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地名学以考释地名渊源为主要特征。这种特征先秦时代已露端倪，东汉时期以班固、应劭的著作为代表而渐趋完善，至南北朝、隋唐以降逐渐走向深入、成熟。然而，自从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内容的著作《汉书·地理志》问世以来，截止宋元时代，从未有过单独考释地名渊源的专门著作。班固的《汉志》是我国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作，它对地名渊源的诠释仅有60处，只占全书4500多处地名的1．3%；应劭著有《汉书集解》、《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汉官仪》、《风俗通》等，涉及内容非常广泛，解释地名渊源168处，超出班固一百多处，大大丰富了传统地名学的内容；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方志，11万字内容仅对33处地名的渊源作过解释，而郦道元《水经注》的地名释名率也仅有7%。《元和郡县志》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志，它对地名渊源的解释也只占全书地名的19.4%，《太平寰宇记》亦复如此，《舆地纪胜》更不必说，追溯地名渊源仅仅是这些综合性地理著作的内容之一而已。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才产生了专门解释地名渊源的第一部著作，它就是郭子章撰著的《郡县释名》。
一、概况
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别号蠙衣生，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43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西泰和县一个书香门第。隆庆五年（1571）考中第三甲第二十四名进士 ，随即除为福建建宁府推官、摄延平府事，入为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又督榷南直隶太平府、领凤阳山陵（即明祖陵）事。万历十年（1852）迁广东潮州府知府，四年后督学四川，不久迁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右布政、福建左布政。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万历皇帝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制蜀楚军事，与湖广川贵总督李化龙合力剿平播州杨应龙叛乱，彻底消灭了盘踞播州八百余年、世袭了二十九世的杨氏土司，又多次平定贵州苗、瑶起义，以功封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六十七岁时告老还乡，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618年8月7日）去世，卒年七十六岁 。他一生虽久在官场，但读书不辍，“文章、勋业亦烂然可观矣” ，史称他“能文章，尤精吏治”，“于书无所不读”，“宦辙所至，随地著书”，“著述几于汗牛”，“以为欧阳永叔之后，一人而已” 。据其九世从孙郭子仁在清光绪七年（1881）所作的统计，郭子章的著作当时犹存92种、约数百卷之多 ；至今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郭子章著作还有十一种，均系万历、天启刻本。
《郡县释名》是一部关于万历时期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其所辖各府、州、县名称来历的著作。书前有浙江宁波府人王佐撰《大司马青螺郭公郡县释名序》、郭子章自撰《郡县释名序》，别序收录王伯厚（应麟）《地理通释序》、罗长源（泌）《路史国名记序》。该书体例以布政使司（省）为纲，各篇冠以省名，如《北直隶郡县释名》、《江西郡县释名》等，其余依次类推；北直隶、山东、江西、广东、广西五省还有小序。
关于地名，郭子章有一段著名的言论：“意者地之灵、人之杰，不尽系名称耶？地灵人杰，则以曲阜、驺人而生孔、孟；地薄人悍，即以元城、陇西而生莽、卓” 。所以他很早就对地名产生了兴趣，他的四个儿子孔建、孔延、孔太、孔陵分别是他在为建宁府推官、摄延平府事、督榷太平府、领凤阳山陵事时出生的，均以当时出生的地名为名。他还认为：“紫贝玳瑁之邑使之黩货，天涯海角之邮令人惮远，获嘉大庾之号令人竞武” ，因此很早就立志探索地名的渊源。万历十五年，郭子章督学四川，5月16日来到重庆府大足县，“问诸生‘大足’义，举山中巨人迹对，又谓土肥人富，乃称大足，俱曲为之辞”，他写道：“考总志：唐有大足年号，郡邑以年号名者种种，如仁寿、崇庆之类，安知大足不以年号名耶？” 。但是，“班书西汉有《地理志》、东汉有《郡国志》而略于释名” ，刘熙《释名》则“于郡国缺略不详” ，加上“职方春秋有疑，班志孔疏且漏，皇甫谧、颜师古多误” ，于是他发愤著成了《郡县释名》一书。此书的写作，大约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各省释名系陆续撰成，他在《郡县释名序》中曾有“久而成帙，名曰《郡县释名》”的话，在《江西郡县释名序》中也说：“予既释宇内郡县名，而江右未著，归养子陈，乃为捉笔”，在《广东郡县释名序》中又说：“予既草宇内郡县释名，惟两粤未就，归养稍暇，取二省郡国志足之”。北直隶、江西、山东、广东、广西五省的小序之末均自署“万历甲寅长至日泰和郭子章撰”，万历甲寅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当时郭子章已是七十二岁高龄了。据郭孔延编《郭青螺年谱》该年称：“公辙迹半天下，凡过郡州邑城名，必审问之，久而成帙，两浙、河南、秦、晋、楚、蜀、闽、滇俱已刻，惟南、北直隶、山东、江西、两广至是时始成，集十五册，王中丞大蒙先生手校付梓，公为序”，全书至此始成，刊行问世。郭子章在书中写到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云：“本金筑安抚司，万历三十□年巡抚胡桂芳题设为广顺州，义未详” ，据《明史·地理志》，广顺州系万历四十一年所置，时郭子章已闲居故乡。这是书中出现的最晚的一个地名。
关于《郡县释名》的版本，目前只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刻本，板框15cm×27cm，每页16行、每行19字，全书661页，总计有20.09万字。大陆地区仅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三处收藏 。笔者均已前往三馆校阅过，其中北图藏本已缺前序和北直隶（上、下）、南直隶（上、下）、福建五卷，上图藏本的广西部分系抄配而成，而华东师大藏本缺《北直隶郡县释名序》。未见有清刻本，这可能与清朝的文化政策有关，书中称女真为“女直”，把建州女真蔑称为“建夷”，称元朝为“胡元”，以辽金元为“夷狄入中国”，这对以金朝继承人自居的清廷来说，最为忌讳，故此书不遭禁毁能流传至今已是万幸了 。民国迄今尚无翻刻、整理或点校本问世。大陆以外，则仅见台湾傅斯年图书馆 、日本内阁文库有藏。
关于该书卷帙，康熙《西江志》（即白潢《江西通志》）作40卷，《四库全书总目》、《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光绪《吉安府志》、台湾版《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均作26卷，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悉著录为16卷。清人邵懿辰说：“《郡县释名》五册，明郭子章撰，有刊本，《存目》二十六卷，云不佳” 。光绪《江西通志》（刘坤一主修）著录该书后还附有一段案语：“《郡县释名》二十六卷，郭子章撰。谨案：《明史·艺文志》作十六卷，白志作四十卷，今从四库目录”，则知邵懿辰、刘坤一等著录该书时根本没有查核过原书。今据上图、华东师大藏本细目：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云南各分上、下二卷，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各为一卷，合计26卷。则知康熙《西江志》、《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著录有误。
二、地名学规律的探索
郭子章在总结江西境内地名命名情况时说：“大都江右之名不出山水、人物，则出年号、祥瑞，于义无甚玄” 。据《江西郡县释名》上、下两卷统计，江西全省政区有山水地名19个、人物地名4个、年号地名3个、祥瑞地名16个，总计42个，占被释江西地名80个的一半以上。可见郭子章的这个归纳抓住了要害，是很准确的。他还在地名学的许多领域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具体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关于因水为名，郭子章有触类旁通的总结。他在河南开封府临颍县下写道：“颍乃一方之大川，故郡曰颍川，州曰颍州，而县曰临颍、颍阴、颍上，皆取此水为名”。浙江杭州府海宁县：“杭州之海宁、嘉兴之海盐，俱濒海煮盐，壤地相接，故古今邑率多通称”。
2、关于地形地名，他在广东肇庆府高明县下说：“南地渐高，如高要、高凉、高明，皆此义也”。指出“高”是指较高的地形。在云南寻甸府下云：“或云，云南名甸者甚多，恐故甸名也”，也点出了云南地形的主要特点；而福建沙县因“县多沙洲”而得名。他曾注意到北方以“丘”命名的地名，在山东东昌府丘县下说：“以丘名县也，两汉书山东郡县称丘者不一。”
3、关于物产地名，郭子章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山西太原府榆次县下说：“晋地宜榆，故榆社、榆城、榆州、榆林率以榆名，不独榆次已也”。他曾注意到两湖之地多以“麻”名的情况，在湖广辰州府麻阳县下云：“楚地以麻名者多，如九溪有麻山、麻潦，沅陵有麻伊溪，卢溪有思麻溪，源出思麻山，大都其山多产芝麻也”。同时，他也注意到广西太平府土司有茗盈、全茗二州：“考南宁府西六十里，有都茗山，注云：山皆产茶。岂茗盈、全茗皆产茶耶？”又在柳州府上林县下总结道：“广西有三上林，一属宾州，一属田州，一为上林长官司，义俱未详。《释名》云：山中丛木曰林，林，森也，森森然也，西粤山林森聚，岂谓是耶？”郭子章就是这样连串地总结地名得名渊源的。
4、关于美愿地名，他在南直隶应天府下云：“明之府称天者三：高祖龙飞淮甸，故南都府曰应天；成祖靖难北平，故北都府曰顺天；世宗兴都入继，故易安陆曰承天。帝王规模，自是弘远矣”，总结了帝都取名于继承、顺应天意的规律。又在陕西保安县下云：“安塞、安定、保安，皆取安宁之义，亦本延安而名也”，这是向往社会治安烙在地名上的印痕。
5、关于人物地名，郭子章也曾在多处总结过它的命名规律。其《广东郡县释名序》：“程 不过一乡之士而邑名程乡，潘茂不过一节之士而邑名茂，名令粤世勉强。为善者，皆得如严、如袁、如任丘、如清丰也”。具体地，他说“北直隶以姓名名县惟任丘、张清丰二县”，在广东潮州府程乡下云：“隋置，以程 行谊化于一乡，故县名程乡，水名程江，如严州、袁州、任丘、清丰、乌程、茂名之类是也”，在高州府茂名县下云：“晋名，邑人潘茂得仙，因以名县”，又在高州府下云：“俗谓唐高力士是其州人，州以力士名，非也，唐之前已名高州矣。子陵擅严、袁京重袁；力士何人，得擅此名耶？”在他看来，用以命名的人物，须是有益于乡邦教化的名贤，象程 、潘茂这样终究勉强，而高力士是宦官，哪有资格以他的姓氏来作地名？表现出他对宦官的蔑视与仇恨，这恐怕与明朝的宦祸有关。他不仅论述名贤，还注意到宗教人物也与地名有关，曾在广西全州下写道：“宇内郡县以贤人名者，如严属子陵，袁归袁京，程乡以 ，霍叔名霍，任丘、清丰皆数见，而潘茂名邑、全真名州，释、玄二氏亦擅名土地，岂其教亦有必不可磨灭耶？”将人物地名作如此淋漓尽致的总结，以前不曾有过。
6、关于避讳地名，《郡县释名》记述了为避秦汉以来乃至国朝（明朝）、今上（万历皇帝）名讳而更改地名的大量史实，如为避光武帝叔父刘良之名而改寿康为寿张（今属山东）、为避明朝国号讳而改明州府为宁波府（今浙江宁波市）、为避万历皇帝朱翊钧名讳而改钧州为禹州（今属河南）等等。更有意义的是，他在延安府宜川县云：“本义川县，宋改宜川，避太宗匡义讳也。宋凡郡县称‘义’者，多改‘宜’。”这是对北宋避讳地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总结。事实正是这样，为避赵匡（光）义“义”字讳的地名多达26个，如义宾改为宜宾（今属四川）、义兴改为宜兴（今属江苏）、义章改为宜章（今属湖南）、信义改为信宜（今属广东）等等，保留至今的还真不少呢！
7、关于国号地名，郭子章不仅指出云南晋宁县是以晋朝得名的，四川广元是以“元”国号为名的，而且在浙江武义县云：“时（指武则天当政时期）天下郡邑多以‘武’名，武安、武隆之类”，试图摸索得名的规律。
8、关于县名通名，他在河南归德府鹿邑县下说：“隋名。春秋晋邑，本曰鹿鸣……刘成国曰：四井为邑，犹悒也。邑人聚会之称也，凡县名‘邑’者仿此”。这是对带“邑”字县名得名的规律性总结。
9、关于同名地名，《郡县释名》多是互举，或用别的方法指出它们的区别，如广东惠州府海丰县：“又山东济南府亦有海丰县”，又在济南府云：“滨海，故曰海丰，广东惠州府亦有海丰县，惠近南海，此近东海”。又如江西广信府永丰县：“吉安（府）亦有永丰县，每科试录，分吉永丰、广永丰以别之”。地名最忌重名，但为了表示“顺安王化”，万历三十五年（1607）他在贵州巡抚任上亲自将思南府水德长官司地改置为安化县，然后说：“陕西庆阳（府）亦有安化县，与此别“。明末潘光祖辑《汇辑舆图备考全书》卷2罗列了明朝省、府、州、县同名地名87个，清朝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11也罗列了明朝38组共86个同名县。郭子章历数同名地名，虽然没有潘、钱那样详细，但下述四例有他自己的特色：（1）江西南丰县：“或曰古徐州有丰县，曰南丰别于丰也”；（2）广东南雄州：五代南汉置雄州，宋改南雄州，“以河北亦有雄州，因加‘南’以别之也”；（3）陕西巩昌府西和县：“宋名……淮南亦有和州，故加‘西’以别之”；（4）广东潮州府澄海县：“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海寇平置，取海宇澄清之义也。潮曰澄海，漳曰海澄，皆此意也”。郭子章如此诠释同名地名，比纯粹罗列异地同名地名高明得多了。
10、即使不知地名含义，他也一并总结规律。他注意到广西许多地名带“罗”字，苦无释义，曾在柳州府罗平县下云：“宋开宝中置罗城县，义未详。柳州地名‘罗’者甚多，如罗池、罗艾山、罗洪洞，皆有‘罗’，义不独罗城”。今天，我们才知道在壮语里“罗”字大部分为“山”的意思，小部分为“田”的意思，“罗”字地名集中颁在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的西江流域 ，那一带山岭崎岖，山中田畴棋布，壮族的先民千百年来就生息其间，这是“罗”字地名由来的地理基础。
另外，郭子章曾经试图把古代和当代地名进行分类，撰成《古今郡国名类》三卷，可惜今已失传，仅存此书之序，从中尚可窥知该书内容之一二。序文叙及本书写作缘起：“客有赠予密云枣者，予以啖诸孙，孙问何名密云，予曰：此密云县产也。因出对曰：‘密云县’，久之一幼孙对曰：‘栖霞寺’。予问若何知栖霞，对曰：‘在金陵曾随父入栖霞寺礼佛’。予因思郡县以天文名者不过密云、栖霞、扶风、日照之类，不多见也，因命诸孙以天文地理等分门类之，以附于总龟。对类之末中有复者如顺天府，顺类、天类两收之；如泰和县，泰类、和类两收之，无嫌复也。古有郡县名如天雄、无终之类，如卫驿名如金吾、羽林、螺川、五云之类，有关名如潼关、玉垒关之类，取其著者，不能悉也。有不能类者如亦佐、麻哈，姑存之备考可也，总名之曰《古今郡国名类，以为小学之助” 。
三、地名渊源解释的专门之作
《郡县释名》以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省）为纲，以府、州、县为目，除少数地名“义未详”外，对现有的1411个政区地名作了渊源解释，涉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二十多个方面的内容，表列如下：
表1：《郡县释名》所释地名的统计 (略)
诠释地名渊源是传统地名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但象《郡县释名》这样全面解释涵盖整个国家现有政区地名的著作在此前则是绝无仅有的。据《明史·地理志》统计，万历中后期全国共有府州县政区地名1583个。《郡县释名》所释渊源之地名（尚不包括行文中对以往地名的诠释），已占当时政区地名总数的89.1%。象这样大量地、专门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郭子章之前还不曾有过，《郡县释名》是第一部。
郭子章解释地名渊源，主要是依靠文献材料，他在《广东郡县释名序》中说：“予既草宇内郡县释名，惟两粤未就，归养稍暇，取二省郡国志足之”，即是明证。他在书中大量引述了《诗经》、《山海经》、《禹贡》、《左传》、《汉书·地理志》、《春秋盟会图》、《水经注》、《括地志》、《初学记》、《唐六典》、《史记索隐》、《通典》、《元和郡县志》、《元和姓纂》、《太平御览》、《路史》、《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通鉴地理通释》、《玉海》、《舆地考》、《明一统志》、《大明会典》、《悟真篇》、《东皋杂录》、《行宫杂录》等文献，这些书绝大部分仍然完好保留至今。而郭子章引述当时的方志更多，据不完全统计，书中引述的便有《豫章图经》、《南昌府志》、《饶志》、《（广信府）图经》、《建昌志》、《新喻志》、《吉州图经》、《蜀江志》、《四川总志》、《山西通志》、《会稽土地志》、《（辽州）州志》、《上蔡县志》、《（武陟）邑志》、《（郧阳府）郡志》、《（大竹）邑志》、《（嘉定州）州志》、《（安居）县志》、《广东舆图》、《（独山州）志》、《广宁志》等数十种之多，这些方志都是万历及其以前的作品，很少保存到今天，因而专就保存古代文献而言，此书意义也是不小的。
郭子章在凭籍文献的同时，也非常注意亲身见闻，作实地考察。他在自序中说：“予过两都、齐、鲁、燕、赵、吴、越、楚、蜀、五岭之区，入国问名，狱究其义”，即使“未经历处”，也是“稽之谍记、考之明哲”，长期的考察使他形成了“凡过郡州邑城名，必审问之” 的习惯。他在书中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亲身考察的感受，前揭大足县即是一例。又如，成都府温江县，“总志云以江水温润也。予过温江，询之父老，云温水发源于岷山，至灌口，水在山谷中，其气寒，至温江而气暖，故云温江，其说近是。邑治东一里有温泉，义亦如是”。嘉定州青神县：“按《一统志》：蚕丛氏著青衣，劝课农桑，土人思而祀之，号青衣神，邑因名焉。或曰：青衣之野，蚕丛尝主之，土人名其邑以寓思焉，义近之。予过青神，桑柘遍野，家勤茧丝，土人曰：他邑之柘叶苦，惟青神柘甘，故宜蚕”。又如襄阳府枣阳县：“本汉蔡阳县地，隋改枣阳县，以枣阳村名也。《路史》枣作棘。予过枣阳，遍地种枣” 。郭子章曾经说道：“予守潮阳，从会昌入平远，往来羊角水，山川甚奇。峭中有一岩，外狭内宽，名萧帝岩，里人不知所为谓，盖武帝避兵处也。史称帝避屯揭阳山中，非今潮州揭阳也。《一统志》载吴析赣县地置新都，晋改揭阳，即此。《雩都志》作梁武帝，误矣” 。就这样，他以亲身所历，考实萧帝岩名称的来历，弥补了“里人不知所谓”的缺憾。实地考察，无疑大大提高了《郡县释名》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截止于万历四十年，明代新置布政使司（省）1、府19、州24、县84。在这127个政区地名当中，《郡县释名》对119个作了解释，占93.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明史·地理志》分别只有41个和36个，分别仅占32.3%和28.3%。仅此而言，《郡县释名》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郭氏对一百多处明代新地名所作的释名（详见下表），如今已成了最为原始的史料，它在地名学史上的地位是其它著作无法替代的，应该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表 2 明代新置政区得名的比较 （略）
诚然，作为明朝人解释明朝地名，要比清朝人的解释更为接近地名命名的原始含义。例如贵阳府贵定县的得名，依《方舆纪要》和《明史·地理志》的说法，乃是割新贵县和定番州地置，取两地各一字合成县名；然而，贵定县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郭子章平定苗民起义后析置并亲自加以命名的，按照他本人的解释，贵定乃“贵州底定之义也”，是一个希望社会安定的美愿地名。这显然比县名合成说更为真切、可靠。即使对于同一地名的阐释，《郡县释名》也比他书更胜一筹，如江西泰和县，《明史·地理志》云：“元太和州，洪武二年四月改为泰和县”，《方舆纪要》仅有“本朝改太为泰”一语（案顾祖禹所谓“本朝”系指明朝），郭子章则说：“旧称太和，明朝改‘太’为‘泰’，以别于凤阳、大理也”，“明改吉之太和为泰和，别于凤阳、大理之太和耳”。原来，明初凤阳、大理、吉安三府均辖有太和县，为避免同名，才将江西吉安府的太和县改成了泰和县。郭氏在这里还指出了改名的原因。
再将《郡县释名》与《大明一统志》作一对比。《大明一统志》是英宗复辟后的天顺五年（1461）修成的。由于它修得过早，很多明代晚期地名不可能容纳进去；但是，即使就天顺五年以前明朝新置政区而言，其地名释名也没有《郡县释名》详备。从洪武到景泰年间，明朝新置布政使司（省）1、府9、州5、县15共凡30个政区地名，《大明一统志》仅仅对四个地名作了释名，其它一概付阙；倒是《郡县释名》仅缺镇安县的释名而已，这部分政区地名释名率达96.7%，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郭子章还直接参与了新置政区的地名命名。他巡抚贵州长达十一年之久，平定杨应龙叛乱是他的主要政绩之一，平叛后曾向万历皇帝进呈《播平善后事宜疏》 ，认为“播州之名，其来已久；播之为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应龙阻兵”，所以“播之为名，似当更易，伏乞圣载”，建议将播州之地“改设郡县”，“东、西可设二府，每府可设二三县”。上疏内容为朝廷采纳，于是置为遵义、平越二府。他在《四川郡县释名》遵义府下写道：“万历二十七年端孙应龙叛，诏合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兵讨之。予承乏巡抚贵州，遂协力，以二十八年平播献俘，改土为流，一曰遵义府以隶蜀，一曰平越府以隶黔，遵义者，遵王之义也”；又在《贵州郡县释名》平越府下云：“万历二十八年播平，总督李化龙会同子章、巡按宋兴祖奏请分播地为二府，二十九年诏名遵义、平越，遵义属蜀，平越属黔。黔因有平越卫，今以卫属府，为军民府，故因卫名。”
郭子章还积极推行中央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他写到贵州思南府安化县时说：“本水德长官司地，万历三十五年（1607）土司争袭，子章题改土设流，名安化县，远人顺安王化之义也” ；在石阡府龙泉县下则云：“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酋寇龙泉，长官安民志死之；播平，子章及巡按宋兴祖奏设为县”；又在安顺府下云：“本安顺州，万历壬寅（1602）子章题改为府”；还在平越府黄平州下说：“万历二十八年播州平，贵州抚、按奏设为州，属贵州。贵州山箐插天，独黄平田壤平夷，颇似江南，故称黄平”；黄平州所属的湄潭、瓮安二县也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平播后郭子章析置的，此二县命名缘由，可从他诗中得知，《湄潭有感》：“湄潭潭畔水如眉，九曲纵横似武夷”，《瓮安县》：“蛮烟瘴雨一朝晴，瓮水安江两地清” 。可见湄潭是以水得名，而瓮安则是一个合成地名。由于郭子章长期担任贵州巡抚，他命名或参与命名的地名如贵定、遵义、石阡、安顺、黄平、湄潭、瓮安等，至今仍是贵州省所属的市、县。
四、地名释名辨误
历来地名的释义，众说纷纭，其中不免穿凿附会，以讹传讹。郭子章并不被这些说法束缚手脚，而是不囿陈说，对于一些似是而非又是很流行的说法持怀疑态度，逐一辨正，颇具有知灼见。比如关于嘉定州（今四川乐山市）的得名，前人有三种说法：“《州志》曰：汉成帝时犍为郡得古磬十六枚于河滨，遂更犍为名嘉定；又曰：公孙述据蜀，莫敢谁何，乃征费贻、任永辈，以伪命不应聘，后光武嘉之，更名为汉嘉；《四川总志》曰：汉武帝通西南夷，置蜀、犍为二郡，光武改为汉嘉”。这三种说法都牵强附会，郭子章辩驳道：“三说皆误也。考《后汉书》曰：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前汉书》曰：蜀郡青衣，应劭曰顺帝更名汉嘉。按阳嘉，顺帝年号，则更青衣为汉嘉者汉顺帝，非汉光武也。前、后二汉书地理、郡国志俱无嘉定，则州志谓汉成帝更犍为为嘉定，尤非也。按常璩《华阳国志》云：公孙述据蜀，任君业闭户、费贻素隐，光武帝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未闻改为嘉州。后人注国志，遂云光武嘉之，嘉州得名以此。此注之误，非国志之谬也，且国志称‘嘉’字甚多，如文翁立学，巴汉亦立学，孝景帝嘉之；如三蜀大姓，由番禺出贡汉朝，世祖嘉之。此类不一，安得以一‘嘉’字遂云改嘉州耶？嘉州之名，起于后周，唐宋因之，至宋庆元初升嘉定府，嘉定之名始此”。在这里，郭子章使用了较多的篇幅，条分缕析，详细反驳了关于嘉州、嘉定名称来历的谬传，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失为一篇严谨的考据文章。
又如关于“沈”的地望，旧有二说。沈约在《宋书·自序》中说：沈氏祖先“障大泽以处太原，帝颛顼嘉之，封诸汾川，其后四国，沈、姒、蓐、黄。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春秋之时，列于盟会。定公四年，诸侯会召陵伐楚，沈子不会，晋使蔡伐沈，灭之，以沈子嘉归。其后因国为氏。”郭子章并没有被沈约的权威所吓倒，认为沈国不在河南，而应在山西，于河南平舆县下指出：“沈，故国在汾州，晋灭之，与汝南之沈别，沈约自序失之” ，认为《春秋》文公三年“沈溃”的沈国并不在平舆县，进而议论道：“夫一沈也，为沈国、为沈州、为沈丘，然沈丘有颍之沈丘、有汾之沈丘，是二沈丘。（沈）约称博极，至自序祖姓且失之，故郡国之释不敢不慎也”。他这种多疑多考的方法，与清代乾嘉学者如出一辙；正因为他“郡国之释不敢不慎”，经他所释的地名一般都比较可靠。
关于四川大竹县的由来，郭子章曾反驳了县志的说法：“唐武后久视元年分宕渠东界置，则县自唐名也。邑志谓宋绍兴时产大竹，竹中有白兔，遂以名县，又自矛盾矣。大竹邑地辽阔，崇冈复岭，多产大竹，故以名邑，《郡志》物产惟产大竹。”关于河南夏邑县的来历，他解释说：“战国时为下邑地，因地窳下也，汉置下邑县，志云金改‘下’曰‘夏’，以华夏名。愚谓金本非夏，胡为改夏？盖古‘下’、‘夏’字通，如下阳、夏阳之类”。关于古代鸠兹的地望，他指出了文献记载的疏误，在荆州府松滋县下云：“以兹方产赡松也，乐史以为鸠兹。总志亦云：松滋、古鸠兹，误也”，接下来便是言简意赅的论证：“松滋楚地。楚伐吴及鸠兹，乃荆之松滋”，指出此实系一侨置地名的遗存。
关于广东高州府，郭子章也驳斥了传统说法：“俗谓唐高力士是其州人，州以力士名，非也；唐之前已名高州矣，子陵擅严、袁京重袁、力士何人，得擅此名耶？”查《隋书·地理志》高凉郡：“梁置高州”；《南史》卷51《梁宗室萧劢传》：“劢以南江危险，宜立重镇，乃表台于高凉郡立州，敕仍以为高州，以前西江督护孙固为刺史”。《通典》梁大同七年（541）有高州刺史孙固 ，则知高州的确置于南朝梁大同年间，比高力士（684-762）生活的时代要早出一个半世纪。因此，郭子章的反驳是完全成立的。
五、余论
对于一些不得其解的地名，郭子章宁付阙如，在《郡县释名》中直言“义未详”。不妄下断语，不望文生义，也是本书的优点之一，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可是，《四库全书》不仅将它打入存目，而且指责说：“其书以郡县地名一一诠释其文义，文义可通则略为训诂，如福州则云取百顺之名、永清则云取边境永清之类，皆固陋之甚。至不可解者，则置而不言，亦何取于释名乎？” 这种指责是言过其实的。
郭子章曾说，若碰到“域殊而名杂”的疑难地名，“予半释之、半置之，以俟博雅君子” 。比如山西大同府广昌县：“义未详”，类似的说法在全书中大约有一百多处。
关于这些不知名义的地名，郭子章有时还能提供一些线索，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方便，如浙江绍兴府新昌县：“义未详。岂以新立，故云新昌，抑亦十三乡之中有新昌耶？”陕西巩昌府：“义未详……河南巩县取四山巩固为义，岂巩昌亦巩固之义耶？”河南怀庆府武陟县：“唐武德四年改修武为武陟。陟义未详。近南兖陈学士序邑志曰：‘武陟覃怀望邑，盖武王耆定大烈，自兹起’云，想当有据”；广西梧州府：“杨升庵慎曰：广南以刺桐为苍梧，因以为地名，亦意之耳。予读《路史》，仓吾郡之仓吾县，元鼎六年开。仓吾郡地广，东至湘潭皆是。据此，则吾讹为梧，非梧桐之梧也。似涉太奇，恐当再考。”这些都是半释之、半置之的典型事例。
郭子章在《郡县释名》中下不了结论时，往往将诸说罗列，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例如湖广黄州府黄梅县：“《一统志》云邑西有黄梅山，多梅，隋以此山名县。乃总志、郡志又云：李愬赴淮，驻兵蕲东，师还，以梅实黄，故名。未知孰是”；该府麻城县：“后赵石勒将麻秋，或因麻姑而名”。又如四川成都府安县：“治北有龙安山，隋开皇间蜀王秀立亭馆于此避署，安县之名起于龙安，或曰取安抚西羌之义也”。还如陕西临洮府金县：“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薛瓒曰：金者取其坚固，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按通志：金城县土城在安塞县城南一百三十里，形如金字，故曰金城，是又一义也。或曰金以国号名州也。”这里，郭子章一下子列出了关于金县得名的四种说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郭子章及其《郡县释名》一书在地名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已如上述，即使在他着笔“义未详”的情况下，仍能提供考察的线索，罗列前人诸说，价值是不小的；四库馆臣讥之“置而不言”、“固陋之甚”是片面的、夸大其词的，因而也是不公允的。
总而言之，郭子章宦辙半天下，以数十年之功著成了二十六卷《郡县释名》，不仅全面地诠释了他生前1411个政区地名，涉及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二十多个方面的内容，而且对区域地名特征、因水为名、地形地名、物产地名、美愿地名、人物地名、避讳地名、国号地名、地名通名、异地同名等传统地名学内容均有独到的见解，某些方面的创见已上升到地名学理论的高度，因而我们可以说：郭子章是明代杰出的地名学家，他撰著的《郡县释名》是继承《汉书·地理志》以来地名渊源解释衣钵的传统地名学集大成之作。
（此文系在拙作《郭子章及其〈郡县释名〉述论》一文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该文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