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明天启七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627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在驾崩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赫然是想让崇祯帝朱由检继续重用魏忠贤。可是按照史书资料来看，魏忠贤在明熹宗执政时擅权专制不说，更是大兴东林党狱，迫害了不少的东林党官员。——《明史·熹宗》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熹宗明知魏忠贤祸乱朝政，为何却置之不理，依旧要重用魏忠贤呢？其实，在明熹宗的眼中，并不是东林党不好，只是东林党的思想不合时宜，不符合明朝当时的国情罢了。
好比有着“东林六君子之一”称号的明朝左副都御史“杨涟”，他就曾于天启四年，也就是公元1624年，“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且事事有理有据。
尤其是“二十四大罪”中的第四条，“忠贤构党斥逐，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明显就是在控诉魏忠贤祸乱朝政、独揽大权，对朝中的谏诤之臣大肆迫害，而这“谏诤之臣”所指，其实就是东林党官员。——《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换言之，杨涟实则是在向明熹宗控诉魏忠贤擅权专制，并且还对东林党官员大肆迫害，但他们自己又惩治不了魏忠贤，所以便想让明熹宗亲自出面，继而去严惩魏忠贤。
魏忠贤剧照插图
明熹宗朱由校任由魏忠贤擅权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魏忠贤当时也确实是已经达到了一种独揽朝政的地步，举几个例子吧，“御史李应升以内操谏，给事中霍守曲以忠贤乞祠额谏，御史刘廷佐以忠贤滥廕谏，给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谏。”——《明史·宦官二》
御史李应升弹劾魏忠贤“增置内操万人，衷甲出入，恣为威虐”；给事中霍守曲指责魏忠贤想要进入大明“名人堂”，想要给自己树碑立传；御史刘廷佐弹劾魏忠贤私自推荐官员入朝；给事中沈惟炳指责魏忠贤私自滥用刑罚。——《明史·宦官二》
这种种案例，无一不表明魏忠贤对明朝朝政的干涉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地步，但这些奏章无一例外，都被魏忠贤给扣了，而且还“皆矫旨诘责”，顾名思义，魏忠贤假传旨意，反而将这些弹劾他的官员给统统问责了。——《明史·宦官二》
故而这才有了天启四年之时，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事件发生。——《明史·宦官二》
明熹宗朱由校画像
但反观天启年间明朝的正牌统治者明熹宗朱由校，却俨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任由魏忠贤擅权，除了对杨涟的弹劾置之不理以外，“南北诸臣论忠贤者相继，皆不纳”，其他官员弹劾魏忠贤的奏章，也一概不理会。——《明史·熹宗》
难道说，明熹宗就真的愿意魏忠贤擅权专制吗？显然不是。
毕竟在封建时期，不论是对哪个封建统治者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肯定是改不了的，他们会在潜意识里认为天下都是他们的，又怎么会愿意与他人分享呢？更别提对明熹宗而言，大宦官魏忠贤不过是个“家奴”罢了。
属实是因为当时东林党已然势大，思想也确实是在为明朝着想，但却明显有点不合时宜，并不符合天启年间的国情，这才让明熹宗不得不以这样的形式来整顿东林党的势力。
东林党示意画像
东林党势大
就好比前文曾提到过的左都副御史杨涟、御史李应升、刘廷佐、以及给事中霍守曲、沈惟炳等人，就皆是东林党的代表人物，且各个身居要职，杨涟更是“东林六君子”之一，属实称得上是“东林党”的领头人物之一。
除此以外，早在万历四十八年九月，也就是公元1620年九月爆发“移宫案”之时，“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上疏力争，选侍移居仁寿殿。”——《明史·后妃二》
如若不是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时任兵科都给事中的杨涟、以及御史左光斗等人的据理力争，破除了选侍李氏想要控制明熹宗，继而自己垂帘听政的想法，迫使其移居“仁寿殿”的话，恐怕明熹宗想要亲政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东林六君子之一“左光斗”示意剧照
而这几位支持明熹宗的官员，也皆是东林党人，其中的御史左光斗亦是“东林六君子之一”。之后明熹宗登基称帝后也没忘了这几位的鼎力协助，纷纷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用。
这意味着什么？光是笔者所说的这些东林党人，就几乎已经涵盖了明朝政治机构体系中起监察作用的都察院御史、负责官员升迁任免的吏部尚书、辅助明朝皇帝处理国政的“内阁”大学士、以及同样对六部有监察之责的“六科”给事中等诸多官员。且各个身居要职，那么其它机构的东林党官员还会少吗？
诸如天启四年，在杨涟弹劾魏忠贤被明熹宗处罚以后，“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抚宁侯硃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七十余人，交章论忠贤不法”，这无疑就足以证明天启年间的东林党，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势力极为庞大的政治党派了。——《明史·宦官二》
而东林党的势力一大，也就相当于有了话语权，说话的权威性自然也就上去了，因此势必就会在朝堂上大肆发展东林党，继而也就能更好的在朝堂中宣扬东林党的思想。
李三才画像插图
东林党思想为明朝着想，但却不合时宜
但问题也正是出在了这里，东林党人支持的乃是一个“藏富于民”的政治主张，但当时明熹宗朱由校想要的却是“富国强兵”，想要尽可能的充实国库，用作军需。两者俨然呈现出一副背道而驰的模样。
就好比此前于明神宗执政后期，东林党官员代表之一的“李三才”，其一直秉持的都是一个“以折税监得民心”的政治理念。——《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
顾名思义，就是主张减免赋税，让百姓都有钱花，从而通过让百姓安居乐业来达到获得民心支持的目的。
这也就意味着东林党代表的其实是“百姓”阶层的利益，认为只有百姓生活的好了，国家政权才能强大，毕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作为一个政权的基础根基之一，如果连百姓都穷困潦倒、揭不开锅的话，那这个政权的富强又从何谈起呢？
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东林党人的思想主张确实没啥毛病，但那也是要分情况的，如果每年都能风调雨顺，百姓年年丰收的话，那这东林思想确实好用。
但问题是明朝末年恰逢“小冰河时期”的到来，温度普遍比较低，因此也就导致当时的气候条件并不怎么适合农作物的生产，再加上明朝种植技术落后，故而也就导致农业减产的现象极为严重。百姓自己都揭不开锅了，又哪里还拿的出赋税呢？
如此一来，在朝廷几乎收不到赋税或者说是只能收到极少一部分赋税的情况下，国库自然也就无法满足国家机器的运营所需，因此势必就面临着一种“国库空虚”的尴尬局面。
明神宗画像插图
偏偏早在明神宗执政末期，明神宗还曾因东林思想的影响，在其遗诏上立下了“罢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诸项”的政策，顾名思义，明神宗免除了工商从业者的“工商业税”。——《明史·神宗二》
这也就导致明朝国库的税收途径变得更为单一，对农业税收也就更为依赖，这就又进一步的加重了普通农户的负担。更别提赋税还不一定能收的上来。
其次，明熹宗执政时期的边疆局势也并不安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大军在关外虎视眈眈，类似“大清兵取西平堡，副将罗一贵死之”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对于兵源以及粮饷的需求也就更为频繁。——《明史·本纪第二十二·熹宗》
实打实的集内忧外患于一体，情势十分严峻。
努尔哈赤率军动漫示意插图
试问，差异如此巨大的两个统治理念相聚在一块，明熹宗会怎么选？“藏富于民”然后再将江山拱手让人？显然不可能，否则明熹宗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战争也就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必要了。直接出城投降不就好了吗！
可是反观明熹宗这边的实际形势，却赫然因为东林党的势大，导致了明朝国库始终都处于一个空虚的状态，根本就拿不出多余的钱粮来满足边防战争的需要，所以说，如果明熹宗想要改变这种国库空虚的现状，势必就需要从整顿“东林党”去入手。
然而，想要整顿已然势大的东林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东林思想再怎么着也是在为明朝着想，只不过其“藏富于民”的主张暂时不合时宜罢了。
因此，如果明熹宗直接就亲自出面对东林党进行打击，那岂不是就有可能会在舆论上处于下风，甚至给他留下一个昏庸无能的骂名？而且还极有可能激化统治阶层与官僚阶层甚至是百姓阶层的矛盾，使得形势变得更为恶劣，反而得不偿失。
魏忠贤示意画像插图
明熹宗借魏忠贤之手打击东林党
因此，明熹宗思前想后，也就自然而然的把目光放在了“魏忠贤”的身上，作为一个无根无后，且身为“明熹宗”家奴的宦官，魏忠贤的一切权力可以说都是由明熹宗所赋予。
这也就意味着明熹宗几乎可以实现对魏忠贤的全面掌控。并不会因魏忠贤一时势大就导致皇权旁落，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让魏忠贤暂时代行皇权罢了。
顾名思义，魏忠贤就是明熹宗所选定的那个整顿“东林党”的代言人。如果想要整顿魏忠贤的话，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而已。
并且，对明熹宗而言，即便是魏忠贤整顿东林党之时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也完全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往魏忠贤身上一推，轻松就能置身事外，一方面保障了明朝皇室的名声，另一方面还能缓解国库空虚的现状，至于明熹宗自己，那就更不会落下什么昏庸无能的骂名，属实是一举多得。
东林书院示意插图
故而，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笔者所说的那些案例，以及天启五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625年八月，明熹宗下令“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的事情发生，说白了就是明熹宗想要通过遏制东林党的发展，来达成他充盈国库、稳定局势的最终目的。——《明史·熹宗》
也正是因为魏忠贤能帮助明熹宗满足充盈国库的需求，才让明熹宗在天启七年驾崩前，还念念不忘的对崇祯帝朱由检说了“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这句话，赫然是想要崇祯帝继续继承他的想法以及初衷，进一步加深对东林思想的遏制，或者说是控制。
而且从后来李自成攻进京师以后，“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在京城中搜集到了大量黄金的结果来看，一方面证明东林党“藏富于民”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的。
另外一方面也足以间接证明，明熹宗重用魏忠贤整顿东林党的办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不过没有被崇祯帝继续施行罢了。——《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辽东战事吃紧示意插图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在明朝末年那个天时、地利、人和几乎啥都没有情况下，风不调雨不顺，百姓没钱不说，清太祖努尔哈赤还虎视眈眈，使得辽东战事极为吃紧，偏偏朝堂势大的东林党考虑的还只是百姓的利益，继而也就导致国库变得十分空虚。
这种种原因综合之下，也就足以证明如果明熹宗还只是单纯的采用常规手段去治理明朝的话，肯定是行不通的。
毕竟气候变迁他掌控不了，解决百姓吃饭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再加上辽东战事又吃紧，士兵粮饷不足导致损失惨重，如果再不加以控制的话，可能用不了多久明朝就没了，那明熹宗的统治又该从何谈起呢？
故而，明熹宗只能是采用这种非常规的办法，借魏忠贤之手，先行整顿东林党控制局势，遏制东林思想的传播和蔓延，尽可能的先满足边防战事的经济及物质需求，然后再想办法去进一步的治理明朝的百姓民生。
而且据明朝天启年间的“国情”来看，显然这种办法对明朝政权的稳固以及充盈国库等方面是极为有效的，也是最有可能轻松实现的办法了。
如此一来，出现魏忠贤大兴东林党狱，对东林党官员大肆迫害，但明熹宗却始终都置之不理，甚至还要进一步重用魏忠贤的现象也就无可厚非了，属实是因为魏忠贤代表的就是明熹宗自己的意志。
因此，如果我们暂且不提魏忠贤对明朝朝堂政治局势所造成的影响，而是单从稳定边防局势、充盈国库等方面来看的话，很显然明熹宗这样的举措是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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