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法学博士）
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他因素，各国的进出口贸易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以往在境外旅游时，经常买回中国制造的“当地”纪念品，还曾经被许多人当做笑话来讲。而对于古代中国的海外贸易状况，其实在海禁之前，中外贸易也是相当活跃的，在许多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多能见到来自中国的商品。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谈到了中国和西班牙等国通过马尼拉进行贸易的情形。他说，第一艘满载白银用以交换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是在1573年到达马尼拉的。他引用西班牙驻马尼拉地方法庭主席安东尼奥·德·摩尔加的记述说，西班牙商人除了购买品种繁多的纺织品外，中国商人还从国内市场上带来大量的其他商品出售给西班牙人，如“麝香、安息香、象牙；许多的床上用品、挂饰、刺绣、天鹅绒做成的各类苫布和挂毯”，还有“珍珠和红宝石、蓝宝石、水晶石；金属盆、铜壶和其他各种铜铁锅；大量的各式各样的钉子、铁板、铅和锡；还有硝石、火药”。
另外，在马尼拉的中国贸易品中，还有中国商人出售给当地西班牙居民日常使用的加工食品和其他用品，“面粉、用橘子、桃、梨、豆蔻、姜和其他中国产的水果做成的蜜饯；腌制的猪肉和其他各种烟腌肉；良种活禽和许多上好的肉鸡；大量的新鲜水果和各类橘柚。”而一些价格低廉的饰品和小玩意，在西班牙人中间也很受欢迎。
这位西班牙人说，他要是一个一个列举出这些奇珍异宝的话，将永远也列不完，“也没有那么多纸去写”，而他所用的“纸”也是从中国进口的。瓷器的出口更不必说，因为明代后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在欧洲很受欢迎，以至于上等瓷器即被称之为“china”（中国）。而陶瓷的生产者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还对产品做了些调整，即在陶瓷器表面绘以外国题材的图案，外形也模仿欧洲的风格式样。这对于1620年由于宫廷需求的缩减和国内市场的狭小而难以为继的景德镇窑主来说，出口市场的扩大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人们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对外贸易可有可无，中国人对国外市场也没有什么依赖性，这一点还有乾隆爷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为证——“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不过，当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却豁然发现，即便是在前现代时期，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也是颇为频繁且富有实效的。古代的“中国制造”曾给“外夷”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制造更成为许多国家人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较大提高，丰衣足食之余，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有了施展的机会，鉴赏收藏也有了不小的市场，电视台的鉴宝节目火爆就是明证。至于一些专家鉴定出“珍品”或“赝品”是否有说服力还得存疑，笔者对这一行当不甚了解，之所以有如此“揣测”，是因为在《纵乐的困惑》中卜正民有这方面的介绍。他说，在明代后期，有钱人“始终怀有一种商业冲动，要去参与时髦的文化物品经营”，而在这个领域里的经营者不少都是“骗子”，“赝品充斥奢侈品市场，购买者必须加倍小心”。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注意到，中国人“以极大的技巧和创造力争相仿造古代的物品，以致那些不太在行的人花费巨额资金买到的东西后来证明原来一文不值。”刘侗在1635年出版的《帝京景物略》中，详细解释过如何辨别市场上出手的这类物品的真伪。他说，当时市场上出现的价值连城的永乐时代的瓷杯，其仿造品形体厚重，一看就知道是赝品。他建议根据瓷器底部刻印的年号，来鉴别官窑产品的真伪，因为在永乐以后，在官窑底部刻印生产日期已成为普遍的做法，人们可以按年代来区分瓷器的优劣，其顺序是成化第一，依次是宣德、永乐、嘉靖、正德、弘治，最后是离当时最近的隆庆和万历。
然而，这种选择瓷器的办法也并不保险，因为“生产日期也可以伪造”“伪造假日期已经司空见惯，明朝后期的瓷器生产者会很在行地在器底印上与仿造品的形制一致的日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如今藏品市场“水深”的原因。假如你手上有一件瓷器，根据器底的日期推断，它可能是宣德时期的产品，然而它虽然“确实”是明代的，但却可能是仿造于崇祯时期的“宣德产品”。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明代人的生活方式确乎是传统的，然而就其实质而言，如果说明朝甚至整个古代算是1.0时代的话，现代人的生活可以说是2.0或3.0时代。人类需要更多的贸易与交流，需要在物质充盈的基础上，有精神文化领域里的追求，这些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期望新版本的生活方式，能更便捷、更实用、更美观罢了。漫画/陈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