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在与八旗部队的作战中暴露出自身在机动性能上的缺陷以及野战技术的落后，原有的火器战车已不能给明军装备的西洋大炮提供足够的机动能力，其较为显著的外形以及以木板和皮革所做的防护，反而使之成为对方重点攻击的目标。
有识之士试图学习后金的野战技术，并结合自身的火器优势，建立一支适应野战需求的近代化部队。明内阁大学士徐光启主张建立一支以火器装备为主的具备近代军事编制特色的部队，研制专门运载重型火炮的炮车，通过炮车与其他火器战车的分离以及多兵种的协同作战，克服明军机动能力差的病疾，使明军摆脱不利野战的困境。
他在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臣今所拟：第一营用双轮车百二十辆，炮车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锐一百门，鸟锐一千二百门，战士二千人，队兵二千人，甲胃及执把器械，凡军中所需，一一具备。然后定其部伍，习其形名，闲之节制。行列为阵，止则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武器更迭击之；敌用火器，则为法以围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
并进一步提出“实选实练，精卒利兵，车营火营为本”，通过用西洋武器装备军队，实行精兵减员、大投入、严训练和高报酬等改革措施，建立一种具有较高军事科技素质的军队，来抗衡后金纵横辽左的八旗铁骑。这一主张在徐光启的门生登莱巡抚孙元化的部队中得以实施。当时登莱部队汇集了精通炮术的监军王征、副总兵张熹等人，又聘有葡萄牙人公沙的西劳等十余名西方军事技术人员，在以精习西洋火器著称的巡抚孙元化的主持下，发展成为当时全国装备最精良的火器部队，不仅装备西洋火炮300余位，还有数千名掌握西式火器操控技术的枪炮手。
在崇祯三年五月的滦州之役中，孙元化部将黄龙率领明军火器部队凭借极强的机动能力在短时间内向后金驻防地域集结，对驻守在滦州的后金部队发起战略反攻，在以红夷炮连攻三日之后，终于轰破垛口攻入城内，取得了对后金攻势的局部胜利。从这一战例中可以看出，徐光启、孙元化等人对明军机动能力的改造是明军取得这场胜利的关键。在吴桥兵变过程中，原属孙元化部的孔有德叛军在与明军的攻防战中也显示出惊人的机动能力。
崇祯五年二月，叛军炮兵部队携八门红夷炮于数日内由登州机动至莱州(两者直线距离达100余公里)，出其不意地攻取莱州城。孔有德为对付明军的围剿，曾多次将红夷炮调动移防，有效地遏制了明军的进攻。吴桥兵变使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进行的明军军事技术改革未能顺利推行，明军机动能力提升的进程被迫中断。作为改革主将的孙元化被明廷施以大辟之刑，徐光启也对明军的军事技术改革丧失信心，徐、孙等人编练新军振兴明军的努力付诸东流。在随后进行的明清松锦之战中(1641年)，沿用戚继光时代火器战车战法的明洪承畴部，在清军炮步骑兵联合作战体系的攻击下，最终遭到全军覆灭的命运。
参考资料
【1】明季北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