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得到公认的“诗豪”
文 / 陈占敏
在《谒柱山会禅师》诗中，刘禹锡自述“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他说的当是事实。他跟柳宗元等人参与“王叔文改革”，事败遭贬，他的感慨便更多了一些个人遭际的苍凉，不是那种不着痛痒的无病呻吟了。有一些为诗者自作多情，没有多少来由地咏物抒怀，物是寻常之物，怀也是一般心怀，诗自然也就连篇套话俗话，没有什么新意，纯粹是作诗自娱了。此类为诗者，自古至今都不乏其人。
刘禹锡作诗是真正有感而发的。他曾跟元稹等人在白居易那里，论南朝兴废，各赋金陵怀古诗抒怀。刘禹锡满斟一杯，饮罢诗成，这便是“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那首律诗了。白居易阅诗道：“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罢唱。
刘禹锡的感慨好多都是关乎盛衰兴废的。他的《马嵬行》，“路边扬贵人，坟高三四尺”，“军家诛戚族，天子捨妖姬”，抒写过去了不远的本朝历史，他的态度是鲜明的，并不讳言李唐皇家的荒唐败国。他不是那种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前代皇帝的劣迹本已有目共睹，天下共诛之了，还要摇唇鼓舌，大献谀诗，大唱颂歌。他的《平蔡州三首》，“忽听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写宪宗朝李愬雪夜入蔡州平叛，看似颂扬，实寓贬责；天宝年间，不也是爆发了“安史之乱”吗？又哪里来得什么承平呢？如果刘禹锡真的是那种没心没肺的诗人，他就跟后世乱窜乱蹦大唱“高兴啊高兴今儿个真高兴”的无耻之流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怎么还会写出“千寻铁锁沉江底”那样的诗句呢？《踏歌词四首》中“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至细腰多”的感慨也不会生发，《韩信庙》“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的锥心之痛也不会有了。“兔死狗烹”诛杀功臣的皇帝历朝历代都有，可是，那些没有灵魂的“诗人”偏偏不看那样的史实，还要昧着良心一味称颂，还让人有何话说？
参与王叔文改革时，王叔文极为赞赏刘禹锡的才能，曾经称其“有宰相器”。王叔文改革失败，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坐贬。刘禹锡“时久落魄，郁郁不自抑，其吐辞多讽托远，意感权臣，而憾不释”（《唐才子传》）。虽然如此，刘禹锡作诗，却不像柳宗元那般凄苦。他与白居易友善，与白居易唱和酬答的诗甚多。“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詠老见示》）这是老年诗人的互相慰勉，一出却成名句，具有了普遍性意义，是生命的不屈了。“燕子双飞故官道，春城三百七十桥。”（《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江南春色满眼，不得志的诗人有了一时的轻松，他把兴亡之慨失意情怀暂时放开了。“君酒何时熟 ，相携入醉乡。”（《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命运多舛的诗人难得如此闲适，好友相聚，哪怕再触动起满腹心事，以酒浇愁也好。在唐代以至后代诗人中，像刘禹锡和白居易之间这样唱和之频的诗人并不多。《酬乐天闲卧见寄》，《酬乐天小亭寒夜有怀》，《秋中暑退赠乐天》，《酬乐天感秋凉见寄》，《秋晚新晴夜月如练有怀乐天》，《新秋对月寄乐天》，《酬乐天小台晚坐见忆》，《早秋雨后寄乐天》，《秋晚病中乐天以诗见问力疾奉酬》，《和乐天烧药不成命酒独醉》，《元日乐天见过因举酒为贺》……把刘禹锡与白居易酬唱的诗题一一列下来，也是长长的一串。诗人中，有这样的知己至交，在刘在白，都是一种难得的幸福，而今罕有了。白居易确是刘禹锡的知音，他曾推崇刘禹锡为“诗豪”，说“刘君诗在处，有神物护持”（《唐才子传》）。
尽管有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作知己好友，酬唱应答，刘禹锡仍然有知音难求之叹。“裴生久在风尘里，气劲言高少知己。”“人言策中说何事，掉头不答看飞鸿。”（《送裴处士应制举诗》）言裴又何尝不是自况。在诗的小引中，刘禹锡称晋人裴昌禹“性是古敢言，虽侯王不能卑下，故与世相参差”。气高敢言，不卑于侯王，总是难为世容的。你若是言有高论，关系到治世用世，“侯王”们更要掉头不顾而看飞鸿了。
刘禹锡“有宰相器”，而参与王叔文改革，他必定会有一些谠言直论，切中时弊，匡世有利吧，他不被用，也是必然的。他在《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中崇敬前辈诗人贺知章，慨叹“偶因独见空惊月，恨不同时便服膺”，也是他知音难求之叹了。可是，即便他与贺知章同代，得到了贺的赞赏、推举又能怎么样呢？李白得到了贺知章“谪仙”的赞举，得到过供奉翰林的一时荣耀，到头来还不是照样恓惶悲凉？“势轧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见与扶持。”（《庙庭偃松诗》）刘禹锡希望能有高情之人，见危难而伸出援手，好心扶持，他也只能够借物喻人，吟咏一回罢了。他在此诗的序中说侍中后阁小松“不待年而偃”，虽有“烝相晋公为赋诗，美其犹龙蛇，然植于高檐乔木间，上嵌旁轧，盘蹙倾亚，似不得天和者。公以遂物性为意，乃加怜焉，命畚土以壮其趾，使无欹，索綯以牵其干，使不仆。舆漱之余以润之，顾盼之晖以照之，发于仁心，感召和气，无复夭阙，坐能敷舒。”这就把诗人的用意说得更明白更直接了，刘禹锡是以遂物性为宗旨的。遂物性，发仁心，古往今来，诗人智者多所呼唤，可惜伐性之斤斧比诗哲的呼唤来得更无情，更残酷，那似乎是不可抵御的。
有遂物性叹知音的情怀，刘禹锡的不平之气自然也是强烈的，他的一些诗句，绝不可简单地看作是发发牢骚。他的《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是贬连州刺史，在道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后所作。诗句含涉讥忿，执政不悦，又贬播州。柳宗元以为播州僻远，非人所居，刘禹锡有高堂老母，愿以自己所贬柳州与刘禹锡调换；大臣们以至宰相裴度也为刘禹锡求情，刘禹锡才改为贬连州。距前诗十四年后，刘禹锡复为主客郎中，再游玄都观，观内“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这真是人非而物亦非了。刘禹锡赋诗《再游玄都观》记慨：“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权近闻者，更为鄙薄之。刘禹锡是万劫不复了。良知不泯的诗人，他是不会屈从于权要，专门献上谀诗颂词的。他纵然在诗中偶尔挟带了一己私愤，他触及的总是普遍性痼疾，朝向终极真理。玄都观里的桃树，记下的难道不是政要更替世情人性吗？
刘禹锡与柳宗元一同参与王叔文改革，一起坐贬，柳宗元还曾经行大义要与刘禹锡调换贬地，刘禹锡与柳宗元唱和的诗却极少，远远无法与白居易相比。大概，柳宗元的凄苦难以与刘禹锡较为达观的性格唱和吧。刘禹锡与柳宗元相关的诗，有几首都是写在柳宗元逝后的，《重至衡阳伤柳仪曹》，是一首吊亡诗。刘禹锡在小引中写道：“元和乙未岁，与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后五年，余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没入南中，故赋诗以投吊。”不读诗，只读小引，便伤怀满纸，不胜今昔了。读过这首诗，再读柳宗元在世时刘禹锡写的《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时光仿佛倒流回去了，哀猿长啼，回雁目尽，愁肠无限，别意绵绵，刘禹锡不是那个与白居易酬唱的刘禹锡了，他少了闲适，多了哀愁。他的“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杨柳枝词九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没有来由的空话了。
像他的好朋友白居易会因歌女舞姬引发情怀一样，刘禹锡也写过《泰娘歌》这样的诗。“舞学惊鸿水榭春，歌传上客蘭堂暮。”“低鬟缓视抱明月，纤指破拨生胡风。”华赡浏亮的诗句，让人想起白居易的《琵琶引》，但总体看却不如白居易的那首名诗。虽然诗中也有“山城少人江水碧，断雁哀猿风雨久”，“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的断肠哀怨，然而总不能与“座中泣下谁为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相比，是刘禹锡没有把自己的身世遭逢摆进去吗？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刘禹锡是长于把自身的感慨叹惋与兴亡盛衰之感联系起来的，他本是主观性极强的诗人。
太客观冷静的人大概是做不了诗人的。刘禹锡的《鹤叹二首》，“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显然是借鹤喻人，叹鹤亦即叹人了。《蜀先主庙》“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物是人非人感、兴亡盛衰之叹溢于言表，谁都不会把它们当作寻常的叙事写景之作来读的。《乌衣巷》与《石头城》是刘禹锡的七绝名篇，众多绝句选本都会选入，选家的眼光往往是很敏锐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故国夜潮，空城旧月，无限沧桑，岂一个寂寞能够了得。
刘禹锡绝不是单色调的诗人，刘禹锡的丰富性远在同代诸多诗人之上。他没有柳宗元那么多散文名篇，也不像柳宗元那样参与过唐代古文运动，他的文学史地位自不如柳宗元高。但是单单论诗，不仅数量上他远远地超过了柳宗元，他的诗篇的色彩也较柳宗元远为斑斓多彩，蓊郁葱翠。只是他与白乐天、令狐相公等人唱和应酬的诗太多，影响了他的整体浓度和份量。在他长篇累牍的唱和之后，读到《哭庞京兆》中“今朝繐帐哭君处，前日见铺歌舞筵”这样的诗句，心头便会为之一颤，那种生死契阔、人情冷暖的抒发会深深把人打动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也令人感发，刘禹锡昂扬乐观的一面如白鹤亮羽，陡然一振。
即便在唱和应答那种极易流于庸常俗套的诗中，刘禹锡也常常会有名篇佳句，为此类诗增色不少。“旧来词客多无位，金紫同游谁得知。”（《酬乐天见贴贺金紫之什》）就不是一般的吐露不平。“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便有了生命流程的况味。“时来未觉权为崇，贵了方知退是荣。”（《和僕射牛相公寓言二首》）则是时世艰难的觉悟。“沈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此诗一出，即成警句，道出了世间万物的更替至理，坚定而又乐观，有理想的色彩在，气势雄壮，是大胸怀大手笔才能出来的诗句。刘禹锡当得起大诗人之称了，白居易称之为“诗豪”，不为过誉。
谪居偏远时，刘禹锡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遂步先贤遗踪，倚声作《竹枝辞》，武陵人悉歌之。刘禹锡的竹枝词可看作唐代的新民歌，也是极好的绝句。“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刘禹锡是有意改革，独创此格的。“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平易清新，却不流于直白浅露。当代新诗作者走向浅直和晦奥两端，当从刘禹锡的竹枝词中取得借鉴，看新诗到底该如何发展，才会走向成熟。新诗革命走过的道路，实在需要好好回顾一下，总结一下，不能只囿于圈子内的孤芳自赏了。
刘禹锡的《浪淘沙九首》，“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仍然是他作竹枝词的流韵余响，看似寻常得来，却正如淘金一般，是吹尽狂沙的结果。他倚吴声，作《三阁词四首》，“贵人三阁上，日晏未梳头。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描摹少妇情态，是细致入微的体察，委婉有致；大诗人写小诗，游刃有余，愈显出了几分从容优雅。“诗豪”令人想到了“诗仙”，把李白的一些此类小诗想起来了。刘禹锡的七言歌行、七言绝句确有李白之风。他的《九华山歌》、《平齐行二首》、《伤秦姝行》等诗也是豪气满纸的。“奇峰一见惊魂魄，意想洪罏始开辟”（《九华山歌》），“青门大道属东尘，共待葳蕤翠华举”（《平齐行二首》），不是有李白遗韵吗？只是刘禹锡未生于盛唐，盛唐的诗歌气象已经远去了。中晚唐的诗歌像这个朝代的政体国体一样，复兴很难了。刘禹锡生得晚了。他自叹不能与贺知章同代，是因为没有被贺知章像发现“诗仙”那样发现他吗？白居易称其为“诗豪”，终未得到普遍共认，在刘在白，都是遗憾。
2014年9月7日
（本文选自作者的《李白的选择》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