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 ——李颙《悔过自新说》
世人皆知明末清初时期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著名的思想家，他们发出的声音：“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天下者，必循天下之公。”至今都是人们熟知的名言，脍炙人口。可与他们处于同一时期，有着这样一位大儒，他与黄宗羲齐名，更是令顾炎武自愧不如，他就是被称为“海内大儒”的李颙。
李颙，号二曲，他最为著名的思想之一便是“悔过自新说”，他认为不论是四书还是六经，这些圣贤之作归根结底讲究的都是“悔过”二字，上到皇帝，下至百姓，如若人人皆能悔过自新，那天下太平自然能够轻易的实现。可实际上使得李颙在当时闻名于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与思想，而是他高尚的气节，身为明末遗民的他一辈子坚决不穿满服，即便康熙下旨召他入仕为官，也被他以死相拒。最终康熙只好作罢，御赐“操志高洁”四字，给予李颙极高的评价。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关外的满洲政权也虎视眈眈，加上天灾和瘟疫的降临，使得明朝迅速走向了衰败和灭亡。李颙的父亲也被应征入伍，最终战死沙场，落下年幼的李颙和母亲一同生活。家中没有了顶梁柱使得母子二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很多时候只能挨饿，省吃省喝才能度日。即便如此，他的母亲也坚持送他到私塾读书，可由于无力提供学习费用，李颙只得辍学回家。但李颙并没有放弃对“圣贤书”的向往，他求知若渴，即便在砍柴挖菜的路上和闲暇之余也是抱着书不放。李颙求知的事情被当地大户知道后，深受感动，便将家中藏书借予李颙，供李颙学习。从此，李颙便潜心修学，对四书六经都了然于胸。
康熙九年，李颙去祭奠亡故的父亲，之后便到处讲学历练，一时名声大噪。各地的名儒志士听闻李颙讲学，便争先恐后，座无虚席。但随着李颙的名气不断增大，他也自然被当时的满清官员盯上了。康熙年间的清朝统治并未深入人心，存在着大量的明末遗民，他们对清廷充满着不满，康熙帝为了笼络汉族名人志士为他所用，便命令官员推举各地汉族鸿儒入仕为官，收拢民心。
而李颙正是清廷所需的汉族鸿儒，在陕西总督鄂善的再三邀请之下，李颙答应前往关中书院讲学。讲学之初，鄂善命人为李颙制作了一套崭新满清的服饰，李颙虽笑着收下，可在讲学时却从未穿过满服，他说自己虽然答应来此讲学，可始终是以庶民的身份，窄衣小袖不是他想要的，自然也应当穿着庶人宽松大袖的衣服。在讲学的这段时间里，李颙吸引了各地的学子前来求学，可李颙始终保持秉性，不轻易收学生，也从不奉迎各级官员。
在清廷求贤入仕，迫切需要汉族官员时，陕西总督鄂善向朝廷推举了李颙，李颙得知后慌乱无比，急忙写信送往鄂善处，称自己偶感风寒，久治不愈，已经无法正常行走。李颙的志向在于讲学传道，而不是入仕为官，虽然明朝灭亡了，可他心中一直坚守着民族的气节。就这样称病的李颙推脱着在家中待了几个月。可是清廷显然没有放弃李颙这样的人才，几个月后清廷又下发了对李颙的征召令，李颙得知后仍然严词拒绝，并对外称病。可这次的官府并没有轻易放过他，官府不仅对诊治李颙的大夫施以重刑，更是直接将卧病在床的李颙连人带床都抬到了官府，一时之间引起了轰动。县官看到卧病在床的李颙于心不忍，便告病回复负责此事的院司。
不料院司得知后竟然派人前来催促，令李颙尽快启程。李颙无奈之下同意待整理完备后启程，可李颙却暗自写下文书准备上书朝廷。县官得知后也怕引火烧身，将事情告知了接送李颙的院司官员，院司官员便强行将李颙带走，送往省城，再前往京城。可到了省城后，李颙再也不愿前进一步，李颙已经做好了大义赴死的准备。院司的官员眼看着没办法了，不再强迫李颙，只得向朝廷如实禀报。可哪有不透风的墙，李颙的所作所为被传颂了出去，在国内引起了轰动，世人皆对他赞叹有加，就连后来康熙得知后都深受感触，赐予他一个牌匾，上面亲自书写四个大字“操志高洁”。
李颙的一生可谓是艰苦卓绝，不仅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凭借自学成为了一代大儒，更是明哲保身，誓不仕清，并且最终即便在清廷的逼迫之中也没有低下高昂的头颅，保全了节气。安身立命、传道解惑，这是李颙一生的追求，也是李颙为之努力一生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