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教授
思想家严复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玩味其言，宋朝虽已远去，其遗产却深刻影响着今日现象。一说到宋朝的遗产，今人往往瞩目于以宋词、宋瓷与《清明上河图》为标志的文学艺术，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这些遗产固然令人醉心与快慰，但值得究心盘点的，显然应该聚焦于政治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层面，这才是宋朝遗产的核心部分。
宋朝政治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制度设计与统治思想上。
先说制度设计。宋朝确立文官体制，抑制武将势力。在军事上，创设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兵制，杜绝中央将领与地方藩镇拥兵作乱之可能性。在官制上，处心积虑地分割事权、互相掣肘。中央另立枢密院而掌军事，专置三司以主财政，多设参知政事为副相，有效分割了相权。地方任命文臣主政州县，直属朝廷；州县之上，增设派遣机构，分设漕司、宪司、仓司等路级“监司”，同掌监察职能，各有所司而互不统属；另设“帅司”专掌一路军事治安；帅司与监司只对朝廷负责，各自独立而互相监督。
君权仍至高无上，但政治常态下，皇帝权力与朝政决策也受到相对的程序约束与朝议监督，中枢决策体制中强化了以台谏官为主体的监察系统与以封驳官为主体的审议系统，在分权制衡上有着长足的进步。这些制度设计，不仅使宋代朝政远较前代开明稳定，作为政治遗产也为后代所继承，近代以前再未重现颠覆皇权与割据地方的大乱之局。
再说统治思想。纵观宋朝制度，其顶层设计之完善与统治思想之进步同步展开。宋朝君臣已有初步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在确立重用文臣、优待文士的国策时，作为政策保障，宋太祖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的戒誓。这种统治思想的宽容度，在中国帝制时代堪称空前绝后。
而当时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诚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祖宗盛时，以宽宏博大养士气”，尤其值得强调。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宋朝士大夫官僚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在崇文抑武、分割事权的顶层设计下实现其政治抱负。
宋朝精神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则指当时那些出新前代却影响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与民族性格。在唐宋之际社会变动中，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关系或新格局在政治、经济、阶级、家族、思想、宗教、民族等领域接踵而至，仅凭旧儒学已难以敷用，亟需一种应对变局、解释现状、维护统治的新儒学。
经两宋数代思想家“断以己意，作新斯人”的创造性转换，宋学作为新儒学流派纷呈，大师迭出，成为先秦诸子学以后一座新高峰。宋学涵盖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方法论等层面，重视思辨，强调义理，推崇理性，讲究致用，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对当时与其后的思想、伦理、教育、史学、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路径，都起着广泛而深刻的作用。
宋学不仅是学术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宋代以后迄于今日的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举其荦荦大者，略有以下诸端。
其一，平等意识。唐宋之际，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最终取代身份性的贵族地主，他们以科考进入官僚队伍，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却不再世袭；他们在法律身份上互相平等，只对皇帝负责。科举制相对公平与公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而前代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多转为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在地权频繁转移时，政治特权基本让位于经济因素，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
缘于时代的深刻变动，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平等思想；整个社会已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的共识；连农民揭竿而起时都将“等贵贱，均贫富”奉为纲领。这种平等意识的萌生露头，相对前代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却有本质的不同。
其二，兼容精神。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反观宋学两大高峰期，“学统四起”，“自出议论”，却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各家各派大都“出入释老”，融入佛、道相关成果，重构自家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最终形成儒学为体、佛道为用的融通格局，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并影响至今。
其三，淑世情怀。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挽，从非身份性地主阶级中开始崛起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其优秀分子以新儒学为价值观，强调经世，注重践行，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他们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
即以理学“内圣外王之道”而论，他们也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情怀的经典表述。
其四，名节操守。宋朝新儒学痛惜忠义廉耻扫地以尽，表彰名节操守不遗余力，士大夫遂秉淑世情怀锻铸独立人格，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他们强调：“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名节操守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这种气节操守，既有面对权位名利的非分诱逼而维护自身独立自尊的层面，也有面对新主旧朝的易代鼎革而恪尽原有君臣名分的层面，更有面对外国异族的武装入侵而坚持民族大义气节的层面。以上诸层内涵在宋朝都有充分表现。第一层在“侃然守正，无所承望”的刚直官员那里颇有亮点；第二层与第三层，由于民族战争绵延不绝，大义名分尤其激扬，岳飞抗金、文天祥死节等，都被奉为民族气节的最高典范。
当然，宋朝的遗产也有消极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
就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动辄掣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因循苟且、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世，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势所难免。
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自建炎南渡，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宋学明显转向内省的路向，“外王”之道淡出，“内圣”之学凸显。自宋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明清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全单照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本文节选自2016年2月11日《解放日报·》，为虞云国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