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九年，对应公历1859年2月3日至1860年1月22日，岁次己未，羊年。
虚岁49岁的曾国藩进入本命年。
去年十月初十日带来的血光和寒意并未散尽。
安徽三河古镇。凛冽月光下，湘军6000精锐的鲜血染红了丰乐、杭埠、小南三条河流。
湘军之杰、第一悍将李续宾阵亡。
曾国藩的弟弟——时年36岁的曾国华丢了头颅。
趁太平军内部火并，稍稍扭转战势的湘军，此役过后，“军气已寒”，湘军家乡——湖南湘乡，“处处招魂、家家怨别”。
就在这失败而悲伤的气氛中，曾国藩迎来新的一年。
正月初一，在江西建昌军营中，他写了一封家书。
01
家书
这封家书全文如下
澄侯、沅甫、季洪三弟左右：
十二月廿三日，接澄、沅初十、十一日信，除夕又接十六日信，敬悉叔父大人体气渐好，不至成中痰之症，如天之福，至幸至幸。
两弟函中所言各事，兹分条列复如左：
（一）先考妣改葬事决不可缓。余二年、七年在家主持葬事，办理草草，去冬今春又未能设法改葬，为人子者，第一大端，问心有疚，何以为人？何以为子？总求沅弟为主，速行改葬，澄弟、洪弟帮同料理，为我补过，至要至祷！洪夏争地果可用否？吾不得知，兹亲笔写二信与洪、罗二处，以冀或有所成。
（二）张凯章于十八日至景德镇附近地方，十九日允两路进。王、吴走西路，凯章走东路。王、吴挫败，义营亡百人，吉左营九人，副湘营三十七人，营务处十二人，在行仗则已为大伤，幸凯章全军未与其事，现尚扎崖角岭，去景德镇二十余里，势颇岌岌。兹札调朱南桂、朱惟堂飞速来军，望即专人送去。又，王人树一信亦速送去。筱岑信弟阅后封寄。
（三）季弟决计出外，不知果向何处？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润之、左季高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沅弟宜再三开导，令季弟择人而事，不可草草。或沅、季同来吾营商定后，再赴他处亦可。
（四）沅弟所画屋样，余已批出，若作三代祠堂，则规模不妨闳大；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盖吾邑带勇诸公，置田起屋者甚少；歭衡家起屋，亦乡间结构耳。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望沅弟慎之慎之，再四思之。祠堂样子，余亦画一个付回，以备采择。
（五）科一喉痛，系先天火亏之症，宜服参茸姜附等药，庶可一劳永逸，切不可服凉药，千万记之，余不一一。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书，元旦。
这是一封典型的曾氏家书。
令人隐隐感到震撼的，是这封写于战事新败、胞弟惨亡不久之后的家书，语气却很镇定，且安排周全，分寸纹丝不乱。
澄侯、沅甫、季洪，分别是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
像曾氏所有家书的例行开头，曾国藩在这封信中首先通报了家书往来收发情况，还特别表达了对叔父健康的挂念。
正文提到五件事。注意事件的排序：一是已故父母的改葬；二是近期战事；三是弟弟的事业；四是家族祠堂的修建；五是对晚辈小疾的关切。
这或许反映了曾国藩心中对世事的关注程度。
他将父母改葬事排在第一，语气激动，充满自责，客气而又认真的“总求”弟弟们速行办理。
第二件是战事。家信里说国事，是曾氏家书的一大特点。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曾氏兄弟都在为公效力，家、国融合难分，另一方面或许是曾国藩借写信对弟弟们进行事业上的指点吧。
从信上也可看出，此时战事很被动，但他却临危不乱，在积极调度。
第三件是老弟弟曾国葆（季洪）想外出从军。作为大哥，曾国藩态度并不专断，他认为“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林翼、左宗棠可与共事，建议弟弟在两人中“择人而事，不可草草”（最终曾国葆跟随了胡林翼）。
第四件事，针对修建祠堂，他对弟弟画的图纸提出建议，并且自己还画了一幅图纸寄回去供选择，还谆谆告诫：“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第五件事，他居然给晚辈看起病来，诊断为“先天火亏”，开出药方“宜服参茸姜附等药”，并再三嘱咐：“切不可服凉药，千万记之。”
数一下，曾国藩这一年共写了32封家书，平均十一天半一封。
这数量其实已经不少了，在他写信的书桌周围，可是无边无际的血腥战场。
02
战事
1858年，意外的三河惨败，令湘军此年开局战势煞是窘急。
这年四月，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告危。
据曾国藩的门生黎庶昌等编撰的《曾国藩年谱》，“湖南永州解围（指太平军突破湘军围城军），贼（对太平军的蔑称）以全股围扑宝庆府城”、“湘军从军在外者，人怀家乡之虑”。
军心已分，处置稍偏差，就可能大失控。曾国藩如何应对？
“公（曾国藩）札饬各营官禁勇丁告假回籍。委员至衡州府城，坐探湖南贼势军情，三日一报，随时函告各营以慰之。”一面严明军令，禁止湖南兵士请假回家，一面派人到湖南前线观察战况，及时通报，抚慰人心，一威一恩，稳住危势。并在合适时机，派李续宜（李续宾的弟弟）部“由黄州回援湖南，击贼于宝庆城外，大破之。石达开窜入广西镜。湖南解严。”
打仗打的是纪律和人心，他将这两者完美调和。
曾国藩的军功，被评以“中兴”，至大至显。但纵观他一生征战，却并未见有什么奇谋、奇战，他一直“打呆仗”。
《曾国藩年谱》记道，这年十二月，“公与营官讲求坚垒浚濠之法，濠深丈有五尺，躬亲巡视量度，虽风雪不避也。”
“坚垒浚濠”，就是湘军著名的“扎硬寨”。
一支军队的风格大多是由主帅的性格所决定。
曾国藩患有牛皮癣，几乎一生都被这个病困扰。但，居然由此演绎为他是巨蟒转世。
他的门生黎庶昌竟然将这个奇说写进了年谱：“公生（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亥时，时竟希公（曾国藩曾祖父）在堂，寿几七十矣。是夜梦有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已而入室庭，蹲踞良久。公惊而寤，闻曾孙生，适如梦时，大喜曰‘是家之祥，曾氏门闾行将大矣’。”
湘军另一个悍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擅打围城战，被他的敌人称作“曾铁桶”。
兄弟主帅，一条巨蟒，一个铁桶，塑成湘军稳、硬、狠的战斗风格。
安庆、天京围城战，湘军就如一条钢铁大蟒箍住城池，里面的人不突围，尽管外面数倍援军，对它也斩不动、掰不开，耗得城池和援军都力竭绝望时，稍一发力，即可勒碎猎物。
这年十月，曾国藩上奏四路进兵之策，湘军军气复暖。
03
文章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
葛陆范马，周程朱张；
韩柳欧曾，李杜苏黄；
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八字一句，合辙押韵，读几遍就能记住。
三十二个字对应三十二个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和程颐（二程算做一人）、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将这三十二个为圣为师的大人物请到一起的人是曾国藩。
1859年正月，湘军正陷入苦战，主帅曾国藩却在指挥作战之余，用六天时间，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
在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的《圣哲画像记》序言中，赵衡写到：“维文正公学问事功，为前清一代不数出之人，而其规模略具于此记”，可见此文极有份量。
曾国藩在记中写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姚先生是姚鼐，曾国藩自认文章出自桐城派，所以，按照姚鼐的义理、辞章、考据的学术理论，他选择了这三十二个人作为三方面的典范。
大致可以这样解释：做学问写文章，立意立论方面要学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行文技巧方面要学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考据方面要学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将浩如江海的典籍，如此择要分类，真是独到而简洁，堪称“大学问”。
但曾国藩写这本书的初衷却是小的很。他写到：“……乃择古今圣哲三十馀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原来他想写的只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留给家族后辈的读书指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有趣的是，世界书局版《圣哲画像记》的后面，赫然图上曾文正像（落款是：山阴后学田康济敬摹），附上《曾国藩传》，写三十二圣哲记的人，成了第三十三名圣哲。
04
本命
咸丰七年（1857）闰五月，曾国藩在家中接到上谕：“……又令曾国华带勇远来援应，尤属一门忠烈。”
曾国华是曾国藩的胞弟，后来过继给曾国藩的叔父。这道圣旨是在曾国华从军后，圣上表扬曾氏兄弟共赴国难的忠勇行为。
受到朝廷旌表，自然是无上的荣光，所以，曾国藩的叔父想借上谕立一块“一门忠烈”匾额，光耀门楣。但是，曾国藩对“一门忠烈”四个字，十分忌讳，所以匾应该是没有立。
咸丰九年（1859）正月，曾国藩在军营中再次接到上谕：“……该故员（指曾国华）历著战功，一门忠义，着再加恩……”
接到这道上谕，曾国藩百感交集。因为此时，曾国华已经阵亡（所以圣谕中称“该故员”），而且头颅至今没有找到。
先后到来的“一门忠烈”和“一门忠义”，让曾国藩对定数之冥冥深感悚忌和无奈。
曾国藩和他的兄弟们私下讨论了这件事。
曾国潢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中，说是“变格谶语”，
谶语一般是指无意道出却事后应验的坏事，变格，就是指“一门忠烈”变为“一门忠义”，曾国华的惨死，应验了两道上谕。
曾国藩作为长兄，对兄弟们十分关爱。
他的弟弟曾国华“读书颇有识”，但科举却屡屡失意。科场失意，曾国华转而想借大哥的声威谋求军功。从当时的家书往来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内心深处是不愿意曾国华从军的。但是，性格偏激的曾国华铁心入伍，曾国藩阻拦不住。当曾国华确定从军时，曾国藩为这个郁郁不得志的弟弟，用心良苦地选择了湘军之杰、第一悍将李续宾这支常胜之师以便取功，未料，李部6000精锐却在安徽三河遭到意外的惨败，曾国华殒命时年仅36岁。
曾国藩无奈感叹“然此等大事，冥冥中有主之者，皆已安排早定。”
命，这个字，曾国藩一生都在感叹、感悟它。
他在这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到：“思人心所以扰扰不定者，只为不知命。”“吾涉世数十年，而有时犹起计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愧也。”
他虽一直处在高位，但上有皇权辖制，好多事他没法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办，说了不算的那部分，就是他无法控制的“命”，何况还有各种神秘的说不清，加在一起就是“天命”吧。
这年他四十九岁了，更深切感受到“命”，也更透彻感悟到：知命才能定心。
这肯定不是一种消极，而是看透后的想开。
实际上他对命真正的看法和做法是“天命居半，人力居半”。
来看看在这一年，占到一半的“人力”，他又做了什么？
他这一年的生活看起来竟然很规律：在军营中，每天早起清理文件，然后吃早饭，之后见客，安排军事、政事，中饭后，练字、写信，晚上读书、写日记。经常下一两盘围棋，还有一次兴致颇高的听了一场雨。
他很是关心家里事：他在信里指出儿子来信中的错别字，并批评和点拨他的书法，他给儿子、侄女的婚事亲自选备了礼物派人送去，叔母过生日他送去一匹春罗、四匹夏布、一封燕窝、二斤鱼翅，他细心告诫自己在家主事的弟弟“吾家仕宦之家，凡办喜事财物不可太丰，礼仪不可太简”，并请弟弟“闻我在外今日尚有错处，不妨写信告我”。
他亲笔撰写了《林君殉难碑记》《湖口水师昭忠祠记》《毕君殉难碑记》等文章，纪念和表彰阵亡的将士。即便在行军的船中，他也每日静坐读书，偶有学生来拜见，他都细心点拨他们的文章和事业。
他这一年癣疾大发，目疾也日以增甚，时感目光昏花作疼难于久视，有时感叹精神日衰，老境大臻，却做到“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
最后补上一笔，在上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一个年龄比曾国藩小一轮（12岁)的人来到他的帐下，他们共同度过了本命年，这个人是李鸿章。
参考资料：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6月第2版；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世界书局1936年初版影印本；
黎庶昌、王定安等撰，李翰章、李鸿章审订：《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2017年4月第2版；
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1月第1版。
策划：鱼羊史记 监制：鱼公子
撰文：王昊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