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刘宋政权的建立者，宋武帝刘裕其实算得上是一位开明之君。他吸取前朝士族乱政的教训，抑制兼并，整顿吏治，重用寒士，废除苛法。可以说，所谓“定乱代兴”，是史学家对他最为中肯的评价。
但可惜的是，因为他对待东晋皇室血腥的屠杀政策，这位开国之主的历史形象，也不免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刘裕到底为何会这么做呢？
事实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的一点是，对前代皇族尤其是男性皇族子弟斩草除根，其实本就是新兴政权最为常见的处理手段，简称“基操勿六”。
而我们之所以会对刘裕大肆杀戮司马氏感到介怀，是因为刘裕的几位前任的“反常规操作”。
在讨论古代朝代更迭时，有一个词汇经常出现，那就是“禅让”，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制度或现象体现了一种极为开明和超前的制度理念。
比如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许多读书人心中，禅让可以说体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政治道德。但现实世界往往不会如书生们描绘的理想世界那么完美。
先不说尚无信史可考的上古时代，就是清代乾隆皇帝禅让嘉庆，这种父子间的继承，就充满了各种狗屁倒灶和盘扯不清的糊涂账。而那些异姓之间的禅让，就更是一地鸡毛。
比如曹魏代汉、司马篡魏，都曾经高举“禅让”大旗。但实际上，无论是曹丕还是司马炎，都只是将这种禅让当做一场政治秀，用来减少心向前朝者的抵抗意志。
唯一值得夸耀的是，在这两次政治秀结束后，作为工具人的前朝皇帝和他们的亲族，大都还能体体面面的安然收场，得到难得的善终，甚至物质待遇方面还挺不错。
汉献帝刘协，在退位后被封为山阳县公，不仅得以保留天子仪仗，他的两个女儿还嫁给了曹丕为妃。而曹魏末代帝王曹奂，退位后同样被允许继续“使天子旌旗，行曹魏正朔”，他的封地陈留国还历经两晋、刘宋，南齐共二百余年。
可以说，在众多末代帝王中，这两人的结局都算得上幸运。但事情的残酷之处在于，这两人能够保留下性命，却只是历史中罕有的特例。
掌握东晋军政大权后，刘裕并没有将这种“好传统”发扬下去的打算。相反，他选择了更加直接和血腥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前朝的遗留问题。他先是缢杀了自己的老领导晋安帝，几年后，又将已然退位给他的司马德文处死。
相传，在派侍卫直接下手之前，他曾经派手下大臣偷偷毒杀司马德文，而这位大臣却因为心向前朝，不忍毒害故主而选择自尽。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刺激到刘裕，让他感到司马氏依旧死而不僵，这才大开杀戒，血洗司马一族。
这则并不记录于正史的记载，可能正是事情的真相——刘裕之所以要覆灭司马氏，是因为司马氏的影响力要远超前面我们所提及的两位末代帝王。
还是以魏文帝代汉为例子，当时的曹丕虽然并未称帝，但是从汉献帝到许昌至此已经有二十余年，董承、孔融、伏完，这些曾经依附或者心向献帝的士族大臣，都已经被曹操和曹丕筛了又筛，杀了又杀。
到了此时，朝中大臣已经基本成为曹家的一言堂。位列三公的贾诩、华歆、王朗，均为寒门或低等士族出身，在士族观念深厚的三国时期，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身居高位，可以说正是曹氏在战争年代破格启用，这些人才有飞黄腾达的可能。
而在外统兵的大将，如夏侯楙、夏侯尚，从姓氏可以看出，也都与曹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情况下，汉献帝即使是祖龙重生，汉武再世，也没有丝毫破局的可能。正因如此，在一切尘埃落定后，曹丕自然愿意给予汉献帝以“胜利者的宽容”。
相比之下，刘裕当时所处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刘宋政权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在它的北面，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长期虎视眈眈，那些并未归顺于他的司马氏也在时刻准备北逃，希望借助北魏的铁骑恢复司马家的“旧日荣光”。
而他的内部同样矛盾重重，试图冲破士族枷锁的寒门子弟与既得利益者们的冲突日益激烈——“冯藉世资，用相陵驾”，即使他有意利用两股力量彼此制衡，也无济于事。
高门子弟依靠门第出身，欺凌压制低阶士族和寒门子弟的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就连刘裕这位开国之主，在发迹之前都曾经因为自己出身寒微而备受打压。
在刘裕看来，那些高门大姓臣服于自己这个早年间“以卖履为业”的武夫，只是屠刀之下的无奈选择，一旦司马氏有所异动，这些异己者将会立刻成为自己所建立的王朝最大的隐患和威胁。
正是因为刘宋政权内外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存在，刘裕才会在自己年近花甲时重拾屠刀，杀害前朝故主，屠戮前朝宗室。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开了一个恶例，史学家胡三省曾评价说“自是之后，禅让之君，罕得全矣”。
