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在政治局势上是个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时代。这种背景，对以贰臣身份而编纂三国史的陈寿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
因为，他除了要注意三国史之间的平衡外，还要周旋于当朝权谋之间，更要使他的作品能成不朽之作。
依照《华阳国志·陈寿传》的记载，陈寿年轻的时候受业于谯周，研究《尚书》、《三传》，精通《史记》、《汉书》，后来在蜀汉担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务。
蜀汉降魏归晋之后，陈寿到了晋朝当官；孙吴灭亡之后，陈寿遂整合三国史，完成《三国志》。
陈寿最早想写的，并不是《三国志》
对照《华阳国志·陈寿传》与《晋书·陈寿传》的记载，在完成《三国志》之前，陈寿还编纂了《益部耆旧传》与《蜀相诸葛亮集》。
其中，《蜀相诸葛亮集》的目录编入了《三国志·诸葛亮传》，由此可见陈寿最早想写的历史，应该是蜀汉史。那为什么后来他改了主意，变成写《三国志》了？
陈寿并没有像司马迁那样，留下《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少卿书》，以供后世读者得知他的著述理想，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但通过史料的整合，咱们可以得到两种可能性。
司马迁画像
其一，陈寿跟司马迁一样，想要借著述来“偿前辱之责”。
陈寿的前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蜀汉时期，陈寿因为得罪黄皓而被谴黜，服父丧时又遭贬议，如《晋书·陈寿传》所记：
“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
在晋朝仕宦时，陈寿“以母忧去职”，而母亲留下遗言，想要葬在洛阳，陈寿遵从了母亲的要求。结果，这件事又被人非议为“不以母归葬”，他因此遭到贬议。
很明显，陈寿在前后两朝所遭贬议，皆是奸人恶意中伤。他饱尝人情冷暖后，难免有郁勃情怀；时乖命蹇的遭遇，也多少激发了他的理想——欲借著述，寄托个人情志。
诚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陈寿和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古之贤者一样，皆欲通过著述，来宣泄郁结情怀，故而“述往事，思来者！”
孔子剧照
其二，在魏晋时期，很多人都在修私史，一本独立的蜀汉史可能无法成为主流的史学论述。
陈寿如果仅仅诠释蜀汉的历史事件，很可能被其他史家扭曲。这种情况可由一个例子得知：
在《三国志·后主传》的裴注中，提到《魏略》描述刘禅曾经被卖到汉中的故事。裴松之在比对刘禅年纪与相关事件后，得出一个结论：
“此则《魏略》之妄说。”
也就是说，同时代的史书作者，可能因为资料的缺乏，或是其他原因（例如政治），在有意或无意中误植了蜀汉的历史。
因此，在诡谲多变的魏晋天下，如果陈寿只写一本蜀汉史，兴许充其量仅会被当作“参考资料”。那么，类似“刘禅的讹传之事”，很有可能流传至后世，演变为积非成是。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陈寿认为自己必须同时掌握魏史与吴史的编撰，汇整而成《三国志》，并让《三国志》成为史家之言。
当然，如果这本书能被当时的执政者接纳，那就更好了！因为，只有这样，陈寿才有机会让他想撰述的内容垂于后世。
《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有多难？
当时，另有一本由王沉、荀顗、阮籍共撰的《魏书》。然而，依据《晋书》的记载，这本《魏书》：
“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其实，在晋篡魏的史事上，王沉可谓是“助纣为虐”的罪魁祸首。
当年，魏高贵乡公把攻打司马昭的计划告诉王沉，王沉却走漏风声，让司马氏先发制人；后来，高贵乡公被杀，王沉竟然被封为安平侯！
可见，王沉因司马氏而鸡犬升天。正因如此，他的《魏书》有所隐晦，是可以预料的。
事实上，在西晋初年，参与篡位的共犯大多仍位居要津，而陈寿在当时虽无法做谔谔诤臣，但也不屑为默默谀臣！
陈寿仍以“实录”精神完成了《三国志》。可以想见，当年他在书写时必须临深履薄，除了要让自己欲呈现的历史不违史实原貌，还要能令当朝君臣接纳，不然轻则被贬，重则书毁人亡。
房玄龄剧照
而陈寿恪守良史职责的精神，确实博得了美誉，诚如房玄龄所言：
“丘明即没，班马叠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
由房玄龄称扬陈寿“分明竞爽”、“继明先典”，可见与陈寿同时代修史书的人，缺乏史臣该有的撰史态度，而不足以“作程遐世”。
陈寿在实质上担任史臣(著作郎)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四年时间，但他能追踵司马迁、班固等史家的精神，完成鸿篇巨著，实属不易！实乃典范！
当局会接纳《三国志》吗？
如何让当朝的人接受《三国志》中的鸿笔与直词？以事后论，陈寿是成功的。
陈寿去世的那一年，是公元297年。当时，西晋正值“八王之乱”，社会正处在皇帝软弱、宫廷内乱、诸王厮杀的局面中。
而在陈寿去世之前，东吴就灭亡了。东吴倾覆后，天下归于一统，但是西晋是否为天命所归？西汉以来所建立的儒家礼法，是否仍屹立？社会上应该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毕竟，号称“汉代继承者”的蜀汉，在司马炎篡魏的前两年才被曹魏所灭，而且退位的魏元帝曹奂那时也还存活。
总而言之，在混乱纷呈的时局，西晋的新帝国意识和形态，犹待建立。
司马炎剧照
因此，《三国志》要写得让司马家觉得有益风化，且让被篡位的曹家觉得合于情理，其书写、表现方式，就必须要讲究！
在陈寿去世后，当局派人去他家抄写了《三国志》。《晋书·陈寿传》里面记载：
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范頵等上表曰：“……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这段记叙中有两个重点。
其一，《三国志》其实是私修的史书，在陈寿去世后才被官方采录。
其二，《三国志》里面文采虽然比不上司马相如，但是内容却让当局觉得有益风化。
对照《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的遗书，其实是鼓励汉武帝去封禅，因为封禅是帝王承受天命的象征，对于建立君权的神圣性与政权的正当性，有直接的帮助。
司马相如剧照
范頵等人用司马相如的遗书对比《三国志》，可见在他们心中，《三国志》对于当局政权的稳定，应当有一定的助益。因此，他们建议当局采录。
而范頵等人给《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这样的推荐语，在整个二十四史中，也是不多见的——“有益风化”这个词只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出现在《晋书·陈寿传》，第二次出现在《隋书·帝纪·炀帝下》，第三次出现在《北史·隋本纪》。
而且，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记载都是同一份资料，是隋炀帝的一份征才诏书。其大意是说，如果让有德行的人当官，就可以让百姓仿效，还可以刺激贪腐、改善社会风气。
然而，范頵等人的推荐语，其中的“有益风化”如果不是客套话，那就是他们盼望通过《三国志》来美化当时的社会风气。
玲珑说
史书撰写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站在史家立场，客观地发出正直之鸣。若如此，各种挑战必会接踵而来。
虽然“隐微”的笔法，为陈寿提供了“避免迫害”前提条件，但他客观陈述史情，难免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因为《三国志·魏志》写得不合荀勖的想法，所以被贬，最后死在洛阳。
不难想象，陈寿在编纂《三国志》时，笔尖一定蘸满“战战兢兢的态度”和“步步为营的心思”！而这些，都值得后人抽丝剥茧，细究当中真相，并揣度那个年代所有可能的历史样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