量远多于翼龙。并且从翼虎形象另外还衍生出来一个新的艺术主题：辟邪。天禄、辟邪的造型萌生于战国，经过几百年的演化，融合了翼龙、翼虎、翼狮等形象，并从汉代风靡至唐代。
关键词：汉代丧葬艺术、画像石、仙界、翼兽、虎神
【说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鸿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原文刊载于《宗教学研究》2020年2期，若有引用，请以原文为准。一、前言
汉代画像石造型很多动物，因其都出现在墓和祠里面，均有神奇意义，故应理解为各种神兽。这些神兽中出现带翅膀且非鸟类的“翼兽”。翼兽原本不是中国本土的艺术母题，最早有极少量个案始见于殷末周初时代，但当时未形成传统[1]。直至战国时期，在长期与草原地带交流的背景下，翼兽主题开始多见于中国[2]。这时翼兽造型在其原创地西亚反而变得罕见[3]，所以，可以说翼兽在汉文化中重新获得第二次生命。不过，汉代翼兽并非简单地模仿和照搬原来西亚流行的形象，而是将其作为创作的素材，是将外来形式与内在传统相结合的基础上自创新兴艺术的典范。所以翼兽在中国的出现，并非是简单的文化传播，而是见证和跨越一千余年的文化扩散、传播、接触、局部吸收、衍变、自行创造等变化的漫长历史过程。
在此过程中，战国秦汉是东亚文明的关键转折时期。战国晚期到两汉时期自身古老文化的危急状态，使得外来的因素较容易进来并被借用。其中，最大的事情当然是佛教传入并被接受而系统地改变中国文明。但是除了这一关键的转折之外，也有很多异域文化形象在先秦时就已传入，但当时并没有吸引人们大量借用而模仿。可是到了汉代，古老的形象与新吸收的形象常常混为一团。（包括佛教文化在几百年里与中国文化并存，虽然文化之间有来往和认识，但在几百年内并没有吸引中国人模仿其形象。）在此背景下翼兽形象才开始多见于汉文明的造型中。[4]
翼兽造型在汉代之前颇为罕见，两汉时期大量出现，魏晋南北朝至唐均常见。汉代翼兽，除了偶尔见于玉器、铜器、漆器之外，亦开始多见于汉代最普遍的艺术题材：画像石刻，且不仅在华北地区，山东、苏北、成都平原和南阳盆地都可见。
汉代画像石最早的翼兽造型出现在山东（如图一六：1）。因为翼兽艺术题材源自西北，系自草原传入，这就使人感觉到奇怪，为什么最早出现在山东画像石而不是陕北地区？[5]但若总体观察翼兽传入中国的历史，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存在：翼兽作为外来的形象早已进入中国，早期可能接触很少，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地艺术家都已知道有翼兽这种形象，西汉早期玉雕翼虎已经非常普遍，此乃毋庸置疑。所以问题不在于传入而在于接受，是否愿意自己做这种造型。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从开始做画像石椁和画像石墓以来，山东、南阳或其他地区，都有可能先开始做翼兽石刻，这只是由一些具体的人做出的决定，因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西汉中晚期主要是山东和南阳；东汉时期所有制造画象石的地方都开始刻翼兽，这说明翼兽形像在汉帝国里是全面被接受的。
汉代艺术接受造型翼兽的时候，在作为传播中介的草原地区，这种形象也变少。公元前第二世纪巴泽雷克文化没落，取而代之的匈奴艺术中翼兽造型并不多。是故，汉人塑造的翼兽形象，虽然有遥远的外来源头，实际上到了汉代，是在早已吸收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汉帝国艺术的组成部分。汉画出现的翼兽造型，均传承着战国时代两种构图：天界群兽（包括仙人羽猎和其他新兴主题），以及独立的高等级神兽形象（依然是翼龙和翼虎为主）。二、汉代画像石刻画的天界群兽形象
战国时期“天界群兽”构图基本上只限于天上羽猎主题。此主题在汉代也继续传承，但从东汉以来，新出现西王母群兽构图、羽人逗弄神兽构图，以及没有明确情节的天界诸兽构图。在这四种构图上的翼兽造型并不常见，并没有表现出一定要用加刻翅膀的方法来象征天界的规律性。只是有时候天界上的神兽会带翅膀，而且有时候会给所有的天兽加刻画翅膀，有时候则只给部分天兽加刻翅膀；有时候则全都不加刻翅膀。这表明当时并没有从内在信仰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外在典范形式，所以造型多样而不统一。1、天界羽猎
东汉画像石墓羽猎图经常刻在墓门楣上，尤其是在陕北、山东地区很流行。战国时期的狩猎图上，为强调这是天界上的羽猎，动物身上均有夔神纹，有时候也用翅膀替代之。汉时期已不再用夔纹，一般造型无翅膀的人、猎犬和各种禽兽，其中也会出现带翅膀的“翼兽”。
图一：1、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墓门楣猎图，横160厘米；2、陕西榆林绥德东汉墓门楣猎图，横261厘米；3、陕西榆林绥德东汉墓门右立柱画像石，横127厘米；4、山东临沂白庄出土东汉翼兽羽猎图画像石，横50厘米。
图二：1－2、山东邹城高庄乡金斗山村出土东汉中期祠画像石：1、石祠左壁仙界兽配西王母， 高104宽95厘米；2、石祠右壁仙界兽配东王公， 高104宽101厘米；3、四川合江张家沟东汉崖墓一号石棺，高45宽95厘米；4、四川南溪城郊长顺城出土东汉二号石棺（局部）。
山东临沂白庄羽东汉墓出土一件画像石，上部羽人逗弄凤，中间有一条大翼虎，手里捧物，头尾两端各有一只鸟。翼虎后腿压着翼兔，翼兔应该是翼虎的猎获，但下部有猎人牵着翼犬正在猎这只翼虎（图一：4）。在山东苍山县前姚村东汉画像石犬猎图上，人、犬皆无翼，而兽猎对象似独角翼马（麒麟）；猎图之下有三条翼龙和两条翼虎在翻跟头，中间有一个像翼狮的怪兽，上下刻几只鸟以象征天界（图一一：6）[6]。
在汉代猎图中，虽然各种动物偶尔都会造型为翼兽，但其中翼虎的比例较高。如陕北绥德墓门的右立柱上在云层和众鸟中有造型骑士猎翼虎（图一：3）。附近出土的另一座墓的门楣猎图上，几位骑士猎公鹿、母鹿、野猪、公羊和两条老虎，左边和右边各有两位骑士向老虎发剑，其中左边的老虎为翼虎，右边的则无翅膀，在这一羽猎的情境内，有翼虎和无翼虎的地位和角色并无差异（图一：2）[7]。
东汉时期陕北的天界猎图已形成相对固定模式，均放在墓门的门楣，下面门扉一般有符合方位的四灵图或铺首（四灵中白虎和青龙造型偶尔会加翅膀）。门柱上部和门楣上刻的云气纹、仙草灵芝、日月都强调楣上造型天界。如陕北神木大保当M1东汉猎图，在两个门柱上刻画灵芝仙草纹，在门楣上两端刻画的日轮和月轮，以日像为东，以月像为西表达天道的方向。在这一图上，猎兽都自西向东奔跑，以象征从死向生之路。虽然图案上明确象征天界，但是动物和猎人都没有翅膀，包括月亮旁边的西灵老虎也不是翼虎（图一：1）[8]。这再次说明，此时翼兽形象的内在意义不强，只是雕刻家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墓主的要求来刻画，具有可用可不用的艺术选择意味。2、西王母群兽
东汉时期几乎所有的墓都有西王母造型，且经常在其旁配有祥禽瑞兽，尤其是在山东和西北地区这种构图最常见。一般情况下，除了鸟类之外，其他配西王母的动物大多不带翅膀，但也有一些造型出现翼兽。如山东邹城高庄乡金斗山村出土东汉中期祠画像石，造型祥禽瑞兽配西王母和东王公。群仙兽中，九尾狐、仙鹿、龟、象、熊、狗等无翅膀，但是虎、龙、鼠三种瑞兽有翅膀（图二：1、2）[9]。龙和虎属等级特高的神兽，所以在画象石上带翅膀的比例最高，翼鼠形象则很少出现。汉画上的鼠形象已经引起学界注意，可能用来象征支生肖、多子瑞兽等[10]。汉画虽然没有固定的翼兽形象，但用加翅膀的方法却强调动物的特殊性。所以，翼鼠造型或许表达其有特殊象征意义，只是例子太少而无法探知其意。
白庄羽出土的东汉翼兽猎图上造型翼虎、翼兔和翼狗。在西王母、东王公构图上也刻画同一群翼兽。西王母、东王公之间祥禽瑞兽构图分两层，上层有几个翼兔跳舞、弹琴、捣药，下层中有翼虎，左边翼兔骑凤，右边则有翼狗和人头鸾（图三：3）。在天界捣不死之药的兔子造型，一般没有翅膀（图四：4），但偶尔也会有（图四：5）。汉代每一石雕作坊应有自己习惯的造型模式，所以在白庄羽村墓不同的构图可见同样的翼兽形象，附近沂南县东汉墓也有翼兔造型（图四：5），但其他地区却少见。但这并不代表地方信仰或文化，而只是石雕作坊特色。如滕州后掌大村出土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在西王母和东王公之间，在云层中祥禽瑞兽，包括翼马、翼兔、翼鹿、翼牛、翼猪、翼龙、鹤、凫以及各种难以辨识的翼兽，中间还有翼龙车和羲和、常羲日月神（图三：1）。
虽然上述几个翼兽很多的构图都在山东制造，但总体来说，山东地区配西王母的瑞兽带翅膀的造型很少，而山东之外更难看到。在西北地区，西王母、东王公是所有画像石墓普遍都有的典范化主题之一[11]，配他们的兔、狐、鹿等瑞兽代均未见有翅膀。
图三：1、山东滕州官桥镇后掌大村出土东汉晚期西王母东王公祥禽瑞兽画像（局部）；2、四川东汉彭山二号石棺左侧，高27宽210 厘米；3、山东临沂白庄羽出土东汉西王母东王公祥禽瑞兽画像，高51.5宽283厘米。
图四 南阳东汉时期画像石玉兔图：1、宛城区熊营出土（局部）；2、宛城区出土（局部）；3、卧龙区白滩出土；4、沂南县任家庄出土东汉画像石翼兔捣药羽人图（局部）；；5、嘉祥满硐乡宋山出土东汉画像石兔捣药图（局部）。
四川地区造型多样，其中西王母独立造型在龙虎座上。关于西王母龙虎座构图，学界有诸多讨论，多引用《穆天子传》《淮南子》和《山海经》等文献中关于西王母的记载[12]。笔者以为，龙虎座形象的内在意义涉及到古代丧礼中“西死东生”的理念。[13]西王母的龙虎座常以两个翼兽组成（图二：4；三：2），但是也有西王母端坐于不带翅膀的龙虎上（图二：3），这说明，西王母的龙虎座也未必需要造型翅膀才能表达其意义。除了龙虎之外，西王母周围瑞兽一般没有翅膀。在这方面，彭山二号石棺的造型很独特，在西王母边上有很多瑞兽，其中九尾狐有小翅膀（图三：2）。[14]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造型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上，山东、四川画象石常造型西王母坐在昆仑山，西北地区另建她坐在树上的鸟窝等等，所以当时的西王母主题同时存在很多典范构图。
南阳地区的画像石上，西王母、东王公图极少见，所以宛城区熊营出土的西王母、东王公和翼兔捣药图（图四：3），在南阳属于特例。南阳玉兔造型常见于星图上，虽然这无疑是天上的兔子，却也不带翅膀（图四：1、2）。3、仙人逗弄翼兽
仙人逗弄禽兽的构图在汉画上很多，描绘云间仙人界，有些同时表现当时的杂技表演，且大部分隐藏有特殊的丧葬文化意义，如仙人逗弄虎或摩虎尾，老虎开口，旁边有桑树或鸟吃鱼图等，这些形象的含意并不是外来的，而是本土文化内在发展出来的意思[15]。但是汉代在本土古代精神文化基础上，还借用了原本来自异域的形象，其中就包括翼兽。仙人也经常带翼，所以常称为“羽人”（图五：2）[16]，但是也有不带翼的仙人造型（图五：1、3），所以我们不用狭义的“羽人”，而使用泛义的“仙人”来定义这种构图。在这些构图上的翼兽，一般是翼龙、翼虎，东汉时期，翼龙、翼虎在各地汉画上颇为常见（图五：1、2），当然，在同样的构图上，也有不带翅膀的龙虎（图五：3－6）。
图五：1、南阳宛城区引凤装东汉画象石墓出土，高44宽300厘米；2、山东微山县微山岛乡东汉M6墓们楣（局部），高38厘米；3、南阳四区出土东汉墓画象石，高37宽200厘米；4－5、南阳宛城区车帐营东汉画象石墓出土：4、高44宽165；5、高40宽145厘米；6、南阳卧龙区莎冈店出土东汉画像石（局部）。
图六 东汉墓翼马、翼羊造型：1、山东日照营县东莞村出土（局部）；2、山东临沂白庄羽出土，宽36厘米（局部）；3、山东潍坊营南大店出土，高80宽37厘米；4、山东临沂工程机械厂出土东汉画像，高112厘米。
图七：1－2、南阳市区出土斗牛图：1、高39宽143厘米；2、高42宽102厘米；3、南阳卧龙区王寨墓熊斗牛图，高41.5宽162厘米；4、南阳邓县长冢店墓熊斗牛图，高40厘米（局部）。
图八：1、山东安丘董加庄东汉晚期墓后室西间西壁画像（局部）；2、山东临沂北寨村墓前室隔梁东面（上）和西面（下）画像；3、陕西榆林米脂县出土东汉墓门楣，高48宽183厘米；4、山东苍山城前村墓门楣，高51宽246厘米；5、山东临沂白庄羽出土东汉翼兽猎图画像石，高51宽260厘米。
在仙人逗弄禽兽构图上，偶尔也有其他带翼的神兽。如山东南部东汉晚期墓羽人逗弄翼兽之间，还有翼象（图八：1；十：1）。仙人逗弄翼鹿也可见到少量例子（图九：12、13）。南阳画象石有熊或壮士斗牛的构图，一方面也表现仙人界，同时是带有远方趣味的杂技游戏，在这些构图上，牛有时候带翼（图七）。东汉画像石偶尔也会出现仙人驾翼马的造型，如山东临沂所出（图六：3、4）。绥德墓门楣上，云中有一只羊和两个骑鹿的羽人，周围有各种鸟和一对象征性带小翅膀的翼马，云纹和日月直接指出这是天空（图十：6）；同一墓群另一个门楣构图一样，但两匹马无翼（图十：7）；这说明，在这种构图中，马是否带翅膀并非必须的典范型式。4、天界禽兽
图九：1、南阳唐河县出土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的冯君孺人画像石墓南阁室南壁图，宽214高66厘米；2、河南襄城茨沟汉画顺帝七年（公元132年）象石墓左前室门楣，宽162高35厘米；3、山东临沂白庄羽出土东汉翼兽猎图画像石，高51.5（局部）；4、陕西榆林绥德县出土东汉墓门楣（局部）；5、陕西榆林米脂县出土东汉墓门楣（局部）；6－7、陕西榆林绥德延家岔东汉墓前室西壁画像（局部）：6、左侧画像；7、右侧画像；8－9：陕西榆林米脂东汉墓门立柱画像（局部）：8、左立柱；9、右立柱；10、南阳卧龙区麒麟岗东汉墓出土独角翼兽，高32宽94厘米；11、南阳卧龙区麒麟岗东汉墓出土翼鼠，高60宽47厘米；12、南阳宛城区十里铺出土，104高88宽；13、山东临沂白庄羽出土东汉羽人翼鹿（局部），宽43厘米。
图十：1、出自山东省临沂费县出土垛庄镇潘家
东汉石刻（局部）；2、四川渠县蒲家湾墓无名阙石时刻；3、南阳市区出土东汉墓石刻，高37宽164厘米；4、四川新津崖墓石函，高55长62厘米；5、徐州出土东汉羽人翼马翼虎（局部）；6--－7、榆林绥德出土东汉画像石墓的墓门楣上羽人骑鹿图：6、高46宽193厘米；7、高44宽163厘米；8、伊朗马斯基德苏莱曼出土帕提亚时期的铜盘；9、叙拉古出土翼马铜币（公元前344－334）；10、帕提亚米特里达梯第二世（Mithradates II, 121－91 BC）铜币，劲1.6厘米，2.71克。
东汉时期各地画像墓均有造型祥禽瑞兽自由飞璇天界者。这些构图上的瑞兽一般没有翅膀（如南阳唐河县出土新莽时期冯君孺人画像石墓天界虎、龙、鹿、熊，牛、狐，都不带翅膀，图九：1）[17]，另有很多构图仅龙、虎才带翼，其他瑞兽都不带翼（图九：2）[18]。山东地区东汉墓常有中间一对凤，左右翼虎翼龙的构图；临沂苍山成千村门楣瑞兽构图与此类似，但是中间有一对无翼的玉兔，左右为带翼的龙虎和鸟（图八：4）。临沂区石雕作坊有时候也造型翼兔，如白庄东汉墓在上述各种构图上都出现翼兔，一个门楣有造型翼龙、翼虎、翼兔，但熊无翼（图九：3），另一个门楣有造型两条翼龙、两条翼虎、两只翼兔和一只翼鹿（图八：5）[19]。不过，同样在白庄东汉墓，也有造型不带翼的兔子者，在一个石刻上兔子无翼，同时却有两个羊，其中一个为翼羊（图六：2）。
画像石翼羊造型极少，且均变形，如山东日照莒县东莞村所出（图六：1）。山东潍坊营南大店出土石刻下面有两个无翼公鹿，中间为翼虎，上面一个带翼的动物可能是翼羊，或者是翼母鹿（图六：3）。
画像石翼鹿造型也少，且无规律，如陕北米脂县东汉墓的门楣图，瑞兽在日月之间的云中奔跑，其中有翼龙、翼虎、翼兔，但九尾狐、羊和鹿都无翼，一个公鹿身体变为云，但却没有翅膀（图八：3）；同时在墓门左右的立柱上，云气中的公羊无翼，而公鹿似乎有小翅膀（图九：8、9）。附近绥德县东汉墓画像石的风格一致，应是同一作坊雕刻，在前室西壁左右侧石板上，也造型云气中的公羊和公鹿，前者无翼，后者有翼（图九：6、7）。临沂北寨村墓室隔梁有两排翼兽造型，其中有翼虎、翼龙、翼鹿和麒麟（图八：2）。
翼马形象也少量出现在画像石上，如东汉南阳东汉墓造型没有翅膀的老虎咬鬼魅，而在旁边有翼马（图十：3）；东汉徐州画像墓、四川崖墓的石函、石棺也偶尔可见翼马（图十：5、4）。但是翼马形象并无固定意义，所以在同一座墓、同一个构图造型的马，会或带翼或不带翼（图十：6、7）。在汉画翼兽中，可能只有翼马的形象才有与其同时代的中亚原型（图十：8－10）。
此外，东汉画像石零星出现的似乎为独角翼马的形象，与上述一般的翼马不同，这应该是麒麟瑞兽（图一一；八：2上排，从左第四兽）[20]。陕北画像石墓的门楣另有造型祥禽瑞兽在仙草间走，其中狐、兔、马都无翼，仙人、龙虎以及一种奇怪的独角兽都有翼（图九：4、5）[21]。形貌接近的独角怪兽也见于南阳麒麟岗（图九：10），也许这是另一种麒麟造型。南阳麒麟岗神兽石刻同时包含了无翼龙和两种麒麟翼兽（图一一：1；九：10）以及翼鼠（图九：11）。可见，造型带翼的神兽很少有规律性。
图一一 东汉麒麟图：1、南阳卧龙区麒麟岗东汉墓出土麒麟图，高59宽29厘米；2、南阳卧龙区王寨墓出土东汉，高40厘米（局部）；3、南阳宛城区英庄东汉墓出土，高39长144厘米；4、四川泸州大驿坝出土七号石棺仙人麒麟图，高54宽62厘米；5、四川彭山江口乡双和崖墓一号石棺双阙构图，高76长210厘米；6、山东苍山县向城镇前姚村出土东汉狩猎祥禽瑞兽图画像石，横225厘米。5、总结
西汉画像石，除了少数翼虎造型之外，未见其他翼兽，而在东汉画像石出现各种翼兽，不过都没有规律性。大部分构图所有的四足兽没有带翅膀，但同时几乎所有的四足兽偶尔会带翅膀。
汉代翼兽造型并未完全传承战国时期的构图，如战国羽猎图上会造型翼兽，以强调这是天界羽猎，但西汉时期的羽猎图都未见有翼兽；东汉时期才重新开始选择性的加翼，以突出一、两种被视为比较重要的四足兽。
西汉时期画像石瑞兽造型，除了龙虎偶尔带翼之外，其它瑞兽都未见有翼；东汉时期则非常多样，鹿、马、羊、兔、鼠、象、牛、九尾狐、麒麟等，都偶尔会造型有翼，但并非普遍，数量不多，规律性不强。东汉画像石另有形成仙人逗弄瑞兽、瑞兽配西王母等新的构图，里面都会出现翼兽，也都无规律性。这是因为，对于汉代人而言，翼兽均不是明确的崇拜对象；可能只有两个高等级的神兽——翼龙和翼虎，在东汉时期经常做带翼的造型。
图一二 四川出土东汉时期龙虎璧图：1、合江出土张家沟崖墓石棺石刻；2、合江出土石室墓石刻；3、薪津出土三号石棺石刻。
图一三：1、西汉中晚期山东邹城卧虎山石椁墓M2南椁板的东西两端，高84厘米；2、东汉时期四川江北县龙溪乡石券墓；3、山东临沂白庄出土东汉墓翼龙翼虎图；4－5、西汉晚期南阳唐河针织厂出土；6、四川郫县东汉一号石棺天文图。三、天界最高地位的神兽1、翼龙、翼虎相对构图
如前文所述，在汉代猎图中，虽然所有的四足兽都偶尔会被造型为翼兽，但带翅膀的特征却带有表达神兽等级的意味。因此，带翼神兽造型中，以等级最高的龙和虎数量最多，其它动物则很少带翼。
龙、虎、凤在商时代的信仰体系中，属于等级最高的神兽[22]。其中只有凤自身有翅膀，龙、虎不需要翅膀就能通天。这种源自先秦的观念其实一直存在。因此翼龙、翼虎形象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汉代漆器、金器、锦丝、玉器、石刻上都可见，以带翅膀的象征表达神兽的高等级。汉代画像石中出现的翼龙和翼虎有自身特点，并且两者经常并存。
自商代以来，成双的神龙为礼器纹饰的主要母题，成双天凤和成双老虎为由此母题衍生出来的构图。战国的曾侯乙墓里出土了最早的龙虎两个神兽组合成双的构图，意为天文图，表达星宫：东宫青龙与西宫白虎。不过，先秦时龙虎成双的构图仍然颇为罕见，自西汉起方始慢慢增加，其中亦有些带翅膀的；到了东汉的画像石墓里，成对的翼龙翼虎已成为必备的题材之一。龙虎相对的构图常见于墓门、墓柱，或从两端牵璧等多种构图（图十二；一三）；另有组成西王母龙虎座等（图二：3、4；三：2）[23]；在猎图、天界瑞兽构图上亦会出现翼龙翼虎（图一；三：1、3；五；八）。上述造型之外，还有仙人乘翼龙车、翼虎车的造型，如在南阳英庄画像石墓的前室盖顶石上有羽人驾着三只翼虎车[24]；山东曹县的垛庄镇发现有羽人驾着三只翼龙车（图十五：1、2）。
不过，无翼的龙虎一样常见，有时候在龙虎相对的造型上只有其中一个才带翼（图一三：1；一四：2）。虽然东汉翼虎、翼龙的造型最为普遍，却并不意味着只有带翅膀的神兽才居于天；神兽不带翼也能游天界，其周围的仙草、云纹等共同象征天空，尤其是龙虎在画像石上均象征天界的东域和西域。所以，无论有无翅膀，均出现在同样的构图上，均不影响飞天的神能。由于虎和龙并不是因为有翅膀才能飞翔，所以翼龙翼虎只是象征性地刻画并无飞翔能力的小翅膀。
图一四 神木大保当两座墓的门扇：1、M20；2、M5。
图一五：1、南阳英庄画像石墓的前室盖顶石上有羽人驾着三只翼虎车；2、山东曹县的垛庄镇发现有羽人驾着三只翼龙车；3－4、南阳唐河针织厂出土西汉晚期画像石：3、墓正门（西）门楣正面的中石版石刻（局部）；4、墓门门楣正面，高41厘米（局部）；5、江苏扬州出土西汉漆器面罩。2、保护西域天界的虎神，以及从神虎到辟邪
于翼虎在信仰中的含意，杨宽先生提出了一些文献依据。《太平御览》中引《风俗通》有载：“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驱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这条记载说明墓地所以要陈列老虎是为了防止方良（魍魉）对墓主的侵犯。[25]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文献并不是特指翼虎，而是表达汉代丧葬文化中老虎的神能。汉代画像石上老虎往往是咬杀魍魉，禁止邪魔进入永宫。这时的虎食魍魉图往往象征着辟邪和驱鬼护门[26]，有无翅膀并不影响造型的含意（图十五：3、4；十：3）。[27]
保护西方死地的老虎在汉代丧葬文化及信仰中，有多样的象征意义，因此在墓祠里造型老虎有独特意思，而产生各类构图。除了墓门楣食鬼魅的主图之外，带翼或无翼的虎在天上捕猎，狩猎的对象经常是鸟或猪（图一六：2－6）。山东邹城西汉晚期墓，有造型翼虎飞于臣吏头之上（图一六：1）。观察这些图像，我们均能发现，翼虎或无翼虎的神能是一致的，翼虎只是虎神的表现之一。
只有一种构图才使我们考虑，有翼或无翼两个形象开始被区分而并存的趋势，即虎驱食魍魉的构图。但这些图上，翼虎和无翼虎会一起出现，一起驱鬼食魅。笔者认为，这是将辟邪形象从老虎形象中区分出来，专门负责原本属于老虎的一项神能。汉代时，老虎依然是西域大王，西天的象征，在造型上或带翼或不带翼都可以；但辟邪被视为西门的保卫者，在造型上固定带翼，外貌与老虎略有不同（图十五：3─5）。四、结论
汉代艺术继承战国时期的翼兽主题，包括天界雨猎和翼龙翼虎造型；此外，还形成仙人逗弄仙兽、仙兽配西王母等构图，除了玉器、漆器、锦丝、铜器、金器之外，更多造型于汉墓画像石上。秦汉统一天下之后，以翼龙、翼虎为主的各种翼兽形象频繁出现在墓室中，象征着仙界，这也标志着汉代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文化。不过，汉代画像石上，有翼仙兽和无翼仙兽的形象意义基本一致，带翅膀并不是仙兽必有的特征。尽管有翼无翼的造型没有明确的规律，但是能带翅膀的神兽往往是被挑选过的。除了少量的多种翼兽造型之外，有翼造型基本上限于本来就是先秦文化中地位等级最高的神兽：龙和虎。
图一六：1、西汉平帝时期山东邹城郭里乡黄路屯村出土翼虎吏图（局部）；2、东汉四川乐山九峰出土石棺虎，206x68厘米；3、东汉四川泸山一号石棺，223x80厘米；4、东汉山东临沂市独树头镇西张官庄出土（局部）；5、东汉山东东平县新湖乡出土（局部）；6、东汉山东肥城市北大留出土（局部）。
翼虎题材不仅出现在龙虎和群兽的构图里，画象石也常见单独造型翼虎的例子。关神龙、天凤和老虎是中国古老传统中最高级的神兽，三者崇拜都蕴含着死后世界、死者升天的理想。这三种神兽中，只有凤才有翅膀，原本无翅膀的龙和虎的造型，文强调其崇高神天地位，而作出带翼的形象。因此，在战国汉代墓葬中有牠们的造型是符合中国文化内在发展逻辑的。而且因为老虎属于保护天界西域的神兽，经过与老虎的接触死者才能升天；因此，在汉墓画像上老虎带翼的资格比龙更高，汉代翼虎的构图数量远多于翼龙。并且从翼虎形象另外还衍生出来一个新的艺术主题：辟邪。天禄、辟邪的造型萌生于战国，经过几百年的演化，融合了翼龙、翼虎、翼狮等形象，并从汉代风靡至唐代。
综观翼兽形象的源起和演变，可知其一开始用来形容巴比伦的崇拜对象，虽然从殷商以来有些远程文化交流，但是战国之前，并无意愿接受别人的文化形象。直至战国时期，很多新草原族群活动于华北列国，同时古信仰的内在意义淡化，所以亦有兴趣吸收外来的神奇形象。到了汉代，翼兽确实已成为中国艺术的主题之一，并经过逐渐内化，重新塑造了外、内为为一体的神兽形像。
主要参考文献 ：
[1] 郭静云：《从历史“世界化”的过程思考中国翼兽的萌生》,《民族艺术》, 2020（03），第38-53页。
[2] 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李零：《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李零：《“国际动物”：中国艺术中的狮虎形象》，《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第一辑，2014年，第28－85页；Barry Till. Some Observations on Stone Winged Chimeras at Ancient Chinese Tomb Sites. Artibus Asiae，vol.42, No.4(1980), pp.261-281。
[3] 郭静云、王鸿洋：《从西亚到东亚：翼兽形象之原义及本土》，《民族艺术》，2019年。
[4] 郭静云、王鸿洋：《探讨中国翼兽问题之要点》，《中国美术研究》，2019年。
[5] 王鸿洋：《汉画墓虎形图像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6] 焦德森编：《中国画像石全集?3?山东汉画像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图二七、一一四，第9、38页。
[7] 汤池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一三七、一四八，第34、38页。
[8] 胡华强：《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9] 胡新立：《邹城汉画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95－96页，图一一二、一一三。
[10] 宋超：《三台郪江崖墓“狗咬耗子”图像再解读》，《四川文物》，2008（6），第69－73页；唐长寿：《彭山画像崖墓墓门石刻画像试论》，《四川文物》，2008（4），第78－82页；牛天伟：《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画像考辨》，《考古》，2010（11），第92－93页；《论汉代民间的鼠信仰－－兼谈“老鼠嫁女”的原型及其旨趣》，《宁夏师范大学学报》，2011（2），第60－65页。
[11] 王倩：《左东右西: 论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方位模式》，《文化遗产》，2014（2），第1－9页。
[12] 刘志远，余德章，刘文杰编著：《四川汉代画象砖与汉代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高文编：《四川汉代画像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95－99页；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170－174页；范小平：《四川画像砖艺术》，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94－95页。
[13] 信仰和礼仪在商文明已可见，参见宋振豪：《夏商周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80页；郭靜云：《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第338、347页。
[14] 高文，高成刚：《中国画像石棺艺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页；高文编：《中国画像石全集?7?四川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一七五、一四九至一五一，第55、48页。
[15]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41─344、411─415、420─430、519─521页等。
[16] 杨建东：《山东微山县汉画像石墓的清理》，《考古》，1998（3），第16页；杨建东：《山东微山县西汉画像石墓》，《考古》，2000（10），第63页。
[17] 黄运甫、闪修山：《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象石墓》，《考古学报》，1980（2），第160页。
[18] 贾峨、赵世网、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64（1），第116－124页。
[19] 焦德森编：《中国画像石全集?3?山东汉画像石》，图一零二、六、一零，第34、3、4页；焦德森编：《中国画像石全集?2?山东汉画像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图二零二、二一七，第68、72页。
[20] 郭静云：《从历史“世界化”的过程思考中国翼兽的萌生》,《民族艺术》, 2020（03），第38-53页。
[21] 汤池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图六三、五七、五八、九八、九九、三四、五六、七四，第15、14、24、25、8、14、18页。
[22]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第246─260页。
[23] 胡新立：《山东邹城市卧虎山汉画像石墓》，《考古》，1999（6），第44页；胡新立：《邹城汉画像石》，第8页；龚廷万、龚玉、戴嘉陵：《巴蜀汉代画像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86－289页；胡华强：《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第96、54页；李林：《陕西绥德县延家岔二号画像石墓》，《考古》，1990（2），第178页。
[24] 陈长山、魏仁华：《河南南阳英庄汉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 1983（3），第105页；焦德森编：《中国画像石全集?3?山东汉画像石》，图九一。
[25] 朱希祖：《天禄辟邪考》，《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第199─218页；王煜：《汉墓“虎食鬼魅”画像试探——兼探汉代墓前石雕虎形翼兽的起源》，《考古》，2012（12），第77；页杨宽：《墓前石兽的意义，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8─149页。
[26]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第411─413页。
[27] 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 1973（6），第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