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他需要牢固地控制权力，就要集权。而皇帝要维持统治，将江山传承下去，却又须分权给大臣。于是乎，集权与分权，成为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皇帝而言，将权力托付给官僚集团，他又不放心，他需要有最贴心的、最亲近的人，去监督这些官僚。环顾四周，皇帝发现，他所能亲近、所能利用的人，只有宦官。这些宦官伴当们，在皇宫大内之中，陪伴着皇帝成长，皇帝熟悉他们，信任他们。
在宫廷之中，宦官日日陪伴在君侧，知道皇帝的心思。他们能讨皇帝的欢心，想皇帝之所想，博得皇帝的信任。所以皇帝们发出感慨：“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更让皇帝们放心的是，宦官净身入宫，没有子嗣，就等于与外面的世界割裂。宦官出身贫寒家庭，没有外界的亲友势力可以依仗，无法对皇权形成威胁。
宦官们只想过上富贵生活，此外再无其他奢望。他们不同于权臣，大权在握后，更觊觎着皇权，好传给子孙后世，受用无穷。
宦官历史悠久，“自书契已来，不无阍寺” 。夏商两代，太监称为“宰”。到了战国时期，出现“宦者令”，为皇室服务，遂有宦官之称。“宦”是星座之名，在帝星之侧，故而被用来称呼皇帝周围的人。宦官又有诸多别称，如黄门、内官、内衬等。
汉武帝时，开始用宦官典领尚书，参与政事，以达到削弱外朝的目的。南汉后主刘鋹则认为：“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
唐代设中御府，设“中御大监”“少监”等。到了明代，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太监遂成为宦官之专称。
朱元璋在奠定了大明江山的基业后，为了防止太监专权，特意在宫内树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同时规定，太监不能识字，只能从事“扫除之役”。朱元璋虽然严厉限制太监，却利用太监监督百官，他将太监视为恶狗，认为“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
到了朱棣手中，设置特务机构东厂，交给太监掌控，专门负责“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成为皇权的忠实走狗。宪宗时期设置西厂，武宗时期又设立内行厂，将文武百官全部置于监控之下。
明代历史上，太监弄权，达到极致。英宗时有太监王振，宪宗时有太监王直，武宗时有太监刘瑾，熹宗时更有张扬跋扈的魏忠贤。历朝皇帝对太监持纵容庇护态度。正德年间，朝臣弹劾太监。武宗怒道：“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自知之。” 当有人弹劾太监刘瑾图谋不轨时，武宗大力袒护，甚至扬言，这天下，任由他刘瑾取走也罢。
明代中后期，皇帝懒得与官僚们过多接触，将朝政托付给太监。太监也故意让皇帝沉迷于酒色，好掌握权柄。如刘瑾时常乘武宗沉溺酒色时，过来请示国家大政，武宗厌烦道：“尔何为，乃一一烦朕。”于是一切皆由刘瑾掌握。得意之时，刘瑾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
明代的二十四衙门，受十二监的第一监“司礼监”领导，“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叩头称为上司”。司礼监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外廷影响。后世的大明皇帝们懒于处理政务，创办了培养太监读书的“内书堂”，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太监，帮助“批红”。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有“批红”之权，每日里各种军国大事，皇帝稍微看上几个奏折，全交给太监处理。秉笔太监与内阁串联好，就可以操控国务。
到了明代后期，司礼监太监甚至可以出席内阁会议，代替皇帝发号施令。所以黄宗羲哀叹，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之上。
在很多时候，皇帝重用太监，充当自己的耳目，监视文武百官。太监控制的东厂等特务机构，成为悬于朝臣头上的一把利刃。皇帝又派遣太监至各地，为自己办理各类重要事务。万历帝为了增加税收，派太监为矿监税使，至各地征税。矿监使至各地，打着皇帝的旗号，巧取豪夺，盘剥天下，荼毒万民。
到了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京师，多尔衮进朝阳门时，“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奏请摄政王乘辇” 。对于太监们来说，王朝更迭，不过是换个主子而已。果然，清室进入紫禁城后，将大明王朝留下的太监略加裁汰之后，留用了大部分。相比前代，清代的太监权力已受到了很大限制，主要从事“供给洒扫之役”而已。
到了顺治帝，其主掌朝政之后，设立了十三衙门，限定了宦官有六个不许，即：“宦官不许擅离皇城，不许干涉职司之外一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各色置买田产等。”有鉴于历史上太监弄权的危害，顺治帝铸铁牌立于内务府和交泰殿，禁止宦官干政，凡有违背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
顺治帝于24岁染上天花去世，在权臣鳌拜等人主持下，存在了不过七年的十三衙门被废除。内务府再度恢复，“收阉官之权，归之旗下”。
至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铲除了鳌拜势力。康熙于十六年（1677）一月，在增设敬事房，统一管理宦官，敬事房则处于内务府的管辖之下。敬事房对外无行文之权，一切行文须经内务府转达。敬事房的主要职责，不过是负责宫中皇帝、后妃及其子女的生活，负责宫中陈设、洒扫等杂务，再无昔日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