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皇帝死后通常都会有谥号，作为对他一生功过的盖棺定论。同样，对于地位比较高的臣子们，尤其是对国家社稷有过巨大贡献的臣子，在他们死后，皇帝也会给他们一个谥号，作为对他们一生的贡献的肯定。
最初，在这众多的谥号中，“
文
”算是对臣子最高的评价。因为，按照谥号的解读，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忠信接礼曰文。
换句话说，想要获得“
文
”的谥号，不仅需要有经天纬地的才能、还要品德道德一流，并且忠、孝、仁、义、礼、智、信七样全占，才能有机会得到“
文
”的谥号。
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说是臣子，就是皇帝，想弄个文皇帝当当，那都非常困难。对此，从西周到东汉这一千多年里面，总共也就只诞生了周文王和汉文帝这两个“
文皇帝
”。至于获得文谥号的大臣，几乎就没有。
直到从三国开始，随着谥号的泛滥，臣子才开始被授予“
文
”谥号，比如张昭、司马昭、宇文泰等人，都单谥一个“
文
”字。这其间，只有东晋的王导，谥号是“
文献
”。再等到唐朝时，魏征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谥为“
文贞
”的名臣，于是“
文贞
”这个谥号开始流行。
但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才改为文正。这个时候，司马光跳出来说：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换句话说，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致。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皇帝不再轻易给人。
在这种背景下，整个宋朝，就只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九人获得文正的谥号；元朝也只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七人获得文正的谥号。
至于明朝，得到文正谥号的大臣，只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五人。清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也就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
这样算下来，历史上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总共也就29人而已。 在这29个人当中，大家普遍比较熟悉的人，也就只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李东阳、曾国藩6人而已。
所以，接下来我就单对这6个人进行分析，来看谁最不符合“
文正
”的谥号。
首先，范仲淹和司马光这两个人，在文学上都可以堪称伟大二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流传千古的巨作；至于在政治上，范仲淹和司马光，也都是公认非常杰出的政治家。
虽然，司马光政治上偏保守，问题是，人家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于公于私大都没什么可指责的地方，更没有带来所谓的灾难后果；至于私德上，两人几乎都可以用完美二字形容。从这层意义说，范仲淹和司马光用“
文正
”这个谥号，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至于耶律楚材和曾国藩两人，虽然私德有些问题，问题是，人家都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耶律楚材先后辅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余年，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更是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就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而言，也足以担得起“
文正
”二字。
李东阳可能还有部分人不熟悉，他是弘治、正德时期的内阁大臣，时人将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与永乐、洪熙、宣德朝名臣“
三杨
”相比，称“
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
另外，李东阳还在清除大宦官刘瑾一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非常高，是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从这层意义上说，李东阳谥号“
文正
”，也勉强过得去。
最后是方孝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出于神话皇权的需要，方孝孺完全配不上“
文正
”这个谥号。
因为，方孝孺作为建文帝最重要的臣子之一，结果建文帝在他的辅佐之下，一年之内帝国大乱，四年之后帝国都城被人攻破，最后建文帝自己也身死国灭。
关键是，在靖难之役的这四年期间，方孝孺也没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他既没有贡献出什么让人佩服的奇谋妙策，也没有做出什么力挽狂澜的政治革新，甚至连推举杰出人才都没能做到；不仅如此，即便是单论文学上的成就，方孝孺也没留下任何让人称道的文学作品。
从这层意义上说，方孝孺不论是从治国能力，还是文学水平，都与“
文正
”这两个字差得太远。关键是，按照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太宗实录》记载，方孝孺被抓后，直接向朱棣叩头祈哀。但朱棣认为他是怂恿建文帝肆意胡为的罪魁，所以把他同齐泰、黄子澄一块杀了。
如果按照这个记载来看，方孝孺连最后的气节都没有，就更不配“
文正
”二字；虽然后来在满清修订的《明史》中，改成是朱棣叫方孝孺草继位诏书，结果方孝孺拒绝并大骂朱棣，于是被杀害。从这个结果来看，方孝孺虽然保住了气节，问题是，他的行为，与“
文正
”二字的意思差得太远。
而且，类似这样行为的人，在每个王朝末年，实在太多太多。如果仅仅只按照这个标准来判定，实在有些把“
文正
”的标准给降低了。也许很多人会说，人家方孝孺因此被诛了十族，难道还不够格么？问题是，这个事情并不是出自正史，而是民间野史记载。
更关键是，如果你是方孝孺的门生故吏，当方孝孺说出“
诛我十族又何仿
”这句话时，你会为他的行为而感动吗？
我想，你只会在心中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给骂一边。因为，你要为建文帝尽忠，那尽管去尽忠罢了，但凭什么把我们全家人得性命也给捎上，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这就好比，一个在现实中的人，明知道他的反抗行为，会导致自己全家人被杀，甚至所有的亲戚也会因此被杀，结果他不仅不管不顾，还大声告诉要杀他的人说，你有本事就把我的学生也都全部杀了。你们说，这样的人，真值得称赞吗？
退一万步说，你方孝孺想尽忠，大家也能理解，那你完全可以选择在朱棣进城时，自杀一了百了，这样既成全了自己的名声，又保护了自己的家人和学生，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为何偏要用极端的行为，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送去见阎王爷呢？
从这层意义上说，不论是从治国才能，还是从文学成就，甚至是从私德来说，方孝孺都只能用自私二字来形容，根本配不上“
文正
”二字。
问题是，在皇权时代，方孝孺的这种行为，却是皇帝非常喜欢的。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忠臣，总而言之，为了皇帝，不要说自己的性命，就是自己全家、全家族、甚至学生的性命，都可以弃之如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