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 孔子说：“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访，不也是很快乐的吗？古人学习如有所心得，未曾不寻求相同志气的人，何况在社会物欲横流，风雨如晦的时候啊。在这时候，那些随世道变化而（向新朝）成就功名的人本来不值得称道，然而怎会没有一两位略微知道洁身自爱的士人，但是（他们）又在中途改变了德行，在晚年丧失了气节.因此士人找到朋友就更难了.有时一处得不到合适的人，那就在几千里之外寻求；在今人中不能得到，就感慨想象依托于千年以上的人.如果有言行完全适合自己心意的人，就追随仰慕他，考虑替他树碑立传.唉。其用心也是良苦的啊。吴江朱先生明德，跟我同乡，相距不过百余里，但没有见过一面.如今朱先生年龄六十二岁了，而我又大他五岁，一个人在寒江荒草之滨，一个人在绝障重关之外，都忧虑没有朋友.朱先生于是采辑旧闻，得到程克勤的《宋遗民录》并充实了它，以至到四百多人.拿书来向我索序，大概就是所谓一处得不到合适的人，那就从几千里之外寻求吧.他对宋时遗民，（如果）有言行或姓氏留在一二本名人文集的人，全部列举并写在书中，大概就是所谓在今人中不能得到，就去感慨想象于千年以上的人吧.我既缺少学识，又年老体迈，不能替他订正.虽然如此，但是私下存有疑问.现在少数在一二本名人文集中留下姓名。
英语翻译 借 书“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后讹为“痴”，殊失忠厚气象.书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秘之，自示不广，人亦岂肯以未见者相假.杜暹家书，末自题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鬻为不孝，可也；借为不孝，过也.然余手抄书，前后遗失亦多，未免往来于怀.因读唐子西《失茶具说》，释然不复芥蒂.其说曰：“吾家失茶具，戒妇勿求.妇曰：‘何也？吾应之曰：‘彼窃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则思得之，惧吾靳之不予也而窃之，则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则宝之，惧其泄而秘之，惧其坏而安置之，则是物也，得其所托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托，复何言哉。妇曰：‘嘻，是恶得不贫。余亦云.【注释】①瓻(chī)：盛酒的器具.古人向人借书，以瓻盛酒为酬.②暹：xiān.③靳：jìn.吝惜.【译文】“借书时要送上一瓻酒，还书时还要送上一瓻酒”，这个“瓻”后来讹传为“痴”，很是失去了忠厚的意味.书不是从天而降、从地下生出的，一定是通过他人得来的，得来了书，秘藏起来，只是自己看，不给他人看，人们也不肯把自己没见过的书借给别人.杜暹的家书末尾，他写道：“我用清廉的俸禄买来了书，亲手校对，子孙读了这些书知道了圣贤之道，把书卖给他人以及借给他人都是不孝的行为.”把书卖掉称之为不孝。
英语翻译 新法在民间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正当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卫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将依新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卫鞅说：“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于是卫鞅被任命为大良造.率领着军队围攻魏国安邑，使他们屈服投降.过了三年，秦国在咸阳建筑宫廷城阙，把国都从雍地迁到咸阳.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设置了县令、县丞，总共合并划分为三十一个县.废除井田重新划分田塍的界线，鼓励开垦荒地，而使赋税平衡.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施行了四年，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劓刑.过了五年，秦国富强，周天子把祭肉赐给秦孝公，各国诸侯都来祝贺.第二年，齐国军队在马陵打败魏军，俘虏了魏国的。
英语翻译 只找到了这个 史部总序 的就史书应该遵守的规律而言，描述事件应该尽可能简略，而考据求证则应该尽可能详尽，没有比《春秋》描述更简略，没有比《左传》考据更详实的了.鲁国史书中记载了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孔子通过这些描述判断其中的是非，然后才能用一两个字暗寓褒贬.这就是写史书需要考证的.左丘明撰写《左传》，后人阅读事情的始末，判定是非，然后才能理解字里行间暗寓的褒贬，这就是读史书需要考证的.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记录，即使是孔圣人也写不出春秋；如果不知道这些事迹，即使是孔圣人来读春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其中的人物有所褒贬.儒者喜欢大言，动不动就舍弃史传来求读经典，这样必然是不通的.有些人能读通，也必然是私下里阅读史传，然后假称没有借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世称为绝作，却不知道它的前身先是《长编》，然后是《考异》.高似孙《纬略》，记载在他的《与宋敏求书》中，说到洛八年，才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关于唐朝的文字尤其多，按照年月依次编辑为草稿，把四丈作为一卷的话，总数不下六七百卷.也有人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个出处才编纂成，用了二百二十个人所著的各种杂史和参考书.李焘《巽岩集》中也说张新甫曾经看到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