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之仁，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这个词后来成为一个贬义词，意思是对敌人仁慈的可笑行为。
那么宋襄之仁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公元前638年，弱宋和强楚爆发泓水之战，宋国国君宋襄公心怀“仁义”，不做偷袭之事，
在楚军渡河的时候，大臣建议宋军趁机予以打击，宋襄公不听；
在楚军渡河完毕安营扎寨的时候，大臣又建议趁机出击，宋襄公还是不听；
结果，在人力战力全面落后楚军的情况下，也要硬刚正面，宋襄公狼狈逃回了国，不仅输光了家底，还在第二年伤病而亡，自此落下“宋襄之仁”的笑柄。而宋襄公的仁，的确是他生命之中绕不开的坎。
泓水之战“仁”自正统的贵族情怀。
宋国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按照《分封制》的礼法，国家虽然覆亡，胜利者仍然不能让以前的贵族宗祀灭绝，因此也分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但是武庚不安分发动叛乱，被灭，于是另外又封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国号宋，都城为商丘。
这种杀人留后斩草不除根的做法，被孔子称为“兴灭国，继绝世”。简称“兴灭继绝”。
而宋国有个特殊的地位，被称为“两王三恪”，这是一种古代的政治礼制，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对旧王朝贵族进行分封，以封前二代王族后裔为二王后，封前三代王族后裔则称为三恪。如西周将虞舜后裔封陈国，夏朝后裔封杞国，商代后裔宋国为三恪。显示本朝所承继统绪，标明正统地位。所谓“恪”，即表尊敬之意。
“两王三恪”属宾礼之一，即与周为客，而不是君臣关系。
因此可以说，宋国的领导人，是出身王族的，具有贵族血统的，正因为周朝遵守并执行传统的礼制，估计宋国也是看中这一点，因此一心尊周尊礼，极少过下克上的谋逆窜反之事。
而在春秋前期，战争也是有规则可讲的，偷袭是被人看不起的，宋襄公就是旧礼制的刻板遵循者，以至于在刚正面被打爆了以后，面对大家的怪罪，宋襄公也振振有词，“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节选
“君子不再伤害受伤的人，不俘虏有白头发的人。古代领兵作战，不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敌人。寡人虽然是亡了国的殷商的后裔，也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
宋襄公的仁义之师“仁”自励精图治却不切实际的富强梦
【让国之仁】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左传·僖公八年》节选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2年 ），兹甫（也就是宋襄公）的父亲宋桓公病重。
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兹甫本应是继位之人，
可是兹甫在父亲面前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贤于庶兄目夷，说：“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义，请立目夷为国君吧。”
目夷推辞说，能够把国家让给我，这不是最大的仁吗？我赶不上我的弟弟，而且这样安排也不符合礼制啊！于是离开国家，躲避弟弟的让贤。
宋襄公
【雄心霸业】宋襄公继位之后，励精图治，发展国家，后来参加了齐桓公主导的葵丘会盟，接受了齐桓公照顾太子的嘱托，在齐桓公死后又召集诸侯一起把正统太子护送回齐当上了国君，是为齐孝公。
而在这一次平定齐乱之后，宋襄公出现了迷之自信，想效仿齐桓公会盟诸侯，大概是因为宋国为公国，爵位最尊，同时也想联合出面抗衡蛮夷之国楚国，继而继承霸主地位，伺机恢复殷商旧业吧。
葵丘会盟
当然，比他牛逼的国家不会听，比他弱的国家不想听，于是乎，宋襄公举起了“仁义”大旗，以盟主自居，在公元前639年会盟诸侯，结果被楚国抓了起来，顺势攻打宋国，好在宋国顽强抵抗，鲁国从中调停，宋襄公被释放。
宋襄公身为“霸主”却遭到羁押的奇耻大辱，同时痛恨其他国家表里不一，毫无礼制可言，于是在公元前638年挑了个小国郑国去立威，结果是小弟被揍，大哥来救，楚国又一次出兵了，宋军赶紧撤退，
于是，两军在泓水爆发战斗，宋襄公的仁义之师被楚军虎狼之师撕得粉碎。宋国至此一蹶不振，直到300年后才有点起色，后来因内乱而被灭。
《淮南子，汜犯训》有云：“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意思是古人讨伐敌国时，不杀小孩子，不抓头发花白的老人，这在古时被称为“义举”，放到现在则会被人“耻笑”。用在评价宋襄公这事上，或许正合适。结语：
平心而论，宋襄公是一个有担当、有见识的君主，虽然身处小国，却志向远大，图谋霸业。
你可能会觉得他国家那么小，能在夹缝中生存就不错了，非要不自量力的想要称霸，而实际是，你不努力，迟早会被扩张的其他国家吞并。
同时，宋襄公也是一位旧礼制的绝对遵守者，打仗是胜之要武，而绝不能为了胜利使用卑鄙伎俩。否则即便战胜楚国，也不会为中原诸侯所心服。
要知道，春秋前期的诸侯战斗都是要下战书约定时间地点，然后带军队双方列阵完毕，然后堂堂正正对决，类似于“决斗”这种形式。而绝对不是春秋末期到战国，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
宋襄公，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始终坚守最后的贵族精神，却成为了礼制崩塌的牺牲品，成为了迂腐、墨守成规的典型代表；
泓水之战，也标志着旧军礼、旧制度战争规则已经不适用诸侯争霸的环境，“仁义礼信”的旧教条已经成为过去，“兵者、诡道也”的时代正在来临。
这里也不禁想提一下“仁义”的代表，我们的备爷：当初陶谦三让徐州刘备坚辞不受，新野撤退时十余万老百姓跟随撤退，可见刘备靠“仁义”的确得民心。
但刘备的仁义，实际上并没有给他带来兵员上的增益，甚至他还不仁义的取了刘璋的益州。
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备还不如宋襄公仁义，或许刘备知人善任，肯听从身边人的建议，才给他加了不少分吧？
而宋襄公的坚持，是用错了时间和地点，单纯从信念或者意志的角度来看，是否也是值得肯定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