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项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自上而下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以“播善减贫”为己任的扶贫机构应运而生，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正是其中的一家。
近几年，从依托乡村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百美村宿”，到借力电商扶贫契机的“善品公社”，而立之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将视野投向创新性扶贫机制的探索。
时值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今年9月，基金会推出培育西部地区社会组织的项目“活水计划”，以应对长期以来西部地区资源不平衡问题以及“后2020时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近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刘文奎接受了《中国慈善家》专访，详述对扶贫最后一公里、乡村可持续发展、西部社会组织建设等问题的思考。
乡村可持续发展必须靠市场
《中国慈善家》：脱贫攻坚进入收尾阶段，还有哪些关键工作要做？
刘文奎：对于当前已经脱贫的地区来说，在接下来几个月，巩固之前的脱贫成果，探索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和与乡村振兴对接，是最重要的事情。
截至去年年底，全国还有52个贫困县、2000多个贫困村没有脱贫。其中那些贫困程度深、自然条件差的深度贫困村是“硬骨头”中的“硬骨头”。今年年初，在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下，31家单位发起了“社会力量参与挂牌督战”的倡议，动员了2000多家东、中部民营企业、社会组织，采取一帮一的方式，帮扶1113个挂牌督战贫困村。从参与的情况来看，目前动员新增社会捐赠资金总量已达4亿多元，村均40多万元且资金很快就到村并发挥作用，同步还安排了就业、消费扶贫等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这些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西部地区从上到下干劲也都很大，总体来看完成今年脱贫攻坚任务是没有问题的。
2020年9月，刘文奎考察“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幼教点时与孩子们一起。
《中国慈善家》：对于已脱贫地区的巩固成果，实际操作中应该注意什么？如何防止返贫？
刘文奎：脱贫攻坚战解决的是绝对贫困问题，相对的贫困还是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要注意一些在脱贫线上的边缘人，比如已经脱贫但又因病返贫、因灾返贫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做好监测工作，防止他们只是阶段性脱贫。
同时也要注意，脱贫攻坚期间开展的社会扶贫项目，在收官之后，项目后续的资金能不能跟上？如果没有统一安排，社会资金该如何引入并运作？
《中国慈善家》：社会力量在脱贫攻坚战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如何评价他们的表现？
刘文奎：整个脱贫攻坚战中，政府扶贫是主力军，社会力量主要是拾遗补缺，做一些服务类的和类似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创新型的项目。脱贫攻坚期间，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很高，不管是东部还是西部的社会组织都在发挥各自优势，参与其中。
社会组织需要做的事很具体，它的优势不在规模，而在于做深做细。因此社会组织光有热情不够，还要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我们也发现有的社会组织在贫困地区开展项目的专业性不够，前期准备不充分，到了当地开展项目就出现了困难，项目也没有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中国慈善家》：消费扶贫推进的过程当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文奎：政府主要是倡导，出台一些优惠措施鼓励消费扶贫，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动员机关、事业单位带头消费扶贫。现阶段不应该对这些扶贫商品的质量、包装过于苛责，否则消费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就会打折扣。
对贫困地区、贫困户来说，脱贫攻坚、消费扶贫既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也是挑战。供应侧如何能够尽快提高自己产品质量，跟市场对接上，这是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即使一些爱心单位用了包销的手段来帮助贫困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题，也是特定时间段里的特殊措施。不能因此产生误区，以为只要是贫困地区的产品都可以长期依赖爱心包销变现，如果没有合理的性价比支撑，这是不可持续的。乡村的发展不能光靠爱心，也不能简单靠基础设施投资，一定要依靠市场才会有根本出路。
“童伴妈妈”项目。
建立农民合作社带动整村扶贫
《中国慈善家》：先天条件不足的贫困地区如何与市场形成对接？社会力量如何介入？
刘文奎：从小农生产方式的转变到农产品的潜力挖掘做深度开发，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对于农户尤其是贫困户而言，市场化最大的一个痛点是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制约，自种自收自卖的方式不可能去跟运营高效的市场对接，因为毫无竞争力。要改变这种生产模式，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合作社，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建了合作社解决了乡村初步的资源配置问题，才有了跟市场对接的可能。目前虽然大部分村庄都有合作社，但很多都是空壳的，没有实际运转，村民参与度不够。
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实践来看，建立农产品质量标准、对接市场资源以及合作社的升级改造，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这个合作社跟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社不同的是，它产权清晰，每个农户在合作社都有股份，收入直接与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挂钩。
只有让农户生产好产品有利可图，才会从内心里愿意生产好产品，质量标准才能贯彻下去，通过简单科技手段比如摄像头监控、二维码溯源等方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传统方式生产的质量控制问题。
201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推出了农产品扶贫模式“善品公社”。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试错。原来以为乡村发展只要多投钱就可以，但事实告诉我们这样不行。紧接着我们尝试建农民合作社、做产业项目，请村外的能人带项目进来与村民合作，但也失败了。于是在后续的项目中我们就去发掘村里有威望的带头人，通过合作社带领村民一起发展，终于尝到了成功的滋味，我们发现这种路径下村民的内生动力培养起来了。
简单的送钱送物的方法只能解决农民一时的困难，很难解决他们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只有合作社发展起来，村民有了稳定的增收来源，乡村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才是可持续的。
毕节“同心活水”工程。
《中国慈善家》：对于脱贫地区来说，是否意味着有了集体经济、产业经济、经营收入三要素，就能走向富裕？
刘文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很重要的。贫困首先表现为经济问题，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来说，经济收入这一基础性问题不解决，其他的公共服务、社会事业，都会成为无源之水。
光靠直接的资金补贴、捐赠不能持续解决经济问题，一定要用现有的资源把村民的内生动力建立起来。有了经济基础，大家才会主动关注环境、健康、教育、文化相关的事宜，才能实现产业兴旺，民风和谐，环境友好等等更高的发展目标。
从输血式公益到造血式公益
《中国慈善家》：“后2020”时代的扶贫有哪些特点？
刘文奎：脱贫攻坚时代解决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等这些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发展的问题、经济可持续问题，所以之后一段时间里，产业扶贫的任务、承担的角色可能更重。
中国慈善家：“后2020时代”，扶贫基金会有哪些新的规划？
刘文奎：未来的3到5年时间里，除了发挥我们过去30年积累的经验，重点做好我们的产业扶贫项目，我们也会把重点放在培育西部地区的扶贫社会组织上。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后，西部地区扶贫项目资源的持续供给、专业的服务、专业的项目执行，在未来会有很大的需求和发展空间，这就需要有人去关注并提供相应的支持。
2019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到要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虽然这个机制具体是什么目前还没明确，但我们认为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两个要素的长效机制，第一个是资金的持续供给，第二个是人的持续服务。
现阶段，东西部区域之间的差距较大，资源分布非常不平衡。仅从社会捐赠资金来看，2018年西部地区得到的捐赠资金只占全国捐赠资源的1/3左右。而承接社会捐赠资源的重要主体，也就是西部的各类社会组织，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1/10左右，且大多数机构的发展质量不高。
今年9月，我们启动 “活水计划”，就是要从源头入手，培育西部的县域扶贫社会组织，给他们提供资金、人员培训、项目、对接市场资源等支持，从输血式公益升级为造血式公益。希望在脱贫攻坚结束后，还能有一支专业扶贫公益队伍可以作为所在地政府的协助力量，有能力引入外部资金，助力解决地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脱贫攻坚结束之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充分发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国际化方面的优势，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倡导。这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期。
《中国慈善家》：目前“活水计划”进展如何？
刘文奎：目前全国已经有11个县域开展了“活水计划”。前期，我们向30个县域发出了邀请，一些地方拒绝了，有的县域表现得不积极，最终只有11个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地方不重视的话，基金会给多少资源都发挥不了作用。
《中国慈善家》：社会组织在消除贫困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
刘文奎：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扶贫的不足。社会组织不但可以募集社会资源惠及更多贫困人口，还能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监测和评估经验，让扶贫工作更有成效。其次，社会组织可以创新形式多样的扶贫机制，如多方联动的筹资机制，参与式决策和资源使用机制，关注受益主体的能力提升机制。还有，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扶贫行动，有利于各国的减贫经验交流与合作，共同研究全球范围的贫困问题。总的来说，社会组织在消除贫困方面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