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报道 （文/李铮）
“小伙子，加个微信，方便联系。”以这样的方式，与85岁的志愿军老兵王成信相识，记者惊喜而敬佩。身体硬朗、思维敏捷的王成信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几十万志愿军烈士长眠在朝鲜，就是为了祖国繁荣富强。今天国家强大了，我这老头儿也不能落伍，要跟上国家的步伐，在心里把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战友唠唠。”
身边备了两箱手榴弹
1950年，15岁的王成信离开家乡辽宁瓦房店辽南建国学院到东北军区通讯学校学习收发电报。学了半年，朝鲜前线各部队急需报务员。王成信和其他九名战友被分配到了第39军。
“背着一件行李、一个水壶和一个干粮袋，就跟着去了朝鲜。”王成信说，他们都是15岁到18岁的新兵蛋子，到达朝鲜的落脚点后就被通知自己找部队。“因为每天前线部队都在运动作战，不知道部队在哪儿，只能自己找。”
机灵的年轻人来到了志愿军粮站，在那儿堵到了第39军的运粮车。
“位置是知道了，但运粮的士兵说：‘车里拉的都是粮食，没有坐人的地方。80公里，走两天就到了。’”王成信说，他们就用两个脚板走了两天，走到军部时，脚上全是水泡。
之后，王成信被分配到第39军117师任见习报务员。“老兵们都非常疲劳。我们两个新报务员就承担了师部全部的报务工作。”王成信说，“军里和师里互相发送的电报，我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每天除了值班就是睡觉，吃饭都坐在坑道里的岗位上。”
王成信说，他虽然在师部电台工作，也备了两箱手榴弹，一支转盘枪，一支长梭卡宾枪，几百发子弹。首长部署，敌人来了先打空中伞兵，不让他们活着下来。如果下来还有活的，继续用手榴弹打。每个人都写了保证书，坚决战斗到底。
资料图片：王成信旧照。（受访者供图）
每天抄收新华社电稿
“在朝鲜，战士们最头疼的就是美军飞机太猖狂。什么‘油桃子’（F-84）、‘黑寡妇’（P-61）、‘佩刀’（F-86），见人、见车、见牲口就扫射，放燃烧弹。铁路、桥梁、机场、仓库等重要目标，他们都用B-29轰炸机轰炸。”回忆起在坑道躲飞机的日子，王成信说，“战士们就盼着有飞机，在天上和美国人干。”
作为师部报务员，王成信每天都抄收新华社电稿，一方面提高自己的报务水平，另外也把重要的消息译出，供其他同志阅读。
“河南豫剧演员常香玉捐15亿元（旧版人民币），给志愿军购买了一架飞机。”当王成信从新华社电稿中译出这条消息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喊着告诉战友们。
王成信说：“大家都特别振奋，高呼：‘毛主席共产党真了不起！现在国内都给我们捐飞机了！’”
国内不仅捐来了飞机、大炮、坦克，听说志愿军战士吃不上饭，祖国人民也想尽了办法。
“现在想起炒面，还是那么香。”王成信说，“炒面有芝麻、花生仁、糖，用水就能送到肚子里。没水，抓把雪也可以送下去。吃饱肚子就能打敌人。”
国内学生给志愿军战士写的信、邮寄的照片也给了他们强大的精神动力。看着男孩、女孩抱着和平鸽的合影，战士们都说：“我们在前方受多少苦，看到这些都乐了。就为这两个小孩，咱们牺牲了都值。”
为牺牲战友寄出家书
抚摸着自己的抗美援朝纪念章，王成信说，这应该给牺牲的战友们。
志愿军战士不怕死，但新式武器的使用是我们的短板。苏联喀秋莎大炮的杀伤特点是前后散布面长、左右散布面窄。所以，攻山头时，师团干部一再要求冲锋部队要埋伏在山脚，切忌不能在半山腰。但连排干部和士兵杀敌心切，都尽量往上隐蔽。结果喀秋莎发射时，误伤了不少自己的战士。
“师首长当年自己中弹时都一声没吭，但看着误伤的新兵，他们又骂又哭。”王成信说。
每每回想起牺牲在朝鲜的战友，那一封封家书让王成信印象最深刻。每名志愿军战士衣领上都写着血型供紧急输血用，而上衣兜盖上都写着家乡，父亲母亲的地址，都有一封家书。
“战士受伤从战场上下来，没有别的要求，但都会托人把这封报平安的信寄回家去。”王成信说，一次抬担架的人叫住他说，小同志，把这位担架上战友的信给邮了，但抬担架的人没走出几步，担架上那年轻的生命就没气了。
“我依然把那封信寄了出去，我想那是战友最后的愿望。”王成信说。
资料图片：王成信近照。（杨青 摄）
【人物简介】
王成信，1935年2月出生，辽宁省瓦房店人。1950年9月参加东北军区通讯学校任学员，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历任学员、排长、通讯参谋、连长、营长和通讯处长、工程师等职务，享受团级待遇。获得过抗美援朝纪念章两枚和朝鲜人民军奖章一枚。
【延伸阅读】志愿军通信兵荣凤岐：“人在电台在，炸了就一块死”
10月15日报道 （文/李铮）
从弱冠书生到阳刚青年，荣凤岐在朝鲜度过了19岁到25岁的6年时光。“去的时候是学生兵、新兵蛋子，回来的时候是技术骨干、坚强的战士。”荣凤岐说，“战火洗礼的成人礼是我一生的财富。”
抄电报的手拿起大铁锤
1951年9月，正在读中学的荣凤岐响应“青年积极参军参战”的号召，从家乡辽宁兴城中学入伍，来到抚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通信学校学习。1952年10月因战争需要，荣凤岐提前毕业被分配到16军通信技术大队，并于12月入朝参战。
入朝头三个月，通信兵干起了工程兵的活儿。荣凤岐所在的16军32师驻守朝鲜西海岸，任务就是反空降、反登陆，把海岸守好。“要防止敌人登陆必须构筑以坑道为支撑点的坚固防御工事。”荣凤岐介绍，“我们无线电排也组成了一个坑道班，我当班长，昼夜不停地干”。
于是，一双双抄收电报的灵巧的手，拿起了大锤铁锹，搬起了石头泥土，点起了雷管炸药。荣凤岐说：“炸开的石头泥土，就要用锹铲脚踹，手搬车拉，没几天裤腿就都磨没了，大家开玩笑说，冬天穿上了短裤衩。”
繁重的工程任务开始让学生兵吃不消了。荣凤岐脖子上长了疖子，疼痛难忍，总流脓水。
经过全体志愿军近半年的苦干，朝鲜境内的坑道连接东西海岸和一线阵地，成为坚固的防御体系。荣凤岐说：“我们在朝鲜东西海岸筑起了炸不毁、打不透的坑道，让美军胆怯了，不敢来了。”
荣凤岐军装照（受访者供图）
从学生兵到通信骨干
刚到朝鲜时，荣凤岐仅仅是一个入伍15个月的学生兵。入朝第八天，三颗炸弹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荣凤岐说：“那天刚下班准备睡觉，敌机就投下了三颗炸弹。房间的蜡烛灭了，窗帘掉了。我一个新兵，特别紧张。”战友们第二天早上出去一看，炸弹落在了300多米开外的地方，炸倒了一片树。“经历这次轰炸后，胆子好像一下子变大了。大家都互相说，美国飞机也不过如此。”
1953年夏季反击战，16军奉命向前线急行军。6月是朝鲜的雨季，天天下雨，通信排的装备都需要马拉着过河。荣凤岐说：“我就在马的两侧保护着装备，人两次倒在了河里，但装备完好无损地到达了阵地。”
通信兵抄收电报是看家本领。入朝之前只有学习经历没有实战经验的荣凤岐，也是在挫折中开始成长的。“刚开始独立值班时，不到100个字的电报，抄了40分钟，字码掉得稀里糊涂。”于是荣凤岐反复地练、拼命地背，并创新使用分段拍发的办法，终于一步步成长为业务骨干。1956年时，他已经是32师通信分队教导排排长，开始培养新的骨干了。
荣凤岐近照（受访者供图）
“部队的神经，首长的耳目”
从1953年3月打坑道任务结束开始电台值班，到7月27日签订停战协定，荣凤岐执行了两次引以为傲的重要任务，他说：“那时候来了艰巨的任务，大家都争着去，都觉得把最难的任务交给自己是组织的信任，光荣！”
1953年4月，师里要派3名报务员带一部电台去师前方指挥部执行任务，荣凤岐光荣在列。“去的时候遇到了敌机轰炸，还算顺利。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有一次电台出现故障，需要回师部修理，遇到了大麻烦。”荣凤岐说，他抱着电台坐在车里，山路崎岖不平，因为怕遭遇敌机，也不敢开灯。但还是被美国的飞机发现了。
听到空袭警报，同车的电话兵可以抱着电话机到隐蔽地方，但荣凤岐怀里的电台太重转移不了。“我就抱着电台在车里守着，当时就想，人在机器在，炸了就一块死。”荣凤岐说，幸运的是敌人投弹炸到了别的地方，他这个地方没挨炸，电台保住了。
1953年7月2日，停战谈判到了关键时刻。32师接到任务，派8名报务员带两部电台到距离三八线十公里的高岩山坑道执行通信任务。“8人名单没有我，特别难受，我就反复找领导请战。讲自己的决心、讲业务能力，最终说服了领导。”
在高岩山坑道的25天是距离胜利越来越近的25天。荣凤岐和战友们没日没夜地工作，高度紧张地抄收每一个字码、每一份电报。荣凤岐说：“通信兵虽然不扛枪，但我们是部队的神经，是首长的耳目。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指和耳朵顶上他几个团、几个师。”
【人物简介】
荣凤岐，1933年12月出生。1952年12月随16军32师通信连无线电排入朝作战，任报务员。1958年随部队回国。1971年12月任48师（原32师改称）司令部通信科科长，1978年9月转业到辽宁省电子计算机学校（2000年并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1963年晋升上尉军衔。
【延伸阅读】志愿军老战士李昌言：首战端掉美军加强团指挥部
10月15日报道 （文/白涌泉）
深入敌后插入敌人心脏，侦察敌情、伺机而动……这是朝鲜战场上一支来自中国的“特种部队”。
1950年11月，在朝鲜战场上著名的新兴里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全歼美陆军最精锐部队——第7机械化步兵师加强团31团（号称“北极熊团”），并缴获其团旗。其中，27军中有一支“特种部队”，入朝首次作战就端掉了“北极熊团”的指挥部。志愿军老兵李昌言就来自这支部队。
运用“三角战术”提升战力
“我们没见过帐篷，就知道那是个篷子。”回忆起70年前的那场战斗，李昌言坐在家中的床上向记者讲述起那个夜晚。尽管今年已有92岁的高龄，但他仍思路清晰，记忆犹新。
1950年9月，正在上海驻扎的李昌言跟随部队北上。11月，部队进入朝鲜咸兴。入朝第3天，22岁的李昌言被任命为第27军80师239团2营4连连长。
“在咸兴北道新兴里地区休整待命时，团首长和营首长来到4连，询问我是否准备好打仗。”李昌言说，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营长从图桶中拿出地图，铺在地上，用红蓝铅笔指向一个点。“营长告诉我们，我们所在位置向前10里有敌人，但不清楚是李承晚的部队还是美军。”李昌言说，营长命令4连边侦察边前进，根据情况歼灭敌人，并掩护兄弟部队渡过右侧的丰流里江。
“接到命令后，我和指导员随即研究任务并进行了分工，我带1排和2排从山坡左侧前进，指导员带3排从右侧和我们相距30米并排前进。”李昌言说，刚出发不久，1排1班长报告说前方发现一个篷子，里面有灯光。
李昌言命令一排立即包围敌人，但这时一名战士不小心踩到了敌人扔掉的空罐头盒上，发出的声音惊动了敌人。战士们随即开火，帐篷里的8个美军阵亡4人，2个负伤，2个投降。李昌言随后派2名战士将战俘送往营部，让上级了解情况。
就在4连继续前进时，敌人的多枚照明弹突然升空，一刹那黑夜犹如白昼。李昌言接到3排长报告，前方又发现几栋房子。在李昌言下令夺取房子后，双方随即发生了激战。
“我们运用‘三角战术’：3个人一组形成一个三角队形向前冲，分散敌人攻击，减少伤亡。三排一个急冲锋，占领了那几栋房子，俘虏敌人十余名。”李昌言说。
端掉这几栋房子后，4连的战士们发现每间屋中都有电话、报话机，墙上还挂满了作战地图，桌上摆着作战文书。后来4连的战士们才得知，他们端掉的是“北极熊团”的指挥部。
李昌言年轻时军装照（受访者供图）
“尖刀”部队插入敌人心脏
4连端掉指挥所后，并没有停止脚步，继续前进时，他们发现了美军停炮场。“我带领战士们一鼓作气突入停炮场，捣毁敌炮兵营指挥所，俘虏40余名敌人，缴获12门榴弹炮。”李昌言说。
从傍晚出发，李昌言带领4连边走边打了近10个小时。就在4连准备继续前进时，营参谋长带着撤退的命令追上了4连。“参谋长告诉我，只要看到红、绿两发信号弹就回撤。”李昌言回忆，就在接到命令的几分钟后，他们就看到了信号弹。
入朝后的第一次战斗，4连以牺牲2人、伤1人的代价，歼灭美军40多人，俘虏50余人。战后，4连被授予“新兴里战斗模范连”称号，李昌言荣立二等功。
新兴里战斗刚刚结束，李昌言又接到上级指示，要求4连担任“尖刀穿插连”，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并接应兄弟部队，全力攻打敌人。按时到达目的地后，李昌言率领4连战士艰苦作战两天两夜，击退敌人的三次进攻，终于顽强地守住了阵地，保证了其他部队的顺利进攻。
1951年5月，4连到达了前线附近的734高地。这是位于朝鲜三八线附近一座并不起眼的山头，和它西南面的上甘岭遥相呼应。
由于我军占据734高地这个居高临下的制高点，这对敌人非常不利。因此，敌人在白天借助飞机炮火的支援将制高点抢了过去，而到了夜晚，27军的战士又将它夺了回来。为了争夺制高点，大大小小的战斗打了多少次数也数不清。
采访中，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李昌言说到自己部队的番号时，声音高亢洪亮：“我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80师239团2营4连。”而他声调最为低沉的一句话是：“我的那些战友现在都不在了。”
李昌言近照（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李昌言，1928年生，山东荣成人。1944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1月至1952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其间，入朝首次作战就端掉美军第7机械化步兵师加强团指挥部。战后，李昌言所在连被授予“新兴里战斗模范连”，李昌言荣获二等功。
【延伸阅读】志愿军老战士薛广文：两次赴朝 亲历反细菌战
10月14日报道（文/李宇佳）
如果没有战争，如今年逾九旬的薛广文老人也许会跟大部分普通人一样，经历着专心求学、顺利工作、安稳成家的平凡人生。而历史的车轮却从来不会行进在“如果”之上，这也注定了薛广文与众不同的人生。
“我17岁即将从卫校毕业的时候，还没想过要当兵，也没想过两次奔赴朝鲜战场，当兵后也没想过能活着回来。”薛广文老人感慨道。
“我是个医务兵，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位朴实的山东老人说。
树枝铺木板就是“手术台”
1950年10月25日，时任第38军警卫营卫生所调剂员的薛广文随部队从吉林省辑安市（今集安市）出发，奉命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与集安隔江相望就是朝鲜的满浦市，而此时的满浦，早已是一片火海。“房子全没了，死人到处都是，有时候就在我们的脚边。”薛广文摇头叹息道。
就在这一片废墟和尸体之中，年轻的薛广文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朝鲜婴儿。
“当时看到有个婴儿趴在大人身上，仔细一看发现大人已经死了，而婴儿还活着。”薛广文便立即把婴儿从尸体上抱在了自己怀里。“我记得那个婴儿也就1岁多，”薛广文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比画着，“身上还穿着对襟系带的朝鲜族小衣服。”由于还要负重赶路，再加上薛广文是个年轻小伙子，不方便带着婴儿行军。于是，薛广文捡到的这个婴儿就被警卫营政治部宣传队的女战士们接手了。
入朝后，被分配在警卫营卫生所的薛广文和护士们相互配合，对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进行包扎处理，为了便于后期救治，还需要将伤员按伤势轻重情况做区分。
“轻伤系白布条，中等程度就系黑布条，重伤就要系红布条了，然后安排担架队赶紧转运到能做手术的地方。”老人回忆说。
在前方战事吃紧时，部队也会立即组织手术抢救伤员，而手术条件异常简陋。“当时在一个山洞里，四周挂上白布围成的帐篷就算手术室，一块木板底下铺上树枝，旁边再放一些消毒的器械，这就是手术台了。”薛广文说。
资料图片：1949年薛广文（居中者）与战友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边“抓虫子”边学习防疫
1951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终于迫使美国接受停战谈判。同年11月，薛广文被调到医干大队回国进行学习。就在薛广文回国学习期间，不甘于停战谈判的美国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细菌战，残害中朝军民、削弱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
1952年6月，在医干大队培训结束的薛广文作为防疫队成员，再次返回朝鲜，从事阵地防疫工作。反细菌战正式打响。
“防疫队也就60人左右。虽然经过了培训，但是防疫工作还涉及动物学和昆虫学，到了朝鲜就请上海医科大学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课，边学习边实践。”薛广文说。
“实践”的一大部分内容就是“抓虫子”。薛广文他们每人分到一个玻璃瓶和一只镊子，只要有敌军飞机投弹，就要立刻到现场查找，如果发现可疑生物如昆虫，就要立刻抓到玻璃瓶里，送往化验室。志愿军队伍的反细菌战就在这样简陋又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着。
医务兵也经历战场生死
尽管从事防疫工作，但在朝鲜战场，薛广文同样也面临着生死考验。空中时常盘旋扫射的敌机，成为没有制空力量的志愿军战士们最大的障碍。
一天早晨，薛广文和当时防疫队的罗队长一起提前出发，前去阵地附近考察防疫场所。
“大概是凌晨3点左右出发的，一直走到了清川江大桥。刚过桥没多久就来了一拨又一拨的飞机把桥给炸断了。”薛广文回忆说，“而且当时天已大亮，我们只好在旁边山坡的防空洞里进行隐蔽。”
防空洞也就六七平方米，薛广文他们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躲着20多个朝鲜老百姓，其中还有几个孩子。在洞里隐蔽整整一天后，傍晚时分，薛广文和战友继续赶路。没走出多远，敌机又杀了个回马枪，开始了新一轮的轰炸。“当时路旁边是稻田沟，堵头处有两块木板，罗队长离得近就躲在木板之间，我离得远只好趴在地上。”薛广文仔细回忆着。
等到轰炸结束，薛广文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后脚跟处有些热热的。他回头一看，发现鞋后跟已经被炮弹穿透。“不过万幸，我的脚只被烫了一下，没有大碍。”
而他的战友罗队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喊他没有回应，走近一看，发现他被炮弹击中，当场就牺牲了。”薛广文借着被炮弹炸出的坑将战友安葬，并用散落在地上的一个炮弹箱板子做了标记。
资料图片：薛广文近照。（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薛广文，山东人，1930年1月出生。1945年7月考入长春市满慈医院创办的护士学校，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经历解放战争。1950年10月、1952年6月两次赴朝鲜战场，1953年8月回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主要从事阵地防疫、救治伤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