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例通销”的食盐运销制度，但是后来随着明朝经济局面发生改变，一例通销的制度逐渐衰弱直至消失，等到清朝才重新确立。
湖南衡州、永州、宝庆三府本来是粤盐区，但是由于后来粤盐改运，路途变得更加遥远，运输成本更加高昂，于是衡永宝三府改食淮盐。但是衡永宝三府并没有沿用湖广一例通销的制度，反而实行严格的“专商引岸”制度，因此和距离较近的湖南北四府的食盐运销制度不同。
在之后因为政权的再次加强，粤盐运输无需再绕远路，粤盐价格变得比淮盐还要低廉，因此粤盐走私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同时因为衡永宝三府实行专商引岸制度，这使得盐商在三府实现了淮盐的垄断，因此三府的淮盐价格高昂，但是处于更加宽松环境的湖南北四府淮盐价格低廉，又因为地理环境的便宜，于是淮盐从湖南北四府走私到衡永宝三府也成为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这两种走私活动都十分难以打击，官府的严厉缉私行动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就在这时，饱受高盐价苦楚的老百姓以及想要开拓市场的盐商们集体一起请愿，最终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使得衡永宝三府可以采用湖广的一例通销的食盐运销制度。
清朝食盐运销总体采用“专商引岸”，但湖广地区采取“一例通销”的模式了，由于汉口盐行的产生，食盐销售脉络复杂，专商引岸失效，普遍开始实行“一例通销”
清朝的食盐运销模式总体上都是专商引岸，所谓专商引岸就是在官府不直接销售食盐的情况下，商人在缴纳盐引之后，可以购买定量的食盐，并且在购置食盐之后，盐商只能在固定的区域进行贩卖，跨区域贩卖就是贩卖私盐。
但是湖广地区的食盐运销却走得是一例通销的模式。关于湖广地区的特殊政策的实行，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在清初时期，满族刚刚入驻中原，清朝政府国库空虚，因此两淮盐商为此向政府献上了大批的财富，博得了清朝统治者的青睐，同时因为当时满清缺乏盐政管理的人才，于是让两淮盐商参与了制度的设定，而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湖广地区制定了不一样的政策。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对，因为明朝后期这种制度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康熙在《汉阳府志》就曾经描写过明朝后期出现的一例通销的雏形：
“明盐法初制，盐院每拨楚商行盐，俱遵照额派口岸销卖，无敢逾越。明万历间，各商因所派郡邑，或有不可泊船者，始群聚于武昌之金沙洲，嗣洲岸倾圮，复群聚于汉阳之汉口，汉口之有盐行。”
在万历年间有些县因为不方便泊船，于是各盐商就聚集在了武昌的金沙洲，作为向各州县分销的据点，但是后来金沙洲倒塌了，于是盐商又聚集在汉口，逐渐形成了汉口盐行。有了汉口盐行之后，盐商们就不再不辞劳苦地前往各地销售食盐，转而将食盐卖给了各个口岸水边的小贩，由小贩向百姓销售。
这样一来销售区域肯定会有所交叉，原本的专商引岸制度也就完全失效了，但是地方官员看到这个情况的益处，于是向上级上书，最终这种销售制度得以确定下来。因此自此，湖广的一例通销就成了惯例，虽然在明朝后期因为经济不景气，一例通销逐渐消失，但是在清朝又重新得以建立。
衡永宝三府本来是食用粤盐的，但是无奈后来粤盐价格高昂，于是衡永宝三府更改食用淮盐，但是并没有沿用湖广的一例通销的制度，却严格遵循专商引岸制度，成为淮盐引地。
因此衡永宝三府与湖广其他地区的食盐销售制度上有了重大区别，在实施一例通销的地区，并没有销售区域的划分，各个地区的水贩都可以混合销售；但是在实施专商引岸的地区，水贩们进行食盐分销时，必须回到自己的引地才能销售，不允许跨地域销售。
商人为谋利而哄抬盐价，加之运输成本的变化，粤盐、淮盐价格波动起伏明显。依托优越的水利条件，私盐贩运猖獗，对官盐贩卖造成威胁，地方官员加大对私盐贩卖的打压，但走私盐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本来在清初时，衡永宝三府是粤盐区。但是很快，粤东沿海迁界，粤东的盐产量下降，于是衡永宝三府只能改从粤西盐场购买，但是只能从广西绕道而行，于是运输的成本就大大提高，因此盐价居高不下。
每斤粤盐至少需要纹银七八分，而且粤盐的质量并不好，缺斤少两、掺杂沙子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民众们纷纷抱怨。但是同时淮盐的价格比较低廉，质量也属于上乘，最终衡永宝三府在康熙六年改用了淮盐。
但是在康熙中期，情况发生了改变，因为此时台湾的麻烦和三藩动乱也已经平定，因此海禁取消，原本的粤东沿海界线又恢复原状，这就意味着粤盐从粤东运输到衡永宝三府的路线恢复了，因此粤盐的价格又变得低廉。
虽然湖南北四府和衡永宝三府都是淮盐区，但是因为两地的食盐经销制度不同，因此两个区域的食盐并不能混合销售。
淮盐是从首府长沙运出，沿着湘江和资江两条江河，途中必然会经过湖南北四府，因此湖南北四府的淮盐的运输成本要低于衡永宝三府。
同时因为湖南北四府的食盐经销是走一例通销的模式，因此盐商和水贩们销售的区域并不一定，因此他们之间是竞争关系，之后相互抢夺市场，彼此之间会有制约，因此市场盐价比较稳定且低廉。
而衡永宝三府是专商引岸，相当于衡永宝三府的盐商垄断了这三府的市场，商人们想要获得更高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会哄抬盐价，衡永宝三府的淮盐价格就相对比较高。
综上所述，因为种种原因衡永宝三府的盐价要比粤盐和湖南北四府高上不少，衡永宝三府光光在食盐这一项上的支出就很高，人们自然就不满，想要购买更加便宜的食盐。也是因为有庞大的市场，自然有商人看到其中有利可图，于是贩卖私盐的勾当就兴盛起来了，缉私行动也无法有很好的效果。
在康熙四十四年就开始有商人向朝廷上书当时猖獗的私盐贩卖，这一情形在《赵恭毅公剩稿:卷五》中有所记载：
“四府之盐，滥运永丰、蓝田镇，勾通大囤，奸枭兴贩不绝，同系淮盐，莫辨官私。淮私之害，较粤私尤甚。”
因为水利条件的优越，因此私盐贩子倒卖私盐更加便宜，因此湖南北四府侵越衡永宝三府情况严重。同时因为获取盐货方式的不同，粤盐多是用晒盐法，颜色发白，而淮盐多是用煮盐法，颜色发黑，因此在缉私活动中，粤盐易于抓获，但是走私的淮盐却是难以辨认。因此相比粤盐，走私淮盐的危害更加大。
私盐严重破坏了衡永宝三府的垄断市场，官盐的销售任务难以完成，价格受到了限制，并且盐商们的利润难以保证。
同样因为衡永宝三府的淮盐销售区域固定不变，因此官员也有销售盐引的任务，如此一来私盐的贩卖也影响了官员的考核，甚至在任务没有完成时，还会受到处罚，因此缉私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偏沅巡抚赵申乔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多加巡查，加大缉私力度，又或者在水路的关卡上设立严格的盘查，但是无奈缉私成本不断增加，走私淮盐仍然屡禁不止。
面对官盐价格居高不下的现状，官民商三方多次请愿让衡永宝三府实行一例通销，主张盐业市场的良性竞争，促进“一例通销”的发展
两种私盐的销售在衡永宝三府的销售都十分的猖狂，但是相对而言粤盐的问题更好解决，而淮盐走私是最大的问题，因此官民商三方都想到了用一例通销的方法来解决淮盐走私的问题。
首先官盐价格居高不下，这自然不是老百姓愿意看到的情形。早在康熙四十三年就有三府的百姓向官府请愿，希望可以在汉口设立总口岸，让衡永宝三府也可以沿用一例通销。
官员也希望能够实行一例通销，因为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免除督销盐引的职责，也不会因为衡永宝三府惨淡的淮盐销售而影响官运，甚至受到极大的惩罚。同时本身淮盐缉私也是一大难题。
衡永宝三府的盐商们也都希望可以实行一例通销，因为在目前三府的市场全面地被私盐占领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已经一再被压缩，他们渐渐也愿意被圈在一块狭小的区域。
两淮方面也希望衡永宝三府能够实行一例通销。因为无论是衡永宝三府还是湖南北四府都是购买淮盐，两淮肯定是希望扩大市场，增加淮盐的批发量。只有良性竞争才能扩大市场，促进消费。
虽然衡永宝三府请愿实行一例通销中遇到多方波折，例如在上报户部之后，当时的户部并没有赞同这条提议，驳回了请愿，在《重修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三》中有记载其拒绝的原因：“不分疆界，商人射利，任意运往，恐致正盐壅积一处。在”历经磨难之后，最终还是成功实行了一例通销。
参考历史文献：
《重修两淮盐法志》
《赵恭毅公剩稿》
《汉阳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