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令天下立预备仓，汆谷收贮以备赈济”，很显然，这是一个能在洪武初年那百废待兴状态下造福百姓的“良政”，但是在实际的推行中，预备仓却由于管理体系的不完善而呈现出一种“十处九空”的粮食不足之景。俨然成了徒增岁耗的“弊政”。因此，明英宗朱祁镇权衡利弊之下，先是改革了预备仓管理制度上的疏漏，继而又扩大了粮食来源，欲借以改善粮食不足问题，使其能够真正发挥出救济灾民，造福百姓的作用。——《大明会典·卷二十二》
明朝“预备仓”示意插图
所谓“预备仓”，顾名思义，“预有备也”，即是为灾荒之年救济百姓而提前准备的“粮食储备”，由于元末明初之际，正是政权更替之际，虽然战火的肆虐已经初步结束，但是民间的社会、以及经济秩序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田地荒芜，百废待兴。
“预备仓”制度也正是基于这个大时代背景才出现，正如河南光州固始县丞“黄世禄”所言，“民因年饥艰食，本县仓预备粮二万五千六百余石，请以贷民”。——《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
也就是说，“预备仓”制度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赈济”制度，而是通过“赈贷”来实现对百姓的救济，即先给百姓放粮，然后等灾荒之年一过，百姓再还给朝廷即可，而且不收利息，“一口借米一斗；二口至五口，二斗；......候秋成抵斗还官”。——《借米则例》
俨然是借多少还多少，这也就意味着明朝只是把这“预备仓”单纯的视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旨在救济灾民，稳定民心，并非为了“盈利”、亦或者“扩充国用”而生。
但是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预备仓”却呈现出了一种“官仓储谷，十处九空，甚者谷即全无，仓亦不存”的不良状态，并没有发挥出本该起到的救济保障作用不说，明朝廷每年还必须为购买粮食、修葺仓储、以及相关管理人员支付大量的财物消耗，俨然成了徒增岁耗的“弊政”。——《明经世文编·卷二七》
明仁宗朱高炽示意画像插图
还粮不及时导致“预备仓”循环体系破裂
可是按常理来讲，预备仓本身所具备的“赈贷”特性，就意味着它应该是足以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循环体系”的，即便是因为一些储存因素导致粮食发霉、腐烂，继而造成损失，那也不应该会造成“十处九空”这般严重的不良状态呀。
那么也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即粮食借出去了，但“百姓”却没还上，再加上“粮食”又是这循环体系的核心要素，粮食不足，预备仓中的“粮食”自然也就无法及时的更新，从而导致循环体系遭到了破坏。
正如史书所记载的，“永乐十七年、十八年人民艰食，于预备仓借粮二万一千三百石赈之，洪熙元年秋成止偿四千余石”。——《明宣宗实录·卷二四》
赫然是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八年（1420年）借出去了两万余石，但是时隔六、七年，到了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朱高炽执政之际，才仅仅只收回了四千余石。
而明朝“预备仓”中的粮食，从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开始，一直到正统年间，主要是依靠“朝廷出楮币，诏行省各选耆民运钞汆粮”而来，意思就是在正统之前，这预备仓中的粮食都是由朝廷来出“钱”购买补充的。——《续文献通考·卷二七》
“大明宝钞”示意插图
当然，这个“钱”并不是当时的“黄金、银两、铜钱”等货币，而是由明朝官方发行的“纸币”，也就是“大明宝钞”，亦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
如此一来，这循环体系破裂，也就意味着成了明朝廷单方面的“赈济”，明显就脱离了其“赈贷”的初衷。虽说同样都是对灾民的救济，但明朝廷的本意也就只是为百姓搭建一个能暂缓燃眉之急的平台，最终还是要靠百姓来自食其力的。
否则百姓一没有粮食，就去找朝廷借粮，完事又不用还，那谁还去种地啊？朝廷的赋税又从哪里来？即便是朝廷可以印钞当“钱”，但民间却没有粮食，那所印的“大明宝钞”就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无限制的印制“大明宝钞”势必还会对“经济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明朝廷后来之所以要废止“大明宝钞”，其原因就正是因为大批量印刷大明宝钞导致了通货膨胀，使得百姓怨声载道的缘故。因此，如若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找到问题的根源，看看到底是百姓耍无赖，亦或者是还存在别的原因。
明朝百姓生活图景示意画像插图
预备仓粮食不足的原因
而据史书记载，“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意思就是说，在洪武、永乐、洪熙、宣德之际，绝大多数百姓的日子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并非是多么穷困潦倒。——《明史·食货一》
换句话来讲，除了偶尔的灾荒年头以外，百姓其实并不符合“赈贷”的基本条件，而且这四朝的战争格局也主要是在边境地区预防“蒙元残余势力”、“瓦剌”、以及倭寇的侵袭，疆域内部除了建文元年（1399年）开始爆发的“靖难之役”以外，并无太大动乱。
更何况靖难之役也只是持续了四年便宣告结束，这也就意味着明朝的内部局势在这四朝期间都是相对安稳的，并不存在战火连绵不断的现象。
那么一不存在利息过高无力偿还的问题，二不存在年年灾荒的困境，即便受灾，百姓顶多也就只需要度过灾年，便完全可以实现自力更生，还上那没有“利息”的“欠粮”，又何必去因为“几斗”的粮食承担被问罪的“风险”呢？搬家逃亡更是得不偿失。
《御制大诰》示意插图
毕竟就洪武年间制定颁发的《御制大诰》以及《大明律》等刑法条例来看，其“所列凌迟、枭首、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对于违法之事的处罚可是相当“重”的。——《明通鉴》
而“预备仓”制度自身又是“白纸黑字”的摆在明面上，若有问题相信统治者也很快就能发现，那么也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就是“预备仓”的管理体系出了问题，即官员徇私舞弊，与地主豪强勾结并侵吞了这些粮食。
事实证明，当真如此。
就好比宣德三年（1428年），行在户科给事中“宋征”上奏，“数年来有司官吏与守仓之民或假为己有，或私借与人，俱不还官，仓廒颓废”。——《明宣宗实录·卷四一》
明朝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再比如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又有官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比典守者以粟给民，不以时征还官，或侵盗为己用，甚至仓廒多为风雨摧败。”——《明宣宗实录·卷五七》
这就足以表明“预备仓”的管理体系确实是出现了问题，即对官员的管理过于疏松，监察不力，从而让官员有了可趁之机。且这个问题正是导致“预备仓”粮食“十处九空”，甚至“仓亦不在”的真正元凶。
官员通过管理体系的疏漏玩忽职守，甚至是与地主豪强相互勾结，通过虚报、造假等形式从中谋取利益，从而使得“预备仓”从一个造福百姓的“良政”变成了官员、豪强等谋取私利的“弊政”。
使其无法发挥出“救济灾民”、“造福百姓”的作用不说。更是极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灾民”因得不到“救济”而流离失所，甚至还会对明朝廷产生不满情绪，揭竿而起，发动起义，赫然已经对明朝政权的稳固构成了严重威胁。
明英宗朱祁镇示意画像插图
明英宗朱祁镇改革预备仓管理体系
因此，既然已经发现“粮食不足”问题的根源以及其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那么自然就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整改，可是在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却只是采取了“遣官巡视郡县预备仓”的方式。——《国榷·卷二十》
顾名思义，就是想通过加强“监察”的形式来遏制官吏的不法行为，但很明显此举的作用极为有限，往往监察官员前脚刚走，后边地方官吏就继续他的不法行为，俨然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却无法长远。
故而，在到了正统年间以后，明英宗朱祁镇于正统五年（1441年）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遣官修备荒之政”，打算从根本上开始，改善这官吏贪污腐败的不法行径。——《明英宗实录·卷六九》
首当其冲，就是派遣巡察官员对这些流落在外的“粮食”进行追偿，且务求“根究的实，着落前后经手人户供报追偿”，既然地方官说百姓无力偿还粮食，那就一查到底，总能找到源头，如果真是无力偿还的“灾民”还好说，可以酌情加以“宽限”，甚至是不用偿还。——《明英宗实录·卷六九》
明朝罪犯被问罪示意漫画插图
但若是发现有“搪塞遮掩”，有粮不还，亦或者是徇私舞弊的现象，不但得如数偿还，还必须“照例纳米赎罪”，否则就会被“械赴京师，发戍辽东边卫”。——《明英宗实录·卷六九》
此举虽然同样是派官员巡察，但效果却明显要比明宣宗朱瞻基执政时期要好的多，毕竟其已经精确到了“粮食”的最终去向，而不是只对官员自身进行考核，如此一来，地方官员弄虚作假的难度自然也就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除此以外，明英宗朱祁镇还对吏部下了一道诏书，要求吏部凡“府州县官考满赴吏部者，并须开报预备官仓所储实数及修筑过陂塘堤岸等项”。意思就是把预备仓的粮食储备数量，以及官吏在地方上的防灾政绩，都一并加入到了明朝官员考核体系中的“考满法”当中。——《明英宗实录·卷六九》
如若不符合要求，那么官员在九年“考满”之后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升迁调任”，甚至还得被调查问罪，就像明英宗所说的，“仓廪谷粟充实，陂塘堤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虚废坏等项，其正佐之官必不得人”。——《明英宗实录·卷六九》
如此一来，在朝廷的强势干预之下，以往赈贷事务全权由地方官吏负责的状况自然也就有所改观，再加上巡察官员在地方明察暗访，以及吏部在京严加考核，双管齐下，相辅相成，极为有效的弥补了“预备仓”管理体系中比较弱的“监察”一项，地方官吏当然也就不敢再徇私枉法、作奸犯科了。
明朝富贵人家示意画像插图
明英宗朱祁镇扩大粮食来源
与此同时，明英宗还曾下诏要求“凡丁多田广及富贵良善之家，情愿出谷粟于官以备赈贷者，悉与收受”，然后会相应的给其名义上的官职品级。——《明英宗实录·卷六九》
这还不算完，于正统五年（1441年）同年十一月，明英宗又下达了“命法司问罪囚俱纳米赎罪”，以及“民间所负官马当征者，暂令视马直入粟，以备赈济”的诏书。——《明英宗实录·卷六九》
显然是改变了以往单凭明朝廷出“钱”购买粮食补充预备仓的局面，对“预备仓”的粮食来源途径进行了扩充，给其又加上了一条“捐纳”之项。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既然已经对“预备仓”的管理体系进行了整顿和改革，那么循环体系不就相当于恢复了吗，又何必再多此一举，再增加“捐纳”选项呢？难道明朝廷还想借此实现“创收”的目的？
其实不是。
灾民示意画像插图
因为从明英宗执政时期的第一年开始，也就是宣德十年（1435年），先是四月份，“畿南、山东、河南、淮安蝗”；继而到了五月，“浙江、苏、松荒田税粮减除二百七十七万余石”，同样因天灾导致粮食减产；紧随其后的七月，山西又遭灾，明英宗又下令“免山西夏税之半”。——《明史·英宗前纪》
而且据《明史·英宗前纪》上的记载，截至正统六年（1442年），明朝几乎每年都会有一部分地区遭遇旱灾、水灾、或者是地震、蝗灾什么的。
如此高频的自然灾害，势必就会导致“灾民”数量的急速暴增，而明朝预备仓粮食不足的现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且短缺数量极为庞大，光凭明朝自身出钱购买粮食显然不大够。
更何况明英宗还曾下诏“减光禄寺膳夫四千七百余人”，这也就意味着明朝的“财政体系”自身已经是略微有点捉襟见肘，又哪里还拿的出太多的“钱”去购买粮食补充“预备仓”。——《明史·英宗前纪》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明英宗已经意识到了“大明宝钞”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只不过当时的明朝并未形成完备的货币回收体系，所以明英宗还并未确定“通货膨胀”的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个环节，所以只能尽可能的减少其印刷量。
故而，也就只能想办法扩大“预备仓”的粮食来源途径，使得明朝可以在实现救济百姓的目的同时，还能尽可能的减少“财政支出”。毕竟不管怎么说，“预备仓”终究还属于“赈贷”，固然不一定能完全收回，但相较于单纯的“赈济”，显然“赈贷”要好太多不是吗？
明朝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明英宗朱祁镇对明朝“预备仓”管理体系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并取得一定成效，其原因就正是因为明英宗能够真正的抓住问题的根源，继而从根本上去着手解决“预备仓”粮食不足的问题。
一边严格整顿吏治，打击了明朝预备仓管理体系中积弊已久的官员贪腐问题。
另外一边又因粮食不足问题积弊已久，空缺太大，亦或者是“通货膨胀”的趋势已经显露，所以也就只能想方设法的将“预备仓”的粮食来源途径进行扩大，为预备仓循环体系的良性循环增加一份额外的保障。
从而让“预备仓”粮食不足的问题在正统年间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了其救济灾民、造福百姓的作用，使得百姓不至于在遇到灾荒之时，因无米下锅而流离失所，甚至是对朝廷产生不满，继而揭竿而起，发动起义。
属实对明英宗维持社会秩序。安抚民心等方面都具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起到巩固政权统一的作用。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