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南窟全景。
安岳千佛寨第二十四窟造像。
安岳毗卢洞8号龛柳本尊十炼图力士。
广元千佛崖大佛窟菩萨造像(北魏)。图片均由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
从中唐至两宋，川渝石窟渐成中国晚期石窟造像的代表。
目前，川渝两地已知的古代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有8000余处，是中国石窟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地区。
“千龛宝相列森罗，百尺金身拥堆壁。”在广元城北古金牛道栈道旁的崖壁上，千佛崖石窟面向嘉陵江伫立，数万尊佛像分布在上千个层层叠叠的造像龛中。即使见过众多石窟的游客和学者，也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千佛崖便是川渝石窟里一颗璀璨的明珠。川渝地区佛教摩崖造像可以追溯至汉代，在南北朝时期逐渐成熟，从中唐至两宋，川渝石窟渐成中国晚期石窟造像的代表。目前，川渝两地已知的古代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有8000余处，是中国石窟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地区。它们如星点般洒落在与古道相连的山间河谷，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最终在川渝地区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发展出极富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造像题材和风格。
然而，除了大足石刻和乐山大佛等著名的石窟寺外，更多川渝地区的石窟长时间不为人知。今年4月，川渝两地签订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巴蜀考古和石窟文物保护展示也将联动协作，将川渝石窟作为一个整体保护研究，让巴蜀悬崖峭壁上的石刻焕发熠熠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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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古道山河开凿
嘉陵江流域数量最多
川北门户广元位于嘉陵江上游，地处连接中原北方和四川盆地的交通要道金牛道上，许多高僧大德、文人墨客、能工巧匠从长安、洛阳和甘肃陇东由此进入四川。这里的千佛崖和皇泽寺摩崖造像，因此成为川渝地区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造像群。
公元三世纪左右，作为传播佛教的艺术使者，石窟艺术从古印度经过西域传到中国。南北朝，佛教兴盛，佛教造像也达到第一次高峰。南北朝晚期，随着西魏北周军事上对南朝蜀地的征服，佛教信仰进一步进入到四川地区。
南北朝以后，除了广元所在的金牛道外，米仓道、河南道以及长江水道，皆是佛教入川的重要通道。这些古道与河流水系交错相连，在水路和陆路交通交叉之处，成为石窟造像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佛教石窟寺及造像研究专家雷玉华梳理了川渝石窟分布规律，“嘉陵江、沱江、岷江三江流域几乎包括了除重庆以东区域之外的所有汉传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这当中又以嘉陵江流域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其次是沱江流域、岷江流域。”按照古道和河系的分布，雷玉华将川渝石窟分作三个区域。川北地区以广元和巴中为中心，石窟分布在北方入川的两条主要通道两旁，这一带都属于嘉陵江流域。“这里佛帐形龛特别发达。”川西地区是金牛道上的绵阳及其南边的四川西部区域，这片区域以成都为中心，属于岷江流域和嘉陵江支流涪江流域。“它们是川渝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川中及川东区域包括四川盆地以东的四川中部、东部及重庆，最远辐射到川南的泸州地区，分别属于沱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这个区域除了有大量唐代摩崖造像以外，也有中国宋代最集中的密教造像。”
B
发展由北向南
以成都为中心
石窟艺术的风格随时代变化，早期造像更接近于北方传统，晚期发展出独有的地域特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川渝石窟发展的总体特点是“由北向南，以成都为中心”。
“现在大足石刻、安岳石刻比较有名，但它们是四川乃至中国最后石窟造像高潮的代表，川渝地区的早期石窟首先要看川北的广元和巴中区域。”孙华说。
作为川渝石窟的发展源头，川北是川渝石窟非常重要的区域。其中广元石窟始凿于北朝晚期，早期洞窟与中原北魏龛窟接近，呈现“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中原风格”。至唐之后，广元石窟进入大规模开凿阶段，这以后的造像是典型的唐代造型，人物形象逼真生动，身材比例圆润，衣饰线条流畅，代表了广元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平。
巴中石窟是川北区域另一个中心区域。这里绝大多数龛窟是当地官员或平民阶层出资开凿，目的是祈福消灾、保佑太平。这些龛窟造像规模较小，没有富丽堂皇的景象，更注重“写实性”，世俗化的风格开始显现。
不管是从金牛道还是米仓道入川，目标皆是蜀地中心成都。孙华说，川西区域石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呈扇形分布。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凋敝，川渝地区成为全国石窟造像的中心，以成都为中心的石刻艺术也进入鼎盛时期，比如乐山及周边地区的仁寿牛角寨、龙岩，夹江千佛岩，丹棱郑山以及眉山、彭山等地，有两万多尊佛像都刻凿于这一时期。
因为地处平原，成都石窟多分布在平原周边的山区。不过，在成都的考古，发现了不少珍贵的寺院遗址和佛像，如万佛寺、西安路、同仁路、商业街、实业街等。其中万佛寺出土的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净土变石刻及宋、梁时期佛造像，是四川地区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
不同于川北早期石窟的风格，这些造像继承并发扬了南朝成都佛教的特色，而且内容体裁更加广泛，比如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在青衣江北边的石壁上，绵延600余米，内容丰富，汇集各种形象，民间还有“嘉州造佛求其大，夹江造像求其多”的说法。嘉州是指今天的乐山地区。石窟造像往南发展，开始出现大型的大佛和卧佛，身高71米的乐山大佛就位于这个区域。这些地方是当时川渝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条件创作一些规模宏大的佛像。
石窟艺术继续南行，发展到川中和川东区域，开始出现成规模体系的石窟造像。“这在四川石窟乃至全国石窟都算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孙华说，在四川安岳和重庆大足、合川等地，石窟开凿都可见由某一个人主持规划，统一雕凿的具有系统性的石窟寺。
由于唐武宗灭佛，中原佛教开始没落，北方几乎停止了开凿造像。与此同时，川渝地区的摩崖寺和石窟造像继续发展。孙华说，由于很多教派在四川得以保留，晚期川渝造像题材丰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南部的摩崖寺和石窟造像，不仅具有世俗化和生活化的特点，还出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情况，这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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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川渝石窟少关注？
皇室背景和民间力量悬殊
尽管川渝石窟分布广泛、数量最多，是全国石窟造像艺术晚期发展的典范，但除了乐山大佛和大足石刻，其他地区的石窟很少被人关注。
为何川渝地区的石窟艺术长期未被重视？孙华认为，这是由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所致。佛教和石窟艺术在中国发展阶段，四川远离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石窟大多由地方官员和当地宗教团体开凿，规模相对较小，较少鸿篇巨制的巨作，反映的也是民间和地方的特色。
我国的著名大型石窟，通常位于当时的行政中心，往往具有皇室背景。比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位于北魏首都平城附近，由北魏皇室资助修建。后来北魏首都迁至洛阳，以北魏皇室为首的统治集团又继续开凿了龙门石窟。
川渝地区石窟地势偏僻，很多藏在山林之中，留下的记载不多。如今闻名世界的大足石刻，在1945年杨家骆组团考察之前，就长期湮没在深山之中，不为人知。而位于重庆合川涞滩的二佛寺，是中国罕见的佛教禅宗造像，著名石刻专家段文杰称之为“宋代石刻艺术的精华”。“然而，这处石窟在地方志上都没有记载，很多考古工作还未进行。”孙华说，“发现晚，认知少，材料不全，这是川渝地区很多石窟没被重视的原因。”
另外，孙华认为，从艺术角度来看，很多学者看惯了早期石窟造像风格，不容易接受川渝石窟世俗化、写实性强的特点。如梁思成就不是太喜欢大足石刻，认为显得俗气，但一般老百姓反而更喜欢看这样“接地气”的作品。“艺术喜好虽因人而异，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知名度与学界认同挂钩。许多知识分子倾向于年代价值早、表现风格异域的石窟造像，自然对川渝地区的石窟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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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石窟不可分割
合力保护任重道远
川渝石窟研究寄望于当代发力。今年4月，川渝两地签订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将协同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巴蜀考古、石窟文物保护展示等11个方面联动协作。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此前接受采访表示，川渝共同开展石窟文物保护展示大有好处，希望川渝加强合作，让川渝石窟作为一个整体蜚声中外。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川渝石窟都是不可分割的。”孙华说，从行政区划来看，古代四川的行政区划，川北包括陕西的汉中，元代才改属陕西；川南涵盖了遵义，清初才从四川划给贵州；而重庆成立直辖市，更是晚至1997年的事。从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而言，四川石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石窟造像向周围山区呈圈状展开；川渝石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北向南渐次发展。“将川渝石窟分开来看，石窟艺术发展的头尾就不清晰。”
另外，川渝石窟位于盆中丘陵的地理自然环境中，这里的石质为四川常见的红砂石，易于雕刻，容易风化，且都数量众多，比较分散，面临同样的文物维护修缮问题，将川渝石窟作为整体，更有利于石窟的保护和管理。
孙华说，大足石刻是石窟艺术最后的集大成者，比较早开展了石窟寺考古、研究和保护，已经出版了11册19卷的《大足石刻全集》，记录了大足石刻的研究、保护和申遗之路。相对而言，川渝早中期石窟的考古报告还缺少完整系统的刊布，两地应该继续加强合作，进一步梳理川渝石窟发展脉络和风格特点，发布研究论文和专著，并形成系统的考古报道。“尽管川渝石窟的保护研究任重道远，但作为中国石窟造像艺术晚期发展的典范，未来川渝石窟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维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