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05至1433年间，郑和七次率舰队出洋，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而一直到500年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的舰队才差堪比拟。郑和的舰队拥有300艘船只，2.8万名兵士，最大的一艘军舰长达400米。而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时，只有3艘船只和90名船员，最大的船也只不过85米长。除此之外，郑和舰队的航海设备又很先进，如船舵和防浪船舷等都是当时的前沿设计，而这些先进航海设备要350年后才传入西方。这表示东方在古代一度远远超越西方。”
“事实上，除了罗马帝国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富裕和文明的泱泱大国，有人口密集的国际大都市，几千年来欧洲任何地方都难匹敌。比方说，十二世纪的杭州就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而根据历史资料，早在公元七世纪广州就有二十万外国居民：阿拉伯人波斯人马来人印度人非洲人和土耳其人。相较之下，十三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应数巴黎，人口也只不过10万多一点。郑和的舰队比哥伦布还早半个世纪抵达东非，并从阿拉伯商人处听闻欧洲。其实中国的船舰可轻易驶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直接与欧洲通商。”
是啊，明朝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世界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有资料显示，在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的一半。即使到了1820年的清朝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全球经济的29%，印度则占16%。
可见，明朝无疑是最具称霸世界的政治势力和良好环境。一是国家强大，经济富有；二是人口众多，人才济济；三是科技领先，技术发达。按说，此时此刻，正是大力展现势力、扩大影响、乘势而上、夺取巅峰的有利机遇，为何会反而滑向平庸直至落后呢？很值得深思反思。
其一，政府缺乏野心。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度统帅全局，凡事讲求社会等级分明。许多时候，统治者重文轻武、重政轻商。在明朝时期，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商人位居末席。加上多年来，孔孟之道深入人心。譬如，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唯小人重利”等观念潜移默化起作用。相对地，欧洲则是贪魇不足。十五世纪葡萄牙为首，引进发现新机会时代，渴望将本求利，船队乘风破浪到非洲东岸，绕过好望角到亚洲，主因他们想搜购珍贵商品香料。麦哲伦的水手们曾以成本1万倍的价钱，出售了26吨的整船丁香。
其二，自满文化使然。
在明朝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凡事反求诸己死守旧的理念与方式、尊重权威怀疑新观念。中国人常常称自己的国家是“中央之国”，就是以为外国蛮人都不足取。只要是皇帝老儿在京城一声号令，举国上下包括各附属国都能俯首称臣，都能朝拜进贡，就不禁洋洋得意起来，哪里还要什么进取心？即便是今天，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仍大有人在，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三，屯边政策误导。
一般说，中外学者大都根据世界民族分为“海洋型”和“大陆型”，而将中国列为“大陆型”民族。中国历朝的统治者从来都认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是大陆，因而不曾间断过囤边；同时，中国历朝统治者又认为对这个国家的威胁也来自大陆，因而修起了绵延起伏的城墙。
换句话说，古代中国人在大脑深处，从来就没有“海疆”意识。性能优良的大船几乎没有出过“稗海”——战国时的阴阳家将内海称为“稗海”，而将广阔的大洋称为“大瀛海”。郑和下西洋当属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驶向世界的远航。只是这种远航，既没有地理发现的愿望，也没有海外征服的任务，更没有为中国商品打开市场的打算。庞大的船队虽然满载着“中华物产”，但无不是中国皇帝对沿途各国的赐品，其远航的最大目的是展示中国皇帝的威仪，以使四方“蛮夷”领略、臣服中国皇帝的强大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这样一种只有边防、没有海防的理念，也使得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的作用大打折扣。
可以说，郑和七次下西洋，惊涛骇浪，死伤无数，花费巨大，每一次归来最直接的结果是给皇帝带来满船“无名宝物”——从大象到观音竹。这些“异邦贡物”的最直接的作用，仅是让皇帝观赏之后更加认定自己的国度是“天下”的中心。由此，明臣自然会对郑和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其四，官场内斗严重。
明朝时期无疑是官场内斗极为激烈的年代。不仅皇帝要为捍卫皇权地位而斗，文官与武官为了权力斗，就连儒家传统官吏与宦官奸臣为了利益也斗。许多时候，好事坏事在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不同人看法与评价是不同的，导致思想混乱、道德失衡。一方面，郑和七下西洋举世瞩目，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却国内知者甚少，支持呼声难见。
有外国学者认为，正当郑和的浩浩荡荡驶过印度洋，明朝正出现了一场儒家官吏与宦官之间的殊死斗争。看来这场斗争是官吏占了上风，从而把中国引向灾难性的道路。明成祖永乐帝于1424年驾崩，朝廷政争连年，结果是官吏在政争中取得胜利。朝廷停止建造船舰，并限制私人造船业。为了防止回到旧政策，他们尽量销毁郑和的航海纪录，并在新帝的支持下，逐步解散海军。在1500年时，朝廷禁止民间建船，凡建造双桅船只者一律被处死，而到1525年，更明令拆毁所有远洋船只，历史上最庞大的舰队在一场不明就的政争中断送了。这次重大的历史走向，把中国引向贫穷失败和衰弱的道路。
笔者对此不敢完全苟同。因为中国从此与呼风唤雨的世界影响力擦肩而过，可能不只是单一的宫廷权力斗争所致。不过，郑和确实制造了历史，却没有改变历史，因为他的远征所造成的影响，完全取决于明朝是否有推行海洋发展的意愿，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们今天看到，当1487年葡萄牙水手迪亚士航行至非洲最南端，并将其命名为好望角的时候；当1492年西班牙水手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发现美洲的时候；当1498年葡萄牙水手达伽马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的航线的时候，明成祖朱棣之后的中国皇帝却宣布：下西洋为一大“弊政”。为了消除其影响，开始实施“海禁”。朝廷强迫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之后更是“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往来于海上的一切贸易均被停止，以致“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岑索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海禁”。此后，明、清两朝中国不曾有过任何出海之举。这最终使早已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技术的中国失去了跻身于15～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不禁很是惋惜。
过去，我们在历史书中看到，以美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使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海上大门时，那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嘴脸，不知是否会为明朝失去了一个绝佳的崛起良机而感叹不已。因为这个朝代，中国古代失去了最后一次称霸世界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