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来到中国，除了杀人，还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抢。
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高达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
九一八事变开始，随着东北沦陷，北京城越来越无险可守。而作为前朝故都的京城，大量皇宫珍宝，收藏品如不转移，那么对于中国文物历史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这个危急时刻，一大批以马衡为代表的故宫人挺身而出。作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他，早已预料到北平会落入日本人手中，于是他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授权，与故宫博物院其他馆长一同开始着手准备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最惊心动魄的文物大迁移。
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宝必须用最苛刻的方式得到保护。
集中装箱的文物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2631箱，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又如石鼓，是人人知道的国宝，原存国子监，由故宫代运。11箱石鼓(含1箱石碑)，每个重约1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马衡负责石鼓的迁运，他亲自研究装运办法。马衡在《跋北宋石鼓文》一文中记载了此事：“余鉴于此种情况，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总是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石鼓都没有新的伤损。
1933年2月，故宫文物大迁移正式开始。截止到5月15日，4批文物陆续运抵上海，总计19557箱。而在这个过程中，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亲自督导数量最巨大的一批故宫文物（共计4635箱余）转运到上海，保障了国宝的安全。
这些文物有多著名？说几个名字你就知道了：《钟馗打鬼图》·吴道子、《清明上河图》·张择端、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和米芾的书法真迹……
后来随着上海战事告急，国宝必须有安全保证，于是第二次迁移从上海到西部内地又开始了。
马院长不放心文物安全，甚至亲自带着自己的下属押运国宝。谢天谢地，在南京沦陷前，国宝分三批依次运出，途中遭遇各种轰炸，但在转运人员极大表现出了不畏日军轰炸、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幸甚幸甚，文物们又安全地到达了西南腹地。
“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14年光阴、1场战争。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
抗日战争结束后，文物随着马衡院长等人的有序调动，又有条不紊地回到了它们的家——北平。
也许有人不知道，在傅作义将军同意和平解放北平前，马衡为避免故宫文物不受战火破坏，四处游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这些，很少有人知道。
在故宫博物院里，当我们看着那些弥足珍贵的精美鼎器、绝妙书画、玲珑剔透的红釉瓶时，不但有对艺术品的欣赏感叹，更有一分对民国那个时代，那些像马衡这样的长辈对于后代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敬仰。
小人物，也可以是中国的脊梁，向他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