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自古以来从帝王到士大夫阶层都十分注重对子孙后代的训诫，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家训文献。
一般讲来，中国文化中父子是家庭的主轴，父子关系是封建等级制的基础，因此传诸于后世的家训多数是当爹的苦口婆心教育儿子的。
略有薄田的农夫平时都要苦口婆心的教育儿孙，富有四海的帝王更得耳提面命了。
我国最早的帝王家训可以追溯到周王朝，《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了周公叮嘱儿子伯禽的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武王灭商后，大封功臣，周公旦封地在鲁国，可是他要留在镐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只好让儿子伯禽代自己前往。临行之际，周公千叮咛、万嘱咐，谆谆告诫他在鲁地施政不能轻忽怠慢了贤人。
周公对儿子伯禽的训诫，史称《周公训子》，对后世影响极大。
曹操著名的求贤曲《短歌行》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句，说得正是这一段历史。周公日理万机，忙到洗一次头发得被打断三次，连一顿饭都不能顺顺利利的吃。正因为他的谨小慎微，才有周王朝长盛不衰。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不但是诸侯王的家训少得可怜，就连有文献记载的士大夫家训也寥寥无几。秦王朝二世而亡，无论帝王家训还是士大夫家训都是毫无建树。
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封建社会步入短暂的安定繁荣时期，加上刘汉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儒家的伦理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更由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不远，汉代帝王的家训有所发展。
但不管文体形式、语言风格如何发展，在内容上都受《周公训子》的影响至深，多是围绕勤政爱民、个人道德修养上做文章。
严格讲来，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家训应该是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
刘邦，基本上算是个文盲，自身素质、文化修养都不高，因此他写的家训就是勉强看，除了罗里啰唆的自我反省，说明立刘盈为嗣的理由之外，还有就是叮嘱儿子如何与老臣相处，如何善待如意母子的具体指导，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帝王的修身养性反而缺乏理性之思考。
刘邦的后世儿孙虽然有所进步，但家训也都是劝勉后代勤读书、提倡薄葬的思想观念。
汉末三国时期，战乱不断瘟疫横行，政权更迭频繁，大量帝王家训问世，事实上形成了我国家训史上的一个高峰。
相较而言，曹魏政权家训最多，蜀汉次之，东吴则几乎无家训存世。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曹操的《诸儿令》与刘备的《遗诏敕后主》了。
建安年间，曹操曾与刘备纵论天下英雄，说过“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的话。毫无疑问，刘备是足可以与曹操比肩的枭雄，二人智谋权术各有所长，应该在伯仲之间，倘若从二人家训如何教育后代分析比较的话，又似乎很容易分出高低上下了。
历史上的曹操以执法严峻著称，以法治军，同样也以法治家，他的家训《诸儿令》体现了鲜明的法家思想。
《诸儿令》作于建安二十年（215），这一年刘备夺得益州，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走向人生巅峰。担心刘备进窥汉中、威胁关中，志在千里的曹操不顾年迈，亲自统军十万进攻汉中张鲁。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攻破险隘阳平关城，夺得汉中。
汉中，是我国西部沟通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的纽带，是进取蜀地的咽喉要道，历代兵家必争之要津。
曹操捷足先登夺取了汉中，却惟恐得而复失，于是写下了《诸儿令》：“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命，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曹操一生戎马倥偬，却始终关心后代的教育，他的几个儿子允文允武，很是优秀，作《诸儿令》，意在告诫几个儿子，在儿子们小的时候，他都十分喜欢，但只有长大能成材的，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才会得到重用。
曹操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始终面临着来自孙权、刘备集团的军事压力，不敢有丝毫怠惰之心，寿春、汉中、长安三地，是曹魏政权掌控下的战略要地，曹操一来年迈精力不济，二来分身乏术，希望儿子可以替自己分担一些。
其实，《诸儿令》完全可以视为曹操选择接班人的心声。曹操选择继承人的标准，首先是“慈孝不违吾命”，其次是“能善”。在寿春、汉中这样的地方任职，必须坚决服从、坚定不移的执行命令，遵规守纪，努力实现战略目标。
曹操虽然提倡唯才是举，但在对接班人的选择上却是能力第二、听话第一。
这里说的听话，并不是寻常意义的听话，在与刘备、孙权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曹操积累了大量经验的同时，也琢磨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抗衡对策。他不希望儿子们自以为是，轻易更改自己制定的战略战策。
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曹操以《令》的形式公诸于众，明确表达了选人用人公正无私的态度，即便是儿子，也是竞争上岗，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方式获取机会，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有机会胜出。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曹丕韬光养晦深自砥砺，在孝道上做足了文章，两年后终于被确定为接班人。反观曹植，将曹操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失去乃父欢心，也就基本与继承者无缘了。
与曹操的《诸儿令》相比，刘备《遗诏敕后主》显然知之者众。所以如此，与其中金名“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广为流传有关。
多数人看到的刘备写给儿子的遗诏是《资治通鉴》中的删节版，内容为：“人五十不称夭，吾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但以卿兄弟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而据《三国志》的记载，刘备遗诏全文为：“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射援）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很显然，《三国志》中的记载远较《资治通鉴》的信息量大，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话题，还得从陈寿、司马光各自所处的时代寻找原因了。《三国志》一书，陈寿以魏为正统，历来争议不断。然而在北宋一朝，对陈寿帝魏的做法深以为然。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夺取政权，与曹丕代汉的一幕极为相似，既有欺负“孤儿寡母”的嫌疑，且都扯了块“禅代”的遮羞布。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首先做的工作就是厘清正统嬗递问题。
虽然司马光认同陈寿帝魏的观点，但在曹魏、蜀汉哪个才是正统的问题上闪烁其词，说什么“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借口“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故意回避谈论这个话题。表面上这样，但仅从其删节刘备遗诏一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内心深处的想法。
本来，就象人很难用好坏一言以蔽之，政治家的道德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但刘备偏偏是个例外，不但头顶上有“君子”的光环加持，身上还披着“仁德”的外衣。
明明自己都承认了“德薄”，却有人不顾史实，极力将其描摹成仁德厚道之人。众所周知，东汉的覆亡是必然的，刘备当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怎么会逆势而为，割据一隅？在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下，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企图，荆州、益州的易主明明就是巧取豪夺，“厚道”的人怎么会借别人的巢下自己的蛋？
刘备的虚伪，在于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帜，这一手，蒙蔽了许多吃瓜群众的眼睛。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刘备临终交待儿子的话也是虚头巴脑的东西居多。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听着冠冕堂皇，其实等同鸡肋，何为“恶”，何为“善”？所谓善恶混沌一片，根本就没有界定的标准，历史证明，大奸大恶之徒往往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
知子莫若父，后主刘禅“庸弱”，刘备心中最清楚。其实，他想要告诉儿子的是：比智力，诸葛亮可以甩你一条长安街，对付诸葛亮这样的聪明人，只管祭出仁义道德这个利器，加上“父事之”的办法。用君臣名分制约、用道德绑架的方法来驾驭，这一招百试不爽！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刘备临终，还絮絮叨叨的关心儿子读什么书？
敲黑板，重点在这里：
一个“可”字告诉阿斗，《汉书》《礼记》这类的书可以读，但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有“益”治道的书是《六韬》《商君书》这样的，诸葛亮对《申》《韩》《管子》有心得，你也得好好学习一下，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才好。
在此之前，刘备早就为刘禅接班做足了功课，先是虚情假意的对诸葛亮表示“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番诛心之语，逼得诸葛亮不得不表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紧接着又安排了李严同为托孤重臣，此举正是为了制衡诸葛亮。
刘备临终，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将诸葛亮深度套牢。至于谁来接班，他早已经未雨绸缪布好了局。
赐死养子刘封的理由很奇葩，竟然是担心刘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刘备心中也明白刘封罪不至死，并为之流下了鳄鱼的眼泪。杀刘封，正是刘备的高明之处，如果选择刘封为继承人，必然与诸葛亮势同水火，那样的话，蜀汉政权很可能会速亡。
都说刘禅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其实这是对后主的误解。很显然，阿斗领会到了父亲的意思，始终摆得正自己的位置，将军国重事一概交给诸葛亮处理，自己乐得清闲。能让“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过劳死，刘禅会是个蠢货吗？
被划入法家人物的曹操，他的家训多是弘扬孝道的儒家范；而满口义道德的刘备，临终却要儿子学习申、韩之术。
历史，还真的经不起细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