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阳是一位出生于浙江、成长于宁夏银川的音乐人，如今，人们看到的苏阳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北人，他也把银川当成了自己的家，自称是“被黄河染黄的人”。他将流传于西北黄河流域的民间音乐“花儿”，传统戏曲秦腔等与当代音乐进行嫁接、改良和解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黄河”也成为了他创作的重要符号与母题。
音乐人苏阳：我们怎么歌唱这条河，我知道她还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音乐人苏阳：《宁夏川》是我最早改编的一首民歌，它非常简单地就把这个宁夏的这个地貌说得很清楚，宁夏从地图上看它真的是那个，像个柳叶一样，就是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最后这句“金川银川米粮川”有很长时间很感动我，它可能指的是黄河边这带干旱地区这些人，我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一种富足的愿望。（因为）出了银川市这个银川平原，南部山区它其实还是当时一个缺水的状态。（比如）在西海固地区，能看到特别苍凉的那种土地上，特别贫瘠的那种土地上，能看到歌声里面的那种力量，一种能够承受那种艰苦的环境和承受那种苦涩的生活的那种力量，对我的音乐，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熏陶。那么，其实它也不断地让我回想起我儿时刚到宁夏的时候那样的环境，那种黄土的，那种早期的干旱的印象。
音乐人苏阳：我父母他们都是（支边青年）十几岁就到宁夏了，我是在浙江出生的，1976年的时候，我7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着我从浙江来宁夏。外面的就基本上是一片特别空旷的，就是一片黄土地。跟七岁之前在浙江时候的生长环境完全是两回事，基本上见不到绿色。以前没有同心路这个概念，就是一条小路，小路旁边一开始卖点小买卖，时间长了到了九十年代初，92年、93年的时候，就已经挺热闹了，街上开始扎堆做生意。
音乐人苏阳：对我来说，对黄河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直在转变的，从最早，我记得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们同学一起去黄沙古渡，那会儿羊皮筏子还不是作为一个旅游项目，它是一个实际的工具，漂在水上，承载人，人要靠它去过河岸，拉东西。那会儿的劳动方式、工作方式跟今天是不一样的。在城市化的今天，所有的土地都被水泥、钢筋覆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认识自己身上的这条河。你要认可科技在进步，所有的载体都以现代化的方式在呈现，那么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传统的艺术或者民间的艺术。
音乐人苏阳：1999年到2000年那会儿，可能让我对自己的音乐就是比较多的模仿，欧美的这种音乐模式，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有隔阂，然后就当时我觉得我的音乐应该有新的元素。从朋友那得到一张非洲音乐的田野录音，就是他们劳动的声音，他们祭祀的声音，他们各种生活里的歌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听过的偶然的那些一句半句那种宁夏民歌。然后2003年去西海固，一开始就找的马生林老人，我听到了一个跟以前在欧美音乐，这个主流的音乐里面听到的很不一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恰恰是跟我的环境息息相关的。在西海固后来逐渐就认识挺多的花儿歌手。
苏阳：李老师，你后来是不是还学了段声乐？
李老师：就在文化馆，安妮老师和那个何陈秀老师给我讲了声乐的方法，十年不会唱歌，也不会唱花儿，不知道怎么唱，什么都不会唱。一下子固原好像有一个会演，就苏团长说是李凤莲，你试试你的嗓子能唱吗，最后我就去乐队一对乐，说是哎，行行行，就开始找着那个感觉了，也找着那个唱的位置了，嗓子也找着了，就开始又唱。
苏阳：下午是《看女》是吧。
张进来：《看女》，你看他们都化妆了。生意这就这情况，采取的是观众来不买票，只有看戏，自愿搭红，搭红就自愿上份，你看我唱得好，你给10块钱，20块钱上行了，你觉得我唱得不好了，你坐着看个戏，等于有钱人帮没钱人买张票了，没钱人白看戏。
张进来：不容易反正是。尤其是多元化的文化下一冲击，传统的东西，虽然是大家都在提倡这个，但是做起来还是难得很，尤其是我们这民营剧团。
记者：这么难为什么还做？
张进来：因为他这些人，他在专业剧团年龄段过了，他离不了这个剧团，他一生就靠这维生了，他要养家糊口啊，你说他现在干啥去，力气力气过时了，年龄年龄段过了，他能学个啥，只有吃他的老本行，去学戏，唱戏，只能维持生计。
音乐人苏阳：不管花儿还是秦腔，它都是在黄河流域这个地方长出来的一种音乐。2016年做了“黄河今流”的这个艺术计划以后，它其实就是来自于中国黄河流域的民歌，它给我的这个启发。创作是开放的，重要的是你跟母体之间要有一个对应，没有根的艺术是走不远的。
音乐人苏阳：我们在河边生活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是河里的一滴水或者一滴沙，只有这些具体的人他存在，然后具体的歌声，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人在塑造黄河，黄河它才有存在的意义。
（总台央视记者 石岩 梁珊珊 吕侯健 邓荣 解超全）
（编辑 王洪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