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也是拉动有效投资的倍增器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加速器。”——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
“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大阻力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不相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需要更合理地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收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我国快速城镇化阶段出现的一大反常现象，就是中国的农业回报率非常低，主要农产品的农业利润率是下降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今日下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清华大学共同指导，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0”在清华大学召开。
本届城镇化论坛以“城镇化的未来：新挑战与新动能”为主题，深入探讨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新态势、新挑战，以及由此催生的新机遇、新动能，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贡献力量。
论坛主持人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昉，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中国科学院大学信息管理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刘健等嘉宾出席。论坛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主持。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
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压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外部环境，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指出，我国的城镇化动力依然强劲，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7.1%，与此相对应的是，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是25.1%，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约为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23%。
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在论坛现场致辞
在吴越涛看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能够极大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通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够让更多人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其次，新型城镇化战略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生活，必将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住房等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同时，如果能使1.35亿进城农民工以及随迁家属在城镇落户或是稳定居住，每年就可以增加几千亿元的消费。
关于新型城镇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也十分认同。蔡昉指出，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2%，GDP总量占世界的16.3%，但是中国的最终消费仍然只占世界的12.1%，如果未来中国GDP的比重能够和消费的比重达到一致，那么我们还有4个百分点的潜力可以挖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论坛进行主题发言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30%，居民消费占70%，其中农村居民消费只占居民消费的22%。而当下中国的城镇化率为60.06%，这意味着仍有40%的人住在农村，很显然未来最大的消费潜力还是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
至于，如何挖掘这部分潜力，蔡昉提出最需要的就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使其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同时，推动新型城镇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村人口城镇化并相应提高他的消费率。有研究表明，如果把农民工转化为城镇户口，即使工资没有提高，它都能提升27%的消费。
但目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中国农业的回报率非常低，一方面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依然存在一些障碍。提高农业回报率，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指出，在我国快速城镇化阶段出现的一大反常现象是，中国的农业回报率非常低，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农业利润率是下降的。
刘守英强调，如果中国在十四五期间，不能提高农业的回报率，那么农业产业就没有希望。想要提高农业回报率的一大核心就是提高农业的规模报酬，提高农业规模报酬本质是什么？就是提高农业要素匹配度（劳动力、土地、资本）和降低单要素推进带来的成本的提升，这里包括服务的规模化，包括要素匹配度的提高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在论坛进行主题发言
关于农业的规模经营，蔡昉也表示不充分的户籍制度改革也会对农业规模经营带来制约。在他看来，我们必须让劳动力比较彻底地转移出去，才能扩大规模，提高农业效率，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虽然目前推进户籍制度已是社会共识，多项研究也表明，户籍制度改革会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流动，进行资源充分配置，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目前仍存阻碍。
蔡昉指出，对一个地方政府来讲，户籍制度改革要它来操作，这就面临改革成本的问题。地方政府需要支付改革成本，但是改革的收益却不由它独享，因此造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改革激励不相容。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就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更合理地分担改革成本，更合理地分享改革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