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媛
据南方周末报道，今年以来，浙江桐乡实行积分制管理。先是在乡村，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事项，分为“加分”和“扣分”两个部分。得分超过100分的，可以兑换卡券、服务，享受相关优惠政策。随后扩展到城市，将个人积分与全域秀美、金融惠民、个人诚信、先进评比挂钩，形成了一张更大的“积分网”。
“积分制”并非桐乡首创，近年来全国一些中小城市陆续有过尝试和探索。今年7月份，农业农村部发文要求在全国推广实施。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积分制”旨在搭建一个量化评价体系，激活基层活力，让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破解基层政府号召力不强的困境。尽管中央层面强调要尊重村民的意愿，不搞一刀切和强制摊派，但地方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做法，还是引起了不少担忧和争议。
其中最大争议莫过于，如何来设置积分的内容，由谁来界定加分、扣分的标准。这让人想起前一阵子关于苏州“文明码”的争论。公众之所以普遍对“文明码”不感兴趣，其中一点在于文明的标准很难量化，在标准不清晰、难以保障科学的基础上，由政府来打分评判自然有失公允。
目前来看，积分制也遇到同样的尴尬。虽然政策规定，积分的主要内容、评分标准、运行程序等环节交由群众商定，也就是说，积分项目的清单由村民自己说了算，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里面难免少不了政府的干预和引导。比如，桐乡当地村干部坦承，“最终成为加分和扣分项目的，主要是一些村干部平时很难管理的‘地带’”。很多村都标明，家庭成员参与无理上访、越级上访、妨碍公务的，轻则扣10分，重则“一票否决”。这样一刀切的规定，很难说里面没有政府层面的影响。
这就不免让人担心，地方政府会不会为了维稳的需要，假借积分制的名目，将所有争取合法权益而上访的人，都视为胡搅蛮缠的刁民，把他们排除在游戏规则之外，加剧他们的边缘化？本来由村民主导设计的村规民约，会不会演变成政府用来约束民众的行为指南——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加分，凡是政府反对的，就扣分？这样一来，公权会不会有过度管理、介入民众私人领域的嫌疑？
当然，无论是中央政策，还是地方政府，都强调积分制项目是民众自愿参加，自主管理，不搞强制摊派。理论上，如果个人不认同积分的项目内容和评判标准，大可以袖手旁观、置身事外。但积分制之所以调动基层的广泛参与，除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和无形的集体压力外，更大的吸引力，还是在于政府允诺的一系列物质奖励和实惠好处。小到一碗10元钱的面条，大到子女的入学机会、老人的养老服务等。比如报道中，桐乡就将积分跟子女入学挂钩，官员兴奋地表示，“城市的新居民为了能够在当地公办学校上学，很乐意参加”。
也就是说，这些积分不仅仅是简单的小恩小惠，还可能决定了个人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的优先级。个人虽然踊跃参与，但里面不乏有被绑架的成分。比起激励，这更像是通过积分及其对应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而这些社会资源，本来就是政府需要兜底保障的内容，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拿本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当成积分的奖励选项，这不是制度的创新，而是法治的倒退，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积分制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创新手段，很多地方对此寄以厚望，期待“小积分”解决大问题，破解基层治理多年的疑难杂症，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然而，将所有复杂的问题、文明的程度予以量化计分，通过与奖惩挂钩来予以纠正，恐怕是一个天真的幻想。
且不说很难有人能够制定出一个完美的评分标准，道德的进步，从来不是靠简单的量化打分和奖惩利诱就能实现的。村民会为了一时的小利来改善自己的行为，但这种外部的刺激，很难转变成内心的情感认同和自觉的行为习惯。一旦外界刺激停止，个人很可能恢复如常，前功尽弃。更有甚者，持续不断的物质激励，可能会助长一种“功利性文明”，为了一点点的实惠和小利，举报成风，骂战不断，让基层原本脆弱的人际关系雪上加霜。
因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要注意好权力的尺度和边界，不能操之过急、越俎代庖，更不能将“积分制”当作化解基层治理顽疾的万能法宝。如果积分网覆盖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要被量化打分，如果每个人要靠积分才能获得基本的公共福利，很难想象这样的社会有任何活力可言。其实，严重的社会治安和道德问题，自有法律法规来惩戒。对于一般性的道德问题，更多要靠“慢火细调”的教化功夫，靠真正培养起基层的自治能力和自治精神来化解。比起简单的量化管理，这更考验地方上的耐心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