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私人藏书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发端于春秋战国，在唐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在明代达到兴旺。明代藏书十分丰富，尤其是私家藏书。据清末民初人叶昌炽专门记载历代藏书家故事的《藏书纪事诗》所述，五代至清末藏书家共有1175人，其中明人即有427人，高于以往的任何朝代（五代15人，宋184人，辽1人，金4人，元35人），只有后代的清代比之稍多，据此可见明代私人藏书之繁荣。
古代文人雅士
而明代私家藏书繁荣的状况并非一蹴而就的，其发展大致可以归为三个时期：明初至天顺年间的起始期；成化至隆庆年间的繁荣期以及万历至崇祯末年的延续期。
首先，明初至天顺年间，明代私家藏书受宋元时期的藏书风气影响，开始产生。这一时期，藏书多由高官显贵倡导，尤以浙江宋濂、江西杨士奇、江苏叶盛最为著名，而普通庶民百姓涉及不多。
成化至隆庆年间，由于明代社会的繁荣与发展，私家藏书也得以持续发展，直至繁荣。这一时期，不仅藏书的数量、规模显著提高、扩大，藏书者范围也由高官显贵日益普及到普通的士庶布衣，出现了徐献忠、唐顺之、王世贞、范钦、茅坤等一大批藏书家。
万历至崇祯末年，与朝廷日益腐败、社会每况愈下相对立的是私家藏书业的持续发展与延续。这一时期。依旧有大批的藏书家诸如毛晋、钱谦益、胡应麟等涌现。
造成明代私家藏书兴旺这一现象的原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将原因分成四类：即前代的累积；政治政策的影响；社会风尚的感染及官府藏书的不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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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藏书，相当大一部分也是以前代的积累为基础，而后不断发展扩大。虽然由于周期性的破坏，会导致一些图书的散佚，但任何藏书都不会是没有基础、从零开始的。明代私人藏书家就继承了宋元私人藏书的遗风，且愈演愈烈。“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而毛晋为了收集宋元版本，更是不惜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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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开国者励精图治，针对刚刚建国、民生凋敝的社会现状，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努力恢复生产。因此明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发展，带来了大批的工人，为图书事业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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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据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明代在造纸的选材、配料方法和工艺上多有进步，以生产竹纸、绵纸为主，远胜前代，为书籍的印制创造了物质条件。
而在印刷方面，明代的工艺也多有改进。印刷工具广泛，木、铜、锡、铅四种活字都曾经在明代问世过；彩色套印、饾版和拱花等套印技术的发明，均极大地增强了印刷的效率，标志着较宋元印刷业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书籍的快速印刷、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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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纸、印刷业发展的前提下，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著《十三经》，费仅百余金。故刻稿者纷纷矣。”明代刻书并未加以任何限制，并且由于其廉价这一特质，使得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极为繁盛。因此，明代刻书业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明代藏书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私刻，更为直接地为私人藏书锦上添花。
由于刻书业的发达，明代的书籍流通业也变得十分兴盛，各地书肆广泛地开设，为藏书事业带来了便利，无形中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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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政策的影响下，大量的工人产生，伴随着造纸业、印刷业、刻书业以及书籍流通业环环相扣的发展，最终促进了明代私家藏书的兴旺。
在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除中期的土木堡之变、倭寇侵扰东南以及偶尔的小规模动乱外，整体呈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即使一些书籍由于藏书家个人原因散佚后，往往不会灰飞烟灭，而是会由其他的藏书家接手。范钦天一阁的藏书来源有其一就是同乡丰氏万卷楼的旧藏。
岳麓书院
丰氏是南宋以来的望族，藏书很广，丰坊晚年患病，藏书丢失严重，又遭大火。其后残余，尽归范钦。
在朱元璋推翻元朝，创建明朝的过程中，受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以及其他投奔他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明白了知识、书籍的重要性，懂得了书籍在记载和传授前人历史经验上的巨大作用，因而他不仅自己重视读书，而且还注重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重学的风气，采用举荐、兴办学校、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
在洪武元年（1638年）8月，朱元璋废除了书籍和田器税。在建国第二年，朱元璋就诏谕中书省：
“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立郡县皆立学。”
古代科举是士人摆脱其阶级的最有效途径，而明政府规定以八股取士，考试时专取“四书”、“五经”为题，使得想要做官的士人必须读书、藏书。无论是科举，还是免除书籍税，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体现了统治者对于图书事业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藏书为贵、刻书为荣、卖书为业”的社会风尚。在这种社会风尚下，官府藏书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政权，私家藏书则体现了明显的自主性，受其个人学术价值取向及文化层次的影响。藏书者因这种社会风尚藏书，所藏之书又符合其个人取向，从而促进其学术发展。总的来说，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统治者的鼓励提倡、兴学、文化活跃种种的社会风尚，共同感染了世人，使其置身于对藏书的不断索求中。
明朝皇帝
正统末年以后，明朝的国家藏书开始走下坡路。正统十四年南京宫殿发生火灾，文渊阁藏书“悉遭火灾。凡宋元以来的秘本，一朝俱尽。”皇帝们此后不再关心图书的典藏，更没有注意派人搜集新的秘本。同时，正是由于皇帝们的不上心、不重视，国家的藏书不仅不再增加,而且由于缺乏严格的藏书管理制度，常有人监守自盗，隐为私藏，精本善本丢失较多。加之因为缺乏定期的整理、校勘工作，使得早期积累的图书，到了中后期损失十分惨重。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清理文渊阁藏书后编出的《内阁书目》八卷中，其内所载图书与160多年前杨士奇等所编的正统书目相较，已经十不存一了。正是因为如此严峻的官府藏书情况，使得当时的世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都想要挽回这一藏书史上的不幸局面，开始大量地、想方设法地收集图书，最终直接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发展。
在如今信息迸发的时代，即使有了各种便捷的方式来搜集、整理信息和书籍，但有些资料注定不能被电子化，我们也仍旧不能舍弃纸质的书籍。同时，在国家的大政方针层面，要加大对文教的投入，注重对社会向学风气的引导，要充分利用国家的资源，做好资料的搜集、整理、保护工作，这样才可以保存属于我们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