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读书图，引自《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初探》
朋友上门借书，我让他到书橱随便挑，结果他跟前几位朋友一样，连续翻五六本后摇了摇头：“没找到一本适合我看的书，这次就算了。”末了，他还是忍不住问：你买的全是文言文，是不是怕别人借啊？
“这个真没有！我巴不得有人跟我一起分享，吹牛时也好有一个帮腔的。”告诉了小刑确无这种“小人之心”后，我便反思自己纸质书阅读的偏好。或许这和小时候养成的阅读习惯有关，既有无书可读的窘境，也掺杂着对古书的特殊情感，这似乎又是电子书、现代畅销书等所无法替代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村的童年生活虽愉快，但精神食粮很匮乏。识字不多时，偶尔看上一本连环画，便兴奋不已，能绘声绘色地讲十多天。上学了，除了课本和父亲替集体保管的党报党刊，几乎没有其他课外读物。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差，父母也没钱给我们买闲书。好在村里有两位喜欢看古人书的老先生，他们常常在夏夜纳凉时免费“说三国”“聊水浒”“话西游”“评红楼”，故事听多了，就越发想看原著。11岁那年暑假，帮村里老会计曹大爷割稻，见桌上躺着一本线装版的《封神演义》，索性翻了翻，虽是没翻译的文言文，我却看得津津有味。曹大爷见状，便让我带回家看。那一次，结合听过的“封神”故事，囫囵吞枣地读了第一本文言文神话小说后，便对古书兴趣大增。后来又陆续从曹大爷、项大伯家借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及《隋唐演义》《五代史演义》《宋宫十八朝演义》等，幼小的心灵便落下古人遣词用字非常精炼的深刻印象。后来才知，这一方面是书写的局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古代作者的推敲功夫，最终自然天成，妙趣横生。
读初中时，看文白对照的《三国志》，失望和扫兴弥漫了我的小心脏。平心而论，就《三国志》而言，适当做些注解，引导阅读，称得上锦上添花，但读翻译的白话文，就别扭万分。正如史学家所言，文言文再怎么翻译，都像是古董的仿制品，缺少了原来的意蕴和精致。
走上社会，闲暇之时，我读书买书，刚开始也赶时髦，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买了几本流行的畅销书，然而新书未读，便被各种“腰封”吓倒。无论自序还是他序，吹得没边。想起备受鲁迅先生推崇的唐代著名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堪称“中国志异体文学之父”，可他仅用150多字为这本“千百年来，向为世人所重”经典名著作了序言，且非常自谦“学落词曼，未尝覃思，无崔骃真龙之叹，有孔璋画虎之讥”。同样，记述北宋后期京都汴京地理风物的重要历史文献《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也只用了600字替书作序，并称“倘遇乡党宿德，补缀周备，不胜幸甚……不以文饰者，盖欲上下通晓而，观者幸详焉”。
段成式、孟元老等矜持和谦虚作序的吸引力，对我而言，远大于现代一些着急一夜暴红、著作等身的“美文”和畅销书作者的自吹自擂式序言抑或请人吹捧的“书评”。于是，我老老实实地从书店和网上陆陆续续购买没翻译的古书，二十五史、先秦诸子散文、唐诗宋词、汉至清代笔记小说等千余册。于是，一些书虫朋友便讥讽我读书“厚古薄今”。其实我哪有资格厚之薄之，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古诗词经典本来就厚，何需别人再去涂脂抹粉人为增厚？
我读书喜欢“厚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人文章多言简意赅、自然天成，读起来不能贪多，每个字都需要认真咀嚼、推敲。曹丕的《典论·论文》不过数百字，里面却有很多后世传播久远的说法：“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论述及文体、文气的辨析和对文章价值的肯定，都称得上是开风气之先。哪怕是躺在床上翻翻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昆仑奴》《聂隐娘》，尽管只有1000多字，如果像看白话文一样，是无法体会到故事构思的精巧、情节的生动及主人翁的侠义心肠的，尤其是语言的极简主义的魅力。
其实，无论是从清代李渔《闲情偶寄》往上看明代的张岱、宋代的苏东坡、唐代李白和杜甫、汉代司马迁直至《道德经》等，还是从《诗经》《论语》往下翻《淮南子》《唐传奇》《容斋随笔》《帝京景物略》《浮生六记》等，就知道古人作文遣词造句用字虽很吝啬，内容及意义却深厚无比了。可以说，经过岁月的沙里淘金，传存下来的古书都是值得深读的经典，都留存下了作者精神生活的气韵与菁华。
如今的出版业迅猛发达，一年出的书恐怕比古人一千年所写的书还要厚，真可谓茫茫书海；同时，手机和电脑上的海量信息、奇闻怪事，搞笑娱乐的段子、明星八卦都铺天盖地，身在其中的我却不知所措。于是，只好“厚古薄今”起来，渐渐地发现，在古代经典里能得到如亲情一般的抚慰和回馈。
“厚古”并非“复古”，这只是在纷繁喧嚣的世界里，寻回一瓣安静心，触摸古代文化依然鲜活跳动的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